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澐论（附董榖）
在王阳明的诸多门人后学当中，被视为“奇人”或“奇士”者，大有人在。如方与时（湛一），“皆目之为奇士”［１］；王襞（东厓），阳明谓“吾浙子无此子也”，“因奇之”，后“益奇之”［２］；“泰州更有樵者朱乐斋光信、陶者韩乐吾贞……皆奇士也”［３］；甚至钱绪山，亦被其挚友钱薇视为“奇男人”［４］。不过真正作为“奇人”而受到阳明敬重的却只有两位：一位是被薛侃称为“奇伟之士”、“古之逸民”［５］的淮南王艮，另一位就是被焦竑称为“真奇士”［６］的浙西董澐。阳明对王艮是异其行为［７］，而对董澐则是“异其气貌”［８］。换言之，王艮“奇”的是处世方式［９］，而董澐“奇”的是精神气质。因两人都以“奇”见称，故徐渭遂将董澐与王艮视为同一类型的人。［１０］董澐是阳明晚年的弟子与好友，而且曾一度被阳明视为“先辈”和“吾之师”［１１］。阳明与玉芝法聚禅师的交友，董澐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１２］与阳明晚年论学密切相关的场所，如碧霞池、天泉桥、天泉楼等，都留有董澐的足迹。［１３］但是，对董澐的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国内学者至今尚无人问津，国外学者，亦惟有山下龙二在《阳明学の终焉》一书中有过详论。［１４］与浙东地区不同，董澐生活的浙西地区，一直是朱子学占主导地位，即使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学风行之际，浙西地区也仍以折中朱、陆的甘泉学为中心。明末清初的朱子学回潮，浙西地区实为风头浪尖。
如果说浙东地区所表现的思想理念是对阳明学的继承与修正，那么浙西地区则表现出鲜明的否定和批判阳明学的思想潮流。董澐虽是浙西人，但思想旨趣却应归入浙东王门的王畿之序列。因此，董澐思想在浙西地区的出现，在阳明学中实属特例。［１５］通过对董澐这个人物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把握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 “从诗而儒”与“自友而师”
“从诗而儒，自友而师”，是海盐名士姚士粦［１６］在《合刻从吾道人集跋》中对董澐学术生涯中求学王门经历的简要概括。其中“从诗而儒”是讲他从诗人到儒者的转变，所谓“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当年只苦吟”［１７］，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立场的改变；而“自友而师”则是讲他与阳明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董澐对学从阳明的坚定决心，这与阳明所谓“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１８］的说法稍有差异。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才使董澐成了浙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阳明学者。
一、生平事迹
董澐（１４５７—１５３４），字复宗，一字子寿，号萝石，父乐静翁董鉴，居海宁之钱山，至澐始迁海宁澉浦。［１９］董澐平生好为善，兄贫，割私产让之。为人仗义，所知邬鲁以田来质，鲁疾革，出券毁焉；鲁卒，复经纪其葬。闻高世贤达所在，不计远近寒暑，投贽纳交。
明清之浙西乃词学之渊薮，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董澐亦“初学为诗，不解随俗营生业，独好吟咏，遇时序之更，风物之变，古迹奇踪，幽岑远壑及夫人情世态之可叹、可哀、可骇、可愕、可慨、可庆，一于诗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于心。时名能诗者，吴下沈周、关西孙一元、闽中郑善夫［２０］，皆与游，往来赓倡”［２１］。他还“与其乡之业诗者十数辈为诗社，旦夕操纸吟呜，相与求句字之工，至废寝食、遗生业。时俗共非笑之，不顾，以为是天下之至乐矣”。
所以在世人眼里，董澐一直是“以能诗训后进，从之游者遍于江湖，盖居然先辈矣”［２２］，属于浙西地区颇有名望的诗人。
