就像在以往各章节一样，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复述百日维新的艰难过程，因为这种过程的描述已经太多了，想要大略了解可以看众多的教科书，想要详知端底可看几种专门史。而且我们也不想重复维新派和顽固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老调，因为很少有政治变革中，变革的力量能占到优势。关键是谁顺应历史的潮流，谁代表进步的方向，没落的一方在开始总是力量强大的，过于强调这一点，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我们在本章所要讨论的是百日维新自身所特有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变法的发生也引向了它的夭折。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人）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政治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但又是满清王朝特殊政治结构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反弹从19世纪最后10年一直断断续续拖到清王朝覆灭，甚至成为满清灭亡的一个原因。
这种两个特殊的情况极大地改变了变法前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当然，这是中国的不幸。
一、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约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人，虽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不许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但是看来却不缺乏政治才能，在历史很少的机会里，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从舍身当第五纵队的美人西施，到幕后出谋划策的丑妇无盐，个个身手不凡。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殊氛围，有施展机会的女人多限制在有可能生活在帝王将相这种权力重心周围。她们本来只是由于美色或者出身地位而成为这些有权男人的配偶，原本的意义只是生育工具和玩弄对象，但由于特殊的政治机缘，也由手传统政治伦理中不可逾越的孝道原则，往往会使她们脱颖而出，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甚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问题是，所有有机会一窥政柄的妇人并非都是具有政治才能之辈，有些有政治野心而缺乏政治才干，有些则缺乏必要的胸襟和道德感，所以有些女主的政治实绩并不太好，因而给了属于男性世界的政治伦理以口实，理直气壮地去排斥女性。其实，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宦官、外威与女主擅权号称政治上三大祸患，但所谓女主之祸的为祸程度非但不能与前两者相比，而且比起那些男性的昏君暴君来，她们几乎个个都算是不错的统治者，也就是在她们之间有好坏贤愚之分。
不知是中国的幸运还是中国的不幸，在近代40多年里竟然有了一位女主来统治。在叶赫氏被努尔哈赤征服后二百多年，一位姓叶赫那拉的官宦小姐被当秀女选征入宫，她的入宫并非像某些野史稗闻说的那样，印证了叶赫氏遭屠戮后老族长的咒语：叶赫氏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而只是作一位清丽、乖巧的兰贵人给咸丰帝解闷消愁。
然而，年轻的咸丰帝接过的是一座疮痍满目的江山，他的屁股在龙椅上还没坐热，饥寒交迫的农民们就燃起了遍地烽火。不久，洋鬼子又趁火打劫，在广州重开战端，把两广总督叶名琛也掳到了加尔各答。焦头烂额，愁眉不展的年轻皇帝的绵绵愁怀，使善解人意的兰贵人有了用武之地，得宠的那拉氏很快怀上了咸丰唯一的龙种，小皇子一落地，兰贵人母藉子贵，高升为懿妃，次年再进为懿贵妃。九泉之下的安徽徽宁池广太道的道台大人惠征终于可以合上眼了，他的宝贝女儿成了娘娘。这个时候的那拉氏干政是谈不上的，也许曾为咸丰出过点间接的主意，也有人说她曾帮助咸丰批过奏折，不管怎么说，乱世给了那拉氏最初的政治经验。若不是世道大乱使年轻的皇帝六神无主，惶惶不安，按清朝的规矩，那拉氏是连处理政务的一般消息也不会听到的。
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给了那拉氏一个清朝所有后宫妇人都不可能得到的机会。被撵出北京“北狩”到承德的咸丰，羞愤交加，一病不起，六岁的小载淳被抱上了龙椅，肚子争气的懿贵妃被与正牌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东西并立。六岁的小皇帝离不开妈，而他妈的政治野心却起来了，拇指大动的西太后外联恭亲王奕，下靠拥兵在外的胜保，干脆利落地收拾了“赞襄政务”的权臣肃顺等八大臣，在满族亲贵的拥戴下，一开清朝未有之先例，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一向是个合乎传统标准的贵妇人，脾气绝佳而野心极小，所以实际上所谓的“太后垂帘”就只是西太后一个人的事。
西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她是实际上的末代统治者，又是传统伦理所忌讳的“女主”，所以不少野史笔记将她描写得非常不堪，既残暴又荒淫，而且思想顽固、迷信。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将一腔怨愤都发在这“老太婆”身上，污水一盆盆泼上去，西太后几乎成了集天下暴君恶妇于一身的变态狂。
晚清是乱世，而乱世是出人才的时代，晚清文臣武将，称得上是个人物的不少，可是这些满腹经伦并韬略的大男人居然都能安帖地听这位妇人的摆布，从这一点也足见此人不一般。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出逃，在犯了那样大的荒唐错误后。西方人原以为西太后不会再有威信，中央政府可能会垮台，然而，西太后逃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中央，连倡导东南互保的南方督抚也拥护她。
