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论（附蔡宗衮、朱节）
在浙中王门乃至整个阳明学派中，徐爱称得上是王阳明最为器重的弟子。究其原因，固然有同乡、妹夫以及海日翁王华的钟爱等感情上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徐爱的思想品格深得阳明的喜爱。钱德洪曾认定阳明思想有“学三变”和“教三变”之分，其中从正德三年到十四年，属于阳明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而这一时段正是以徐爱为代表的早期入门弟子倾心、传播阳明学的重要时期，亦是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学说的关键阶段。徐爱不仅趁师从阳明的机会，在以江浙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学术圈内，接引来学，宣讲王学，为阳明学派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而且还趁出知祁州之机，治世安民，发展地方经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竭尽全力。在他的身上，体现出阳明及其早期弟子在学术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通过对徐爱的思想与实践的考察［１］，可以深入探索王阳明的早中期思想以及浙中王门的早期型态。
（第一节 家世、性格与学问
一、治生之家
徐爱（１４８７—１５１７），字曰仁［２］，号横山［３］，余姚横河马堰人（现划归慈溪市）。北宋建炎年间，其先祖徐琛为参谋军事，由汴京扈从渡江，居余姚之屿墩。徐琛曾孙徐良始徙马堰。徐良孙徐原贞以孝友启家，生徐爱曾祖父徐府君。徐府君，讳廷玉，字汝询，家贫不堪冻馁，为生存而少“遂治生”，徐家由此逐渐发迹。徐府君有言：“康身、康家、康国一也，其身与家不能谋而能谋国者，吾不闻。……古之负才德而饿死者，吾亦不闻。”［４］故当时徐家除治生外，还特重才德之养成。徐府君生二子文炯、文莹，文炯即徐爱祖父。
从此之后，徐家子孙繁衍，人丁兴旺，仅徐爱就有同辈兄弟１７人。
徐爱父徐玺，字克用，号古真翁，“生而介特严正，不习淫媚。尝为吏，亦不能吏行，终亦弃吏不仕，安于贫贱”。“遇王考功伯安（阳明），与语，大悦，乃遂不复仕矣”［５］。后徐玺因子而封奉直大夫。
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徐家自徐府君开始虽家境殷实，然少有举业为官者，使得为吏多年的古真翁，对自己“不得取进士科也”而“终身憾之”［６］。因此据笔者估计，后来古真翁愿将独子（徐爱死后又添一子）徐爱“倒插”至山阴王府（详见后述），实有仰赖状元王华、进士王阳明的栽培而使独子走科举仕途之路的用意。但从另一方面说，徐爱对其先祖的治生之学，倒是一直抱有好感，直至徐府君殁后百余年，徐爱衣锦还乡，尚考幽坠，为修复其墓，还特请好友黄绾、湛若水分撰墓铭和传记［７］，从而使以“治生”起家的先祖徐府君之事迹终致昭示于子孙后代。至于徐爱本人，也许是受到徐府君的影响，其“六岁时，尝携行田间。爱有所指曰：‘吾后必得之。’（古真翁）即厉声嗔曰：‘小子即思黩货耶？’”［８］因为古真翁的心愿是想让徐爱“取进士科”，所以他对徐爱立志务农、以治生为先的志向，予以严厉谴责，是可以理解的。
徐爱在治生观上的转变，除了其父亲的教导，还有阳明对他的影响。阳明对片面的治生说素有微词，认为“许鲁斋［９］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１０］。黄直曾对此质疑道：“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阳明答曰：“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 学何贰于治生？”［１１］以讲学成圣为第一要务，是阳明的基本立场，但他并不否认治生，认为“遗生业”而死读书者是“书痴”。在阳明看来，“生业”
