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磕磕绊绊。这种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无形的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因为儒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绝非儒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治权术、阴阳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儒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政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治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一、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变的漩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份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进京的翁同龢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感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天人，而予与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词章之士，更鲜老谋。”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梁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尔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宫衔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一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见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难以人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梁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了“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官当。其实梁启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不快而罢”呢？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需要远逊于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疱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指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入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惟招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年青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笑静胡沙”的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之的诗篇）。这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垫铺。年青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垫铺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的言却只是无所痛痒的话。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惯例就不再起作用，这种时候年青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肇于开国的时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终岁不得面陈一言。”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参劾官员的“六法”，首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稚妄比”。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浮躁”的借口参劾，丢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青的皇帝再加上年青志士（康有为不过40岁），使得一贯相信老成资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称谓流露了一般人对年青皇帝加年青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们的轻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其本身位卑职小，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由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毫无效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非常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业，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诟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一切，几乎所有提倡经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票等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臼，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袭洋务运动之故技。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张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数的有意求变的士大夫的意思。（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维新派有相通之处。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异（有歧异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在他看来，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其二“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其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其四“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病”，“时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统统都是癣疥之疾。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癣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实效”。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若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补丁传统的魔力还在于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补丁是我们概括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会追随它。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日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首先，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改武科，效行西制整顿军队，但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次，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开言路，准许臣民上书。这本是封建时代的“贤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算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的建议，以及开变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显地受了补丁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对补丁传统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没有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补丁政策在变法改革中并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还是有用的，补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妥协，改革中当然必须有妥协。但补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觉地任其泛滥，就会因此而窒息改革创制的精神，更有碍向西方的学习与引进。
与补丁传统几乎同样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面，从洋务运动的教训中，维新派得出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能枝枝节节，变革必须全体皆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学一而弃其他，则一也难成。梁启超有段话非常有名：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邱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脧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则无一效也。
这就是康有为“一变俱变”理论的阐述。这种以政治变革为纲，全面开花的变革理论，其根据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自戊戌以后，这种理论一直都很有市场，其逻辑的顺延就是近代纯理论中的“全盘西化”论。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从变器到变制再到变革思想文化，沿着唯心的路线前进，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依旧是没有多大效验。
诚然，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讲起来也很吸引人，有说服力。但是，绝大多数信奉这种理论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近代化变革不是外发行为，也不只是政府行为，它归根结蒂是要靠一个民族的自发力量，只要自发力量成长起来，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魔术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安排。一个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初固然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促发，但善良愿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将事事都安排妥帖。将西方的某种文化因素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种种扦格与冲突，让引入者觉得必须连锁性地将其他相关因素也引进来，甚至好像只有将原生地的文化环境也搬来方才适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诸方面的配套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各国近代化的速度虽然有差别，但却总是在向前走的，并没有因为种种不配套而停滞不前。只要本民族内部的自发因素膨胀起来，引进的西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会在与环境的摩擦与互动中产生变异。引入的东西，也只有出现变异，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性，原因就在这里。尽管这种种的变异会让人觉得好笑甚至难堪，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代化总会要有阵痛。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那种以官权安排变法的老套子，总想一步就将变法诸事安排妥帖，搞现在人所谓的系统变法，不致让陈旧的因素来妨害引进，妨害新法。造成事事新、面面新的局面。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结果是导致变法没有主次，抓不住要害。就是没有政变，这种变法也会走弯路，我们只要看看庚子之后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的新法就不问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