西太后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晚清特殊的时代，也的确很不称职。但是，她确实是一个高明的权术大师，一个很明智又很功利的政治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都很清楚政局的利害所在，总能把握住全局的要害，顺利地把握各种势力间的平衡，无师自通很纯熟地玩弄一打一拉，联甲制乙，联乙制甲的手段。祺祥政变，她搞掉了肃顺，但却十分明智的重用肃顺提拔起来的湘军诸将，给予曾国藩以空前的统辖四省的权力，让他放手剿平太平天国。她不仅利用曾左、曾李之间的矛盾，时而扬彼抑此，时而扬此抑彼，还有意扶植清流党，安抚顽固死硬派，从总体上牵制洋务派。对恭亲王奕，开始全力依靠，待发现此人有骄纵迹象，就毫不手软地罢免了他一切职务，打掉其威风后再开复一部分职务，又推出醇亲王奕譞来牵制之。满朝文武，也许只有李鸿章可以与之打上痞子腔，暗中抗衡一下。
西太后的统治特点一是善于玩弄权术，二是极其实用，极其功利，只要能解决难题，尤其眼前的难题，她并不在乎什么主张、观点，甚至什么夷变夏，夏变夷，主意只要顶用她就会采纳。其三是权力欲极强，时时抓住权力不放，从她垂帘听政那一刻开始，她从来没让大权旁落过。应该说，她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统治者，知道如何用人，也知道政局的利害。但是，她毕竟是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女人，她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戏曲来完成的。也许，别的贡献还谈不上，但对京剧的发展，西太后的确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西太后极爱听戏，对当时的名角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三胜等人均优礼有加，赏赐不吝。传说中她对京剧演员作威作福的事是根本没有的，在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堪称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京剧界对她自然也很捧场，结果是几乎所有剧目中的太后形象都是正面的。《法门寺》这出闹剧，那时却演得火爆爆，因为它不仅捧太后，连太后宠爱的太监也捧。曾任西太后身边“女官”的德龄，说西太后常常兴致勃勃地为她们讲戏曲故事，在演戏前不讲够不罢休，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太后还不肯安静；尽是絮絮不休的把戏剧上的各种习惯和轶事说给我们听。”可见其对戏剧兴趣之浓，所知之深。
也许由于这种戏曲教育的结果，西太后一方面是个爱憎与恩怨分明的人，小小的知府吴棠，只因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危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就使得日后吴棠官运亨通，越做越大，无论如何贪婪昏暴，谁参劾也不准本。庚子中，只因救驾有功，岑春煊与吴永也得到了谁也参不倒的信任。相反，对于她所谓的“负义”之人，则向来手狠心辣，珍妃已被打入冷宫，临逃亡前还不忘提出来推说井中，对骂过她的沈荩，一旦俘获，居然不顾清朝规矩当殿乱棍打死，结果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
恩怨分明也许作为一个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但是作为统治者就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嫌。加上她宠信太监，耽于享乐的种种富贵女人的积习，使得她缺乏儒家道德责任感的形象更加鲜明。如果说在她接手掌权之初还有所收敛的话，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她觉得天下已无大事，况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于是就放手享乐。为修颐和园，她先后以各种名目挪用海军经费达一千余万两，从海军衙门的开办费、海军常年经费、海防捐到以海军名义借的外债，甚至舰船的修理费、工料费都加以挤占挪用。海军衙门大臣奕譞对海军事务不闻不问，却把全付心思用在修建颐和园上，以致北洋水师舰只失修，不惟兵舰无从更新，而且连舰炮也陈旧不堪。西太后死的时候，中国已是民穷财尽，但从孙殿英的挖掘看，她的陪葬之中，在清代诸帝后中堪居前列。
另一方面，她又明显地缺乏远见卓识，从未有对民族国家或者说对满清王朝的长远打算。以她功利主义的直觉，明明知道西方的强大和西方事物的优越，但在位三十多年期间，却从未接触过任何一种西学或介绍西学的书籍（她最早接触这方面的书还是在甲午之后）。明明清楚洋务派在热火朝天地搞洋务，但却从来没有现场考察过任何一种洋务事业，宁愿站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中间的位置，以便施展搞平衡收牵制之利的本领。
就这样，拉那氏成了清朝独一无二的女人。在这个把汉人的礼数讲得比汉人还要过分的朝廷里，她是唯一的一个敢于站在前台对男人的世界发号施令的女人。也许有人会提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来，孝庄也算满州巾帼中的一位强人，但是她的强是十分有限的，前有多尔衮的霸道，后有鳌拜的专权，这种局面怎么能跟那拉氏相比？议政王奕在那拉氏眼里比不上摄政王多尔衮的一个脚趾，而在肃顺之后，那拉氏的眼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权臣。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女强人，政治强人。她从不让大权旁落，却善于听取意见，对大臣的进谏，即使是十分尖刻她也不至于让人家人头落地，心爱的太监安德海被山东巡抚砍了头，她能优容。李鸿章时不时的抗命不遵，她也能退让。在晚清地方势力膨胀的情势下，她善于妥协，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让步，什么时候只能忍让。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她始终能把握政局的平衡，成功地将臌胀的地方势力限制在许可范围之内，虽然没有让犯规逾矩的地方大员丢掉吃饭的像什，但也能保证督抚的升迁调任之权控制在手里。