嘉靖三年，董澐游会稽，闻阳明良知之说，幡然有悟，遂就弟子列，时年６７岁。［２３］阳明异其气貌，且年老矣，礼敬之，曰：“岂有弟子之年过于师者乎？”［２４］意谓己比董年少１５岁，不可为其师，又见董之勇气，而欲以董为己之师。然董强纳拜称师，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２５］。后董澐弟子亲友及平日之为诗社者来越招澐曰：“翁老矣，何自苦！”澐曰： “吾从吾所好而已。”因号“从吾道人”。阳明闻后遂与之论“从吾之学”，强调有“真吾之好”与“私吾之好”的区别，并提醒董澐，虽“年逾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毋自以为既晚也”［２６］。然董澐后来却更多地从道教的立场出发，解读和阐释阳明思想，从而使他的“从吾之学”在吸取儒家“为己之学”的同时，更融合了道家的“真吾之学”（详见后述）。
由于董澐入王门的时间较短，所以在学识上不仅不能与阳明身边的王畿、钱德洪等人相比，而且也难以与比他早四年入门的王艮并论。阳明在回答王艮、董澐所提之相同问题“见满街人都是圣人”时，曾予两人以不同之回答。［２７］时人认为，这是由于“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２８］之故。也就是说，王艮是尚未达到圆融彻悟之程度，而董澐则只是恍若有证悟之迹象，两人对阳明思想的把握应该说都还存在一定差距。正因为是“恍见有悟”、“初机乍解”［２９］，所以董澐切望向阳明多多求教，以至阳明去世后，他仍“尚思求指示，哪意服心丧”。然阳明的过早去世，使董澐的希望破灭： “哲人成萎逝，斯道堕微茫。”［３０］于是不久他便复究心佛、道，且忽若有悟，遂归乡，与僧玉芝法聚纠诸缁素，结莲社于海门精庐，故又号“白塔山人”。此外，因董澐曾侍阳明于王府碧霞池旁的天泉楼，故又号“天泉绠翁”［３１］。由于董澐“不得志于时”［３２］，一生未曾为官，所谓“老夫独与时相违……红尘要路岂吾事”［３３］，故黄宗羲称他是“布衣”［３４］。又因他淡泊名利，放浪山水之间，所谓“功利滔滔谁得挽，野衣还藉贲林峦”；“忙处不知闲处好，红尘白浪正纷纷”［３５］，故郑端胤（字思孟）称他是“儒隐”［３６］。阳明去世后，董澐很少参加阳明学派的集体活动，据《阳明年谱》记载，嘉靖九年，他曾与薛侃、孙应奎等人共同管理过杭州的天真精舍，其间尝师从邹东廓，时间大概有一个月。［３７］此后便归隐乡里，曾借社友之力，建种楼，修水利，为民生福祉做过一些实事。殁后，由其忘年之交许相卿［３８］为他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
关于董澐的生平事迹，黄绾的《萝石翁传》（《石龙集》卷二二），许相卿的《祭董萝石文》和《董先生墓志铭》（《云村集》卷一二、一三），焦竑的《董先生》（《焦氏笔乘》卷三）［３９］，王阳明的《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２４８页），李贽的《萝石董公（附子榖）》（《续藏书》卷二二，卓吾所记皆移自《从吾道人记》），黄宗羲的《布衣董萝石先生澐》（《明儒学案》卷一四），邵廷采的《王门弟子所知传》（《思复堂文集》卷一，念鲁所记亦来源于《从吾道人记》），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卷九），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 《皇明书》（卷四四，万历刊本）和《明史》（卷二八三）等文献皆有记。此外，据许相卿《董先生墓志铭》记载，董澐的同社僧法聚曾撰有《董萝石行状》［４０］，然此文现已不存。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可以断言，后世有关董澐的资料，无不出自王阳明的《从吾道人记》与许相卿的《董先生墓志铭》。
二、为学“三变”
董澐的学术倾向一如阳明及其诸多弟子，有过“三变”。许相卿评说并引述法聚之言道：