是基础，是讲学的基本保证。因此他强调指出：若能“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这样的治生观，与其说是对包括徐爱在内的主张以治生为先者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传统儒家治生学说的重要发展。阳明的这一思想，无疑对徐爱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徐爱之所以在徐府君死后百余年，还请黄绾为其撰写墓铭，就充分说明他是活学活用了阳明有关治生“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的思想，进而通过黄绾之笔，对先祖的治生实践给予了必要的肯定和恰当的评介。
在徐爱以后的浙中王门中，对于治生或计生，尽管有人因家庭境况优裕而不屑一顾，如季本“处家庭多阔略，既绝不治生”［１２］，可是多数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无疑与阳明、徐爱对治生的定位有密切关系。如陶奭龄说：
吾友静虚王子，少慕道不问生计，家本累千金，晚至衣食都缺。世惟出家儿，一瓢一衲，便可度时，若畜一丝长物，便非本色。至于士人，身有俯仰之累，若不稍营生生，究竟惟有累人而已……皆深于世故之言，不可不念。然所以为生计，亦岂有他勤俭而已！［１３］这说明，有关治生的思想与实践，在浙中的阳明学者中并非孤立之现象，而徐爱在其先祖的影响下并经过阳明的教诲后而形成的治生说，可能曾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反观江右王门，在治生观上则似乎不如浙中务实开放。如江右王门的主要代表刘文敏，“自幼凝重端确，不妄言笑……无少嬉隋，既长，不治家人生事，矜庄坚励，实天植之”［１４］。反映出江右王门略显矜持古板的个性特征。
二、质敏性懿
在阳明的门人后学中，徐爱除了聪慧，还长得英俊，十分讨人欢喜，时人称其“英姿挺秀”（朱绘《祭文》［１５］），“肌肤玉雪”（萧鸣凤《徐君墓志铭》），“兰玉之姿”（陈邦达《祭文》），“卓异之资”（苏彰等《祭文》）；王华称其“年虽少而老成，加于耆旧；身虽怯而刚勇，超乎等伦。若子之为人，可谓卓然有立”（王华《祭文》）。于是不久（大约在弘治十六七年），徐爱便被回余姚选婿的王华一眼相中，成了王府的乘龙快婿。这对徐爱来说，真可谓“姻缔天曹而喜近乘龙”（苏彰等《祭文》），有了卓然成就的可靠保证。
不过聪慧英俊并非王华选其为婿的主要理由。徐爱还“质敏而性懿，体弱而才强，气温而言不媚于流俗，貌恭而行不比于常情”（黄宗明等《祭文》），以品格出众而吸引人。正因其“质敏而性懿”，才使王华放弃了比他聪明的令叔，而执意选徐爱为婿。后“聪明盖一时”的爱之令叔，果然“无所成者”［１６］；而徐爱则“亦以其学为时伟人，以此为公（王华）之至，古今可多有乎！”［１７］意即王华有阳明和曰仁这样两位了不起的后代，古今罕见。故而徐爱死后，作为岳丈的王华又极尽赞美之辞，毫无避嫌之意，称曰：“子有希圣希贤之志，而寿不及于颜子；子有善继善述之孝，而养不逮于曾参；子有为国为民之忠，虽巨寇攻城，临患难而不苟免；子有不磷不缁之操，虽巨珰怙势，震威武而不动心。”（王华《祭文》）说明王华看重的，既非质敏，亦非外貌，而主要是德性。对此，钱德洪后来曾作过这样的评论［１８］：“海日翁为女择配，人谓曰仁聪明不逮于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后，其叔果以荡心自败，曰仁卒成师门之大儒。噫！