据说当代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实际上女人的权力才是转动世界的权力。那拉氏获得权力，是因为她是女人，而她面临的权力困惑，也因为她是女人。尽管她处理政务决断刚果，驾驭群臣游刃有余，威权孚于海内，群臣莫不出于她的擢拔。但是在男性世界里，无论从社会法则还是按政治制度，她长久地把持权力都是不合法的，在制度上她唯一的凭借就是她是母后。母后按制度应该退居后台，远离权力中心，但制度却没有规定，如母后非要站在前台，儿子将怎么处理她。
对比起庞然大物的叶赫那拉氏，可怜的光绪帝载湉只能算一个政治侏儒。他这辈子能当上皇帝纯属偶然，按道理，无论同治早死还是晚丧，与同治帝平辈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排不上的。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巧，同治十九岁就命归黄泉，身后无子，不论是死于天花还是野史所传的花柳病，总之他的突然死亡给权力中心留下了一个形式上的空白，也给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出了一个难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找出个皇帝来，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嗣皇帝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皇族近支（不如此不足以服众）；二与同治平辈（不如此就无法再以母后身份临朝）；三年龄要足够得小（不如此不好垂帘）；四要与叶赫那拉氏有血亲关系。算来算去，黄带子里符合条件的只醇亲王之子载湉一个而已。于是那拉氏力排众议，几乎没有在乎初丧亲子的悲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岁的小载湉抱入了皇宫。
那拉氏的小算盘无论在当时还在以后都让人看得很清楚，“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则已可以重执大权，且得其母为己之妹，则他日帝虽年长，亦可使之恭顺以从己之意也。”清末名士罗悖屘也说：“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同治）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两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算盘珠虽然拨好了，但这样一来自己的亲儿子就无嗣了，在宗法制度里，这是男人的大不幸，一般百姓尚且在意，何况同治身为九五之尊，然而，旨意来自他亲生母亲，谁又能奈其何呢？
四岁的小载湉被糊糊涂涂地抱到龙椅上，这是他的幸运，更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本来没份的他当了皇帝，这在传统时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殊荣、地位和光辉。不幸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社会生活从此就隐在了一个女强人的阴影里，他不仅失去了童年的欢乐，而且失去了作一个正常人的权利，甚至连像以往帝王那样行使自己意志的权力也被剥夺干净。相距35年的岁数居然毫无作用，光绪还是死在了那拉氏前头，死后的光绪居然也与西太后一样，被人盗墓，衣服剥光拉出棺外。
与他那名义上的母后（光绪实际上是慈禧的外甥，但必须以皇太后为母）相反，光绪是个生性懦弱的人。虽然，作为人和作为皇帝，光绪的人品相当不错，也很想有所作为，有较强的道德责任感，但他的确不算是个坚强的汉子，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就是个老实听话而且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他一生最了不起的功业就是带兵抓过毫无准备的肃顺，这位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从结婚开始，就受到西太后的控制，一生谨小慎微，对西太后亦步亦趋，小心侍奉，虽然换来了毕生的荣华尊宠，可也战战惶惶，不敢越雷池半步。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选为嗣皇帝时，居然“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显然，他当时想到不是作为皇帝“本生考”的荣耀，而是害怕从此被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因为他深知他那位“大姨姐”的厉害，更深知在皇权周围的种种险风恶波。
光绪的生父，就是这样一位过于谨慎的人，而他的生母，虽是西太后的亲妹妹，却没有西太后的半分刚气，一生只是一位安分守己的贵太太。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又在刚记事时就被抱入深宫，生长在慈禧身边，使他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男儿的阳刚之气。虽然，看在亲姐妹的份上，也出于有意培育养子的初衷，西太后对小光绪还是不错的，慈禧曾说，“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夜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这些话应该说有些是真实的，“昼夜常卧”其左右可能是真，但“亲与涤拭”恐怕就未必，“日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可能，“口授《四书》、《诗经》”则未必，因为她自己就没学全过。