吾见先生始专于诗，遗其家，甚难之；晚志于道，遗其诗，甚愧之；终入于佛，嗒然自遗也，予愈益怪之，莫能窥已。观乎（法）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业豢龙，气相感召，近可远，大可小，有可无，虚实相因，动静相体。若有类焉。”盖先生学三变，归于空，而自所谓吾者，且见为妄矣。［４１］“始专于诗”，因有仙家风骨，故许氏“甚难之”；“晚志于道”，是指师从阳明的一段经历，许氏甚感不及，故多“愧之”； “终入于佛”，而有“自遗” “归空”之心境，故使许氏“愈益怪之”。尽管许相卿亦属“澹于宦情”、“不入城市”的隐逸之士，但他对董澐独特的思想个性仍时不时地发出“难之”和“怪之”的不谐音符。关于董澐思想的前二变，阳明在《从吾道人记》中描述得十分形象：嘉靖三年春，董澐来游会稽时，“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闻阳明之言后，遂“辞归两月，弃其瓢、笠，持一缣而来”，于是“弃去其数十年之成业如敞屣，遂求北面而屈礼焉”［４２］。瓢、笠系隐者的用品，是孤傲、洒脱的象征，有佛道之气象，而缣缕细绢则显露出亲情诚积之心，是入世、用世的象征，有儒者之风范。说明董澐抵会稽后从阳明那里受到的主要还是儒家积极用世的“致良知”说的影响。而关于“终入于佛”的第三变，许相卿在《祭董萝石文》中又评述道：
公壮僻诗，登坛建旗。公老知学，敛衽讲帷。宗事阳明，岁晏忘罢。良知用别，于佛得师。悟妙入玄，安事拘拘。二氏异同，世学聚疑。公径良捷，予路何迂。［４３］这段概述的要害在于“良知用别，于佛得师。悟妙入玄，安事拘拘”，即认定董澐是假道阳明而得于佛氏，悟妙入玄而自得自乐。至于“二氏异同，世学聚疑。公径良捷，予路何迂”［４４］，则不仅道出了许氏在“难之”、“怪之”的同时于内心深处认同董澐的矛盾心态，而且把董澐辨析二氏、会通三教的思想穴位点得恰到好处。
不过笔者以为，“于佛得师”与“悟妙入玄”之间，董澐也许更贴近于后者即道教，这从他的三个名号——— “从吾道人”、“白塔山人”、“天泉绠翁”皆与道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也可窥见一斑。
此外还可举出四条理由：其一，他对庄子、林和靖、周濂溪、王、陈白沙等道家或近于道家的人均相当推崇。［４５］其二，阳明与他的诗文，常涉及道教，如《从吾道人记》中的“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于第十一洞天之碧霞池”［４６］之记录。其三，尽管当时的佛、道二家难分你我，但根据董澐所撰的诸多诗篇中，写给道人、道士（如碧虚道士、石门道人、太白山人、虞道士、梅谷道人、乐阳子、灵谷道人等）的数量要明显超过僧人这点作直观分析，亦能看出其对道教的偏爱。其四，虽说董澐从学阳明后已“从诗而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仍隐含着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叶权《贤博编》中记录的一则逸闻，颇能反映董澐的这一情结：
盐官诗人董罗石，晚年弃旧学，从阳明先生游，即所谓从吾道人者。一日，客为罗石召卟仙，使童子持箕，俄运箕称洞宾降。题曰：“鹤驭飘飘禹穴来，阳明夫子杏坛开。论心论性全无理，非老非儒小有才。投水屈原为孔子，欲将董氏作颜回。
考亭地下如知得，拍手长歌笑几回。”罗石意真仙降也，言于阳明先生。先生曰：“何人持箕？”罗石曰：“童子蔡其潮，渠岂能作乎？”先生曰： “可一见否？”罗石引蔡见之。先生亟称俊才，诗必出渠手，蔡亦不辩。盖罗石晚进，道学非其本色。蔡或有所指授，特戏之耳。然诗于先生刺骨矣。后蔡弱冠登进士。［４７］对此，阳明在与董澐的和诗中也曾流露出赞许加忧虑的复杂心情：
“世故茫茫浑未定，且乘溪月放归蓬”；“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犹思绝栈云”［４８］。因此可以说，阳明晚年对道家、道教的过分青睐，与董澐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至少表明两人有情趣相投、互补互动之关系。［４９］而董澐的道教倾向又与历史上浙西的道教传统不无关联。南北朝的道教理论家、改革家陆修静（４０６—４７７）是吴兴东迁人，他敢于创新、著述众多，为道教从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官方宗教作出了重大贡献。道教史上的另一重要理论家顾欢是海宁盐官人，是把玄学与道教融合的重要人物，所著《老子道德经义赎》是老子道教化的代表作。
