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199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而且就在百周年的当口上，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派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粗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治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掂起一只花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纂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官”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个《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在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但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仍然对八国联军四个字记忆犹新。圆明园早在八国联军来之前40年已经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但如果你现在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没有80%也有60%的人会认为那就是八国联军干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是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像的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像力上却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但是在战而胜并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的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蹿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富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挟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为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习惯，对赛金花们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样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像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钩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70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身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红火了不知多少。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70-80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扬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被人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么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愈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敢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写到这里，妻告诉我，说是有人现在要拍赛金花的电视剧了，据说还有外国投资。我已经懒得去核实了，只是希望如果这事是真的，将来再现于荧屏的，不再是“女人救国”的老调。
洋人的八股取士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我们知道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还在他们的想像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而有一些中国人安在他们头上的事情，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的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朝廷大员们当时委实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像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完了卷的统统取上。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了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上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
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入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作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曰，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她了。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作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的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说自家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于文人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想像力之外，换了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它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人了皇帝的彀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丢掉了，但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作为惩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辫子王朝的闲话
已经有好些时间了，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眼下又加上了红顶花翎盖着的清官大老爷。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这东西来开中国人的心，甚至名之日“pig tail”（猪尾巴），这尊称，曾经让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不仅荧屏上辫子王朝横空出世，连现实生活中，大清国的皇帝也下山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了次地坛庙会，发现市民在那里举行祭地仪式（实际上有官方的参与），出场的主角居然还是满人的皇帝，一干执事和随从一律顶戴花翎，如果不是围观的人个个羽绒服和皮大衣，还以为回到了前清。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于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的高明，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好像清朝的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消。
至于知识分子最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难有可称道之处，在历朝历代中，清人的文网最密，明朝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大多不过是朱元璋阿Q心理作怪，自己头上长癞，总担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狱处理的也多是热衷于拍马逢迎的乡间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狱则不同，虽然也不乏捕风捉影的案例，但对于汉族士大夫固有的夷夏之防，却一向打得“稳、准、狠”，很有点“诛心”的感觉。这样一来，清代的思想文化难免不受牵累，远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朴学的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论思想整个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守仁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虽然号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实际上却是属于明朝的，他们对满清的异族统治至死持反对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之后，相位被废，从此皇帝兼宰相之任，虽然有人帮忙（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还是会被事务和公文堆给活埋了。吃不得辛苦的朱家子孙，干脆将批阅奏章的大权交给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秉笔太监”，甚至还有像万历皇帝一样，就是不理朝政，将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员全部搁置，天天睡大觉。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懒觉、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显然那些起早贪黑的爱新觉罗子孙要招人爱得多。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构能力的国度，但从贩夫走卒到将相王孙，大家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所谓的“人治”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更重要是习俗和人们意识上的。人们制定了制度，却习惯于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被强人糟蹋。相对而言，社会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对人的约束力强一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凌驾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将宗法礼俗踩在脚下则难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软如棉，人治的传统的强固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详尽的操作规则，技术上存在着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缺陷，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不到以数字来管理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素质禀赋的人来办，往往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制度中人的个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特别对于君主来说，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对于君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机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最终的立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君主不能改变的制度。传统社会中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内，比如道统、道德、宗法礼俗等等，反过来政治制度往往还得依靠这些因素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影响，生产操作程序个人化，过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这样的文化氛围，既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评价，也影响到政治运作的本身。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大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辛苦的皇帝，的确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个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面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万马齐暗”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利都没有，在英明的乾隆看来，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己之能，彰君之恶”。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在90年前，这个王朝才寿终正寝，生在清朝的寿星，现在还有活着的。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宫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满清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90年了，其实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