西太后对光绪虽然不错，但女强人的爱总有点让人受不了，往往爱得专制，爱得霸道，连她亲儿子小时候都跟她不亲，爱往东太后那里跑。所以，这种朝夕相处的“爱”，照样从小给光绪的心灵上印上了“母后”威严可怖的烙印。光绪幼年害怕雷声，少年时代仍旧惧怕打雷，常常不顾君臣体面，拱到师傅翁同龢怀里寻求庇护。一方面，西太后作为人（她是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绝非外间所传之变态狂），她希望将妹妹的孩子变为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现在无子亦无孙），因此断然割断了小光绪与亲生父母的联系，虽同居一城之内，但醇王夫妇想见亲儿子一面有如登天（无疑，这对光绪孩提的心理发育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西太后要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小皇帝，让他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成长，这种塑造即使以“爱”的形式出现，也会让人感到难受，但小光绪却只有无条件接受的份。从小拢在身，及长又为他指定她的侄女，又一位叶赫那拉氏当皇后，根本不顾及光绪是否情愿。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她又不希望这孩子变成真正的皇帝，不愿意因此而丢掉已经握了很久的印把子。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心态，西太后待小光绪既不可能像她自己所说的是一心呵护的慈母，也不像康梁亡命海外时所说的如凶暴酷虐的后娘。恩，诚然有加，威，也不会乏。尽管一入宫西太后就“特地嘱咐那几个被指定着服侍光绪的大太监，要他们必须尽力设法教导小载湉，使他知道自己的尊严。”但这种“万岁爷”的尊严在他的“皇阿爸”面前却冰消雪化，都跑到爪哇国去了。就是不用人家教育，在耳濡目染中小光绪也很快就知道了“皇阿爸”深不可测的威严，这种印象会在悄然不觉之中牢牢盘踞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想反抗“皇阿爸”。
对光绪颇有好感的张元济在变法期间他应召去见光绪，说光绪语气极温和，而面貌“殊欠刚健”。其实，光绪的性格更是“殊欠刚健”。虽然在甲午惨败，民族危机的强刺激下第一次，也最后一次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愿向西太后要求主持变法，但是其时他已经“亲政”，按清朝的制度和规矩，这本是他职责范围份内之事，况且西太后当时为严峻的情势所迫，也并非不愿意变法（当然变到何种程度另当别论），只是不情愿放权。所以光绪的勇气还是要打折扣的。我不太相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记载的在百日维新之初光绪就通过庆亲王奕勖向西太后摊牌：“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而西太后居然会杀气腾腾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这一来不符合当时的情势，光绪与慈禧远远未到关系破裂的程度；二来也不符合光绪的性格，如有如此刚性，他政变时不会呆若木鸡，一任西太后摆布，以致后来文学作品到此总愿有悖逻辑，非强加给他几句“以死抗争”的豪言壮语。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光绪一生最后一次出于本意的谕诣是这样的：“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在风声紧急几乎人人皆知将有“宫闱之变”的当头，光绪的密诏（给杨锐的）竟是如此软弱无力，而且言语絮乱，可见其内心的软弱与空虚。又据时人记载，光绪被囚于瀛台之后，“（瀛台）殿中之室均悬挂德宗（即光绪）御笔，以为纪念。然所有御笔，均托称臣全忠敬书。盖自戊戌政变，宫闱间常有责言，故德宗托名全忠，表明心迹，称臣不敢以帝自居也。”好个可怜的皇帝！
此外，光绪的政治经验也远远不如西太后，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长在深宫成于妇人之手的他，没有多少机会来磨炼自己。虽然1889年，光绪年满18岁，在名义上西太后已经“归政”，但西太后指使礼亲王世铎等人炮制的《归政条目》却仍然以法规形式让光绪的“亲裁大政”名存实亡，所有奏折，甚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用人，也仍需“请懿旨遵行。”归政仪式完后，西太后退居颐和园，但是她“身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没有最终决定权的光绪，面对的是一个烫手的烂红薯；一团乱麻式的朝政，日见困难的财政，却要面临修颐和园和准备西太后60大寿。而更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是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些难题西太后一股脑都丢给了光绪，而她将最后决策权收在怀里，隔岸观火，利用光绪有心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颐养天年”从而真正放权的心理，把大修园林殿堂不恤民生的屎盆子让光绪来顶。光绪亲政之后，身陷于繁难的具体事务中，而且比未亲政之前还多了一项“劳役”，每隔几天必须至颐和园请安，风雨不误。实际上是去请示汇报。这样一来，尽管到变法时光绪已名义上亲政近十年，但阅历和经验却没有多少长进，西太后政治经验方面的优势依旧很大，也许，这正是西太后潜意识里所希望的，她就是要让光绪什么事也做不成，还焦头烂额，从而向朝臣显示，清朝离了她不行。
大太后小皇帝的政治架构是一种失重的二元结构，对于政治运行，这种结构显然是不利的。但是，这种局面却是维新变法活动所不得不面对的，不整合好这一不合理的结构，变法的政治运行就难以成功地启动。
二、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权的继承和交接是一个大难题，它困扰着几乎每一个朝代，造成无数的逼宫、夺嫡的骨肉相残的惨剧，而且，只要掌权的先一辈一息尚存，和平交接就几乎不可能。