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１９］但后来正是因为徐爱“体弱而才强”，才造成了王华爱女守让婚后无子且早年守寡的悲剧。应该说，就健康程度而言，徐爱的生理甚至心理素质在阳明诸门人中都是较差的，连他自己也承认：“予尝病质懦，稍离师友，即颓堕不自胜，百邪袭而忧患生。”［２０］所以他追随阳明，尤爱“静专”，希望能达到“古之圣贤，独立而不惧，遯世而无闷”［２１］那样的高远境界。当他从梦中得到衡山老僧关于自己会早逝的忠告后，便更坚定了早归林下，以养身健体、修道获命的志向。［２２］至于爱妻守让，则无论是慈父王华还是长兄阳明，都是疼爱有加而深感歉疚的。这就是为何徐爱死后，王华、阳明会对她倍加关爱，就连阳明的晚年弟子亦一直把她牵挂在心的重要原因。［２３］亦正因为徐爱无子无弟，所以其父古真翁在他死后又纳妾而再生一子（名采，又叫七士），使徐爱得一庶弟。而王华则应允徐家，要为爱“择立汝同宗子姓之质美者一人以为汝后”（王华《祭文》）。至于这一承诺究竟是否兑现，则因无史料可证而难考矣。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华对独生女守让特别疼爱［２４］，加之徐家亦想让徐爱去绍兴受业于成化辛丑科状元王华。［２５］所以据笔者推测，徐爱可能是王家的“倒插”女婿，在结婚前便已从余姚移居山阴［２６］，并把家安在了王府内［２７］，所谓“受知上宰（指王华），丝幕授红”（孙懋《祭文》），即隐喻此意。大约三年后，在王华及阳明的精心呵护下，徐爱在山阴通过乡试。十年后，他病逝于山阴寓馆，且被王华葬于山阴，其后他的父母也被王华接到山阴一块居住。王华还在祭文中对逝去的爱婿说：“我今葺理东边房屋数楹，以居汝妻，以奉养汝父母，庶几汝妻朝夕不离吾侧，汝父母朝夕可以相守以终余年。”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徐爱在王家有着特殊的地位，而这绝非仅仅他是阳明弟子所能解释得了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华可谓徐爱的再生之父，山阴可视为他的第二故乡，而《贤思叙》便是徐爱为山阴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献。
叙云：
予同年进士张侯五奎来令山阴，独朴然将以古道化民。……然山阴之贤，不止二子（指王文辕司舆、王琥世瑞），盖予未之尽识而闻之。……侯之擢安吉而去也，集山阴之贤而在下者，为文章歌诗，各致其慕念之意以赠别，殆成巨册。予因览焉，既叹侯之得士心，辄题其端曰“思贤”。思贤何？曰：
贤者之思贤者也。乃作《贤思叙》。叙张侯之能希古也，足表师矣；叙山阴之多贤也，足以当礼矣。若侯之善政、善教，则司舆、世瑞之叙叙之矣。
王文辕、王琥皆山阴之隐士，与阳明的关系相当密切［２８］，与徐爱亦来往甚密。徐爱在诗文中曾多次提及二人，《横山遗集》中有不少诗篇与王琥有关。无论是徐爱的早年同学（如蔡宗衮、朱节），还是他的早年朋友（如王文辕、王琥），都能证明其与山阴的特殊关系。因徐爱是于弘治十六七年才“倒插”到王府的，迁居山阴的时间不长，所以对山阴贤达“未之尽识而闻之”，乃是很正常的。而《横山遗集》所收之诗文，又大都系正德初年以后之作，因而与余姚山水、人物有关者甚少，亦是很自然的。
三、素学有用
在明代，考中秀才，已属不易，更不用说考中举人和进士了。徐爱曾有过两次乡试的经历。［２９］弘治十七年秋，亦即阳明主考山东乡试而“北行”那年，徐爱参加乡试“秋战未利”，后阳明寄信于他，视科举及第为寻常之事，而惟看重举业之外的品行与学识：“寻常一第，固非仆之所望也。家君舍众论而择子，所以择子者，实有在于众论之外，子宜勉之！”［３０］强调“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３１］。