顾欢的弟子吴兴人孟景翼也是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元代道教神霄派的主要传人莫月鼎是湖州人，明代著名道士、在音乐绘画等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冷谦是钱塘或嘉兴人，明代道教龙门派的主要传人闽一得是吴兴人，等等。据此，认为浙西是道教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地，也并不过分。董澐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接受阳明学的。
黄绾是阳明早年的朋友和弟子，他对董澐的思想则作过这样的评论：
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为，然论世而考德者，必归一之其志、其为、其品始定。若萝石翁者，始嗜吟诗，习之垂老，晚乃执弟子礼于明先生之门，欲为儒学，既又逃释老，遂以殁世。吾诚不知其何志、何为、何品者也。虽然，就其所至而言，则萝石者，实可谓超然斯世，锱铢不入，乐善无求，其贤于人也何如哉？［５０］尽管黄绾对董澐的道德、学问、事功略有怀疑，但他对董澐“超然斯世，锱铢不入，乐善无求”的人格品质则褒奖有加。与许相卿对董澐“晚志于道，遗其诗，甚愧之”不同，黄绾不仅抨击董澐“逃释老”，而且连其跟随阳明后立志道学的一段经历也一概表示怀疑。
说明黄绾除了对董澐“欲为儒学”的动机略有怀疑外，还对阳明教示的内容心存疑虑，甚至已流露出全方位批评王学的态势。黄绾以后，对董澐入佛归空的批评，还可从黄宗羲的评论中窥见一斑：
先生晚而始学，卒能闻道，其悟道器无两，费隐一致，从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终沉于空，此毫厘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耶？［５１］对董澐评价较高的是“于（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为狂禅”［５２］的焦竑。他不仅在《国朝献徵录》卷一一六《隐士》
中收录了黄绾撰的《萝石翁传》，而且还为董澐作传、题辞，并将《从吾道人语录》补录于《王门宗旨》后（详见后述）。焦竑认为：
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从游者几遍天下，至以学世其家者，独有两人，心斋、萝石而已。心斋子五人，东厓为其仲，学尤邃。萝石子两湖，其见地具《汉阳集》中，学者盛传之。
余观两湖自得之味深，东厓弘道之力大。［５３］他还在《从吾道人语录题辞》中指出：
岁戊申（万历三十六年）正月望后，倪润生自书肆得《萝石先生语录》一册以归。余少见王东厓，传先生风谊甚高。［５４］得此编亟阅一过，殊为洒然。中诠释《论语》数则，颇与余悬合，盖性所本然，故不谋而同如此。古云“释氏海藏传经，千佛同说”，盖此理也夫！余喜见地与先生相印证，辄题数语而藏于家。［５５］焦竑并未见过董澐，董的风谊气貌，他是从王襞那里听说的，而王襞肯定是在会稽时认识董澐的。然焦竑在读了其子焦倪润（字茂慈，见《明史》卷二九五）从书肆中购得的董澐语录后，颇有“与余悬合”、“不谋而同”、“喜……相印证”之感觉，于是便将语录珍藏于家。［５６］如果说许相卿、黄绾等人只是在人格气质的层面上欣赏董澐，那么焦竑则是在思想理念的层面上赞誉董澐，而这一切又是由许、黄、焦各自的思想立场决定的。
三、其子董榖
董澐之子董榖，对阳明学在浙西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董榖，邵廷采《思复堂文集》谓“名榖士”，字石甫［５７］，号两湖公，因居澉浦碧里山，故又号碧里山樵，全祖望称其“董布衣”
（详见后述）。嘉靖二十年进士［５８］， “仕至汉阳守，亦精于名理，有《四存稿》［５９］行世”［６０］，自称“汉阳归叟”，友人沈南昆良玉谓其性情有似陶渊明，乃以“后陶”为其号。然董榖认为： “渊明之高风，岂余所敢望哉？但亦有偶相似者……但才高名重，直言无忌，为小人所嫉，九死狱中，三迁海外，屡得奇祸，似不若渊明之养晦，此亦命也。”这是董榖对自己个性及命运的最好概括。董榖以经学起家，博学洽闻，称引经传，辨析疑义，“盖服先生（指董澐）之庭训而洞阳明师之精髓也”，故人称“先生（指董澐）之学得两湖公而益显，先生之集之传，赖文学子固（钟令闻）而永存，犹醴泉之有源而传薪之无尽也”［６１］。
关于董榖的“立言”宗旨，其好友法聚曾作过这样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