儒家经典《周礼》为了维护宗法封建制度，规定了“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继承制度。然而，东周以后，宗法封建制度就变得残破不全从而变形了。因此，这一制度很难再不走样的执行下去。嫡长子不再承负西周时代的大宗的意义，或者至少这种意义已经淡化。所以对他们的能力、德行诸方面的要求就突出起来，老国君的喜好也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在实际的皇位继承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局面，老皇帝在自己尚年富力强时，就预先选定太子，安排专人培养教育乃至专人辅佑（这种太子可能是嫡长子，也可能不是），往往老皇帝尚未现老相，而太子却已成年，有的甚至聚拢了一定势力。这样一来，储君与现君之间，虽然是儿子与老子的关系，也不免隐然出现权力之争。即使并无真正的冲突，双方也会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酿成骨肉相残的权力冲突。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的悲剧，是老子处理掉了儿子，也有儿子逼宫弄死老子的，如齐桓公园死别宫。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老皇帝出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死就提前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赵武灵王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而唐高祖和唐明皇则是出于无奈。清代的乾隆居然是出于他的誓言，他发誓不超过他爷爷康熙的在位年限，因此退居太上皇。
至于老皇帝死得太早而嗣君年幼无法亲理政事的情况，在清朝之前有太后临朝的惯例，在清朝则由摄政王或辅政大臣来代行“君职”。如果是太后临朝，因为这是一种非制度化行为，没有什么归政不归政的问题，除非野心极大如武则天，可以干脆作了女皇，其余的早晚会将决定权交给儿子，而所谓的摄政王和辅政本身就不是君王，除非想篡位，否则也不存在赖住权柄不放的问题。
西太后与光绪之间，从表面上看有点像清以前的汉族政权的太后临朝，但实际又不是，因为汉族政权没有什么皇帝亲政不亲政的问题，但清朝却有幼君成年(16岁)必须亲政的严格制度规定，这是满清的祖制。西太后面对长大成人的光绪，既像是临朝称制的汉家太后，又有点像当了太上皇但仍不肯放权的乾隆。此时的西太后，其心态其实与太后的身份并不相符，倒像是执政的老皇帝。亲裁政务三十几年，突然之间要交权，心有不甘其实很正常。
传统王朝每逢新老交替，总要大拆大换，改弦更张，俗称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子信任的宠臣，往往是儿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一朝大权在握总要有一班儿新人袍笏登场，一些儿新政出台。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于皇权来说那都是儿戏。如果前任已入黄泉，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没事，只是倒霉了那些没有随老皇帝于地下的宠臣们。可是如果老的还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政策被“篡改”，自己政绩被人享用，自己信任的人七零八落，这口气怎又能咽得下？如果是后来人以实力逼宫夺的权，当然也只好容忍，但对方并没有实力，全由自己把权交出去，然后再任凭后来人在自己开出的田地上折腾，叫人怎么能心甘情愿呢？西太后从1889年光绪亲政大典之后，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过，西太后是一位政治野心极强，权力欲极旺盛的女人。秉政以来她的政治才能所带来的所谓“同光中兴”的政绩，水涨船高般地煽旺了她的权力欲。为了把持权力，甚至她的亲儿子她也不放手交权。同治死后，为了能继续垂帘，她不惜让她亲儿子绝嗣，偏要立一个与儿子平辈的人当皇帝，她好接着当太后。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朝野的议论纷纷。再加上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以“不得宠于慈禧皇太后，穆宗（同治）崩，慈禧皇太后训责备至。后本已恸极，誓以身殉，遂不复食，至是崩。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一时间，居然沸沸扬扬，竟有御史借给同治后上谥号的名义，说三道四。到了给同治下葬的时候，前御史（时任吏部主事）吴可读居然“自清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以尸谏的方式表示抗议。
但是，事情涉及她能否继续掌权的“原则问题”，她半步都不让。她一面靠亲信大臣的弹压，一面靠宝廷、张之洞这些清流党的巧舌如簧，再退一步说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还是将物议压了下去。不过，通过这场风波，也让朝臣们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了西太后揽权的欲望和决心。
但是尽管如此，“凡鸟偏从未世来”，西太后毕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做女皇的魄力，她也不敢公然不让光绪亲政。太后临朝，虽然汉家朝廷习以为常，但清朝却从无先例，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她的权力没有丝毫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她一方面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一方面又要不断放出空气，好像她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再三声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学有成，即行归政。”甲午战败后，一次与光绪同在养心殿召见翁同龢，居然假惺惺地表示：“热河时，肃顺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虽然一肚皮不情愿，她还是得让光绪“大婚”，亲自为之操办“亲政大典”，然后自己无限恋栈地离开紫禁城，住进了颐和园。