这就是说，与当时在科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被完全程式化的程、朱说教不同，阳明倡导的是“求古圣贤而师法之”，主张用“养心之义理”取代迂腐不堪的格套名利。不过阳明并未看轻举业，声称：“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３２］因而他仍要求徐爱认真复习，积极应考，并于正德二年徐爱第二次参加乡试之前，特就“科场一事”，撰《示徐曰仁应试》［３３］赠之，以传授自己的应试经验，并勉励徐爱：失败“未足深憾”，惟“抖擞精神”，方能必胜；甚至还提议让徐爱来京师接受指导，潜心温习［３４］，“其亲爱之情，自有不能已也”［３５］。
正德二年秋，徐爱举乡试第２９名，次年春又以会试第１８６名的身份荣登进士二甲第六。这年他才刚满２２岁，赐进士出身的年龄比王华、阳明要小得多。［３６］但或许是因余姚籍进士在京师的势力实在太大［３７］，或许是因阳明抗疏救戴铣而得罪刘瑾，抑或两者皆俱，“时乡邑在朝诸名公方为逆瑾所忌”，不得已，徐爱遂于正德四年七月，“以明达有为之体，出为（祁）州（今属河北）守”（董复《祭文》）。［３８］要知道，当时的官场风气是重京官而轻地方官，凡科举中第者皆欲在京城寻觅官位，以达到久居京师和快速升迁的目的，而地方官差则被中第者和京官视为畏途。正像张璁所言：“近来因重内官而轻外任，至如郎中、科道等官，一有知府之命，如同贬谪，非惟人轻之，而自视亦轻甚矣。”［３９］尽管徐爱是带着满腹委屈去祁州上任的，但他并不像那些玩忽职守、自暴自弃、剥民自肥的地方官僚那样丧失进取心和责任心，而是审时度势，为保一方平安而献计献策。当时正“值刘六、刘七之乱，有《保障功疏》，陈十事，多见采纳”［４０］。尽管徐爱的《保障功疏》因未被收入《横山遗集》而难知其细节，但从他对祁州三年所作的如下自述中，却可以看出当时的艰难时局及恶劣的政治环境：
方今地方多难，事之可深忧者甚多，可急为者甚至多。……执事专风化之责，当发政之首，必先抑柔媚、奔竞、谗谄之习，然后庶政可从而兴革，百僚可从而劝惩。……某叨守祁余三年矣，中间遭值奸危寇难，其脱死者屡矣。［４１］正德七年，徐爱闻好友郁采死讯，遂撰《赠光禄大夫卿郁君亮之死节传》以纪之，传云：
郁亮之名采，山阴人，以儒起家，与予同举正德戊辰进士。
始为刑部主事，光禄寺少卿，今赠官也。辛未（正德六年）春，予既守祁，闻亮之以特忤时政降大名学教授。遗书问之，君复曰：“刑曹知非久安，愧又弗能称师职尔。”予识之，曰：“君之临荣辱，其有素乎！”明年，剧贼刘七等起河北、河南，骚然溃乱，予当其冲，倥偬干戈，日不暇给，不知君已还佐裕州。贼后分杨虎等数万，大寇河南，河南又溃乱。一日得邸报，忽载郁君死节矣，予哭之恸。久乃得君死之详，叹曰：“君之死，素矣！”
尽心尽职、宠辱不惊，乃徐爱的政治信念，所以在刘六、刘七之乱时，他虽“倥偬干戈，日不暇给”，但却能处乱不惊，沉着应对；而在“遭值奸危”的生死关头，他又能大义凛然，不辱使命，可以说是一位相当称职的朝廷命官。尽管他自己尝自谦地认为：“牧祁三年，惭无分毫补益于民。”［４２］但当地人民对他却是爱戴不已，所以其“去之日，（祁）州人创生祠祀焉”（萧鸣凤《徐君墓志铭》）。后其好友许相卿亦评价道：“祁州政绩，伟然度越，流辈上追，循良于此。
见曰仁素学有用，同志者亦自增气。”［４３］就连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孙奇逢也颂扬道：“祁州古立节地也，民淳俗美，宋有横渠张子、明有曰仁徐子司教化于上……故士人知重节义。”［４４］将其与宋代大儒张载相提并论，说明徐爱在当地的影响力非同寻常。
正德七年秋，“爱以知州考满入京师，即同穆孔晖等朝夕受业” 于刚刚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的王阳明。［４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