尽管只是交出了处理琐碎事务的权力，她还是可以照样在奏折上批“懿旨”，但离开紫禁城和臣工奏折上出现另一个人的批语还是令她十分不快。“一日荣禄侍西后看宫内扎花，西后问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荣谓后不独扎花好，西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无限的惆怅和感慨，当着亲信荣禄随着这一声长叹！“我亦只可扎花”都发了出来。
对维新变法来说，最可悲的事是随着光绪亲政这几年的磕磕碰碰，光绪与他的“皇爸爸“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种情况是必然，只要有二元体制，就必有不和与矛盾，除非有一人是木头），在西太后眼里，光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不听话，越来越碍眼。而且，在光绪周围由于政务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一批朝臣，这些人被开始称为“帝党”。显然，这种情况是西太后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她从中依稀看到了一旦她全部失权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远景。更为令西太后难堪的是，几年归政，她满心让光绪出丑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大家都明白真正行使权力实际上是她，因此，事情办得不好，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想着坏事的缘由必定是她的牵制和掣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舆论将罪过一方面归于李鸿章，而另一方面就怪罪于她西太后，这倒是她始料未及的。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进京，她忍不住对刘发牢骚说：“我赏李鸿章内帑银二十万作军饷，言者遂谓我存银数百万，不思我存银何用？前代后妃多顾外家，我外家衣食粗足，谁不知之。”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本年生辰原饬内外诸臣不许上礼，尔何竟至过费。”当刘坤一劝她不要听信宦官的话时，“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朝中舆论对西太后贪财好货，借寿聚敛，不恤国难，大开寿庆，以及信用宦官，抑制光绪种种倒行逆施已经很不满了。不仅有御史高燮曾、安维峻的上奏，还有大批官吏的腹诽，连刘坤一也在婉劝西太后不要宠信太监（实际上等于指责她），无怪乎西太后要大光其火，不等刘把话说完就打断滔滔自我辨解。当然，这些舆论有出自开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顽固派的一方，更有那些纯然看重传统义理之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近六年的亲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的政务纠纷，一方面舆论对西太后彻底交权的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帝后也开始真正出现了矛盾的裂痕。在甲午战争期间，因军费短缺，光绪曾请西太后暂停颐和园工程；而西太后则将光绪的二妃（珍、瑾）降为贵人，还以颜色。这一切都为日后到来的变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三、帝党与后党的界线
帝后党争是晚清的一个话题，也是后来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中日甲午之战与戊戌维新必然要谈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帝党云云，后党云云，甚至开列了名单，还点出谁是魁首，谁是中坚，谁是尾巴。
这样的说法，其实来自于晚清的文人闲谈。尽管雍正帝曾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加上按语与《圣谕广训》一道下发，而后的清代诸帝也三令五申严禁朝臣与士大夫结党结社。但是，士大夫在平时饭后茶余的闲谈中，特别喜欢用××党这一说法来进行政治界限的划分。巴结鳌拜的自然叫鳌拜一党，巴结和坤的叫“和党”，靠近穆彰阿的叫“穆党”，晚清好发议论的言官与词官被称为“清流党”，然后就是“帝党”与“后党”。
士大夫在说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其“党”的含义明显带有几丝贬义，因为有“君子不党”的古训在，况且还有朝廷的明白禁令。一旦被认定为某某之党，一旦这人倒了台，还真有吃牵连的可能。所以，几乎没有人肯自承是属于什么党的。
清朝有没有朋党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结党结社是士大夫政治生活中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断不会因为皇帝的几纸禁令就安分守己，规规矩矩。正当一点有诗酒酬唱，清谈议政，不正当的就是结党营私，利用同年、同乡、同门等种种关系，形成一伙一伙的小圈子。而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周围，也不可避免地麇集一些欲借大树好乘凉的人。由于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结了（少数的诗社除外），但“党”是一种“暗”头衔，还照结不误。
平时士大夫七嘴八舌，说谁和谁是一党，原是很随意的，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双方走得比较近，或者有地缘、血缘、业缘种种关联，自然会被视为同党，有时政见相同相近，甚至有过一两次相同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同党，有时也就是有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能被视为一党。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党”与“后党”也就是士大夫眼中的这种“党”，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什么“穆党”之类是彻头彻尾的私党，而这回多少有点“公”的意思。
“帝党”与“后党”这名号的缘起是由于光绪的亲政。亲政之后的光绪，虽然没有实权，但总要处理政务，因此，必须有人襄助，原来的师傅是最容易拉来帮忙的人，通过师傅及其他的关系，渐渐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真正让“帝党”“后党”这名目叫响叫开的是甲午战争，主要是战争后期，关于战与和的分歧，才使“帝、后党”真正叫响。
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有关于战与和的纷争，然而这次意见分歧，背后却有了帝与后的意见倾向。由于坚持抵抗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而妥协求和又与西太后战争期间种种不光彩的事项（挪用海军经费、办理万寿庆典，宠信宦官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后党之称也就有了贬意。主持战事而战败，主持求和而割地赔款的李鸿章就被人们公认为后党领袖。清朝最有名的状元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表面上虽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后二党，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害的人，到了政权不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不愿意，很是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的想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像鸟出了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惟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后的背景。”这种看法，在那些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所谓的“帝、后党争”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士大夫借“党争”来指陈时事，讥讽朝政，当然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再来审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至少，我们要能做到将这些士大夫的七嘴八舌抖一抖水分。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后党”，实际上是界线非常不清晰、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仗打败了，直接指挥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辱，纷纷声援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的态度而定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进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治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的关系来的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
再说“后党”。刚毅、奕勖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在变法期间都是著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的。西太后亲信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180度大转变，转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们的态度划线显然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倾向于后，在战后，是否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以是否附合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附合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举会遭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候，翁同龢就被西太后无端撵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算是她的“党”，这样划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界限十分含混的政治区划，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政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析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