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浙中王学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
1316500000042

第42章 王学在浙西的传播与发展(1)

———董澐论(附董榖)

在王阳明的诸多门人后学当中,被视为“奇人”或“奇士”者,大有人在。如方与时(湛一),“皆目之为奇士”[1];王襞(东厓),阳明谓“吾浙子无此子也”,“因奇之”,后“益奇之”[2];“泰州更有樵者朱乐斋光信、陶者韩乐吾贞……皆奇士也”[3];甚至钱绪山,亦被其挚友钱薇视为“奇男人”[4]。不过真正作为“奇人”而受到阳明敬重的却只有两位:一位是被薛侃称为“奇伟之士”、“古之逸民”[5]的淮南王艮,另一位就是被焦竑称为“真奇士”[6]的浙西董澐。阳明对王艮是异其行为[7],而对董澐则是“异其气貌”[8]。换言之,王艮“奇”的是处世方式[9],而董澐“奇”的是精神气质。因两人都以“奇”见称,故徐渭遂将董澐与王艮视为同一类型的人。[10]董澐是阳明晚年的弟子与好友,而且曾一度被阳明视为“先辈”和“吾之师”[11]。阳明与玉芝法聚禅师的交友,董澐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12]与阳明晚年论学密切相关的场所,如碧霞池、天泉桥、天泉楼等,都留有董澐的足迹。[13]但是,对董澐的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国内学者至今尚无人问津,国外学者,亦惟有山下龙二在《阳明学の终焉》一书中有过详论。[14]与浙东地区不同,董澐生活的浙西地区,一直是朱子学占主导地位,即使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学风行之际,浙西地区也仍以折中朱、陆的甘泉学为中心。明末清初的朱子学回潮,浙西地区实为风头浪尖。

如果说浙东地区所表现的思想理念是对阳明学的继承与修正,那么浙西地区则表现出鲜明的否定和批判阳明学的思想潮流。董澐虽是浙西人,但思想旨趣却应归入浙东王门的王畿之序列。因此,董澐思想在浙西地区的出现,在阳明学中实属特例。[15]通过对董澐这个人物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把握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 “从诗而儒”与“自友而师”

“从诗而儒,自友而师”,是海盐名士姚士粦[16]在《合刻从吾道人集跋》中对董澐学术生涯中求学王门经历的简要概括。其中“从诗而儒”是讲他从诗人到儒者的转变,所谓“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当年只苦吟”[17],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立场的改变;而“自友而师”则是讲他与阳明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董澐对学从阳明的坚定决心,这与阳明所谓“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18]的说法稍有差异。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才使董澐成了浙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阳明学者。

一、生平事迹

董澐(1457—1534),字复宗,一字子寿,号萝石,父乐静翁董鉴,居海宁之钱山,至澐始迁海宁澉浦。[19]董澐平生好为善,兄贫,割私产让之。为人仗义,所知邬鲁以田来质,鲁疾革,出券毁焉;鲁卒,复经纪其葬。闻高世贤达所在,不计远近寒暑,投贽纳交。

明清之浙西乃词学之渊薮,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董澐亦“初学为诗,不解随俗营生业,独好吟咏,遇时序之更,风物之变,古迹奇踪,幽岑远壑及夫人情世态之可叹、可哀、可骇、可愕、可慨、可庆,一于诗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于心。时名能诗者,吴下沈周、关西孙一元、闽中郑善夫[20],皆与游,往来赓倡”[21]。他还“与其乡之业诗者十数辈为诗社,旦夕操纸吟呜,相与求句字之工,至废寝食、遗生业。时俗共非笑之,不顾,以为是天下之至乐矣”。

所以在世人眼里,董澐一直是“以能诗训后进,从之游者遍于江湖,盖居然先辈矣”[22],属于浙西地区颇有名望的诗人。

嘉靖三年,董澐游会稽,闻阳明良知之说,幡然有悟,遂就弟子列,时年67岁。[23]阳明异其气貌,且年老矣,礼敬之,曰:“岂有弟子之年过于师者乎?”[24]意谓己比董年少15岁,不可为其师,又见董之勇气,而欲以董为己之师。然董强纳拜称师,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25]。后董澐弟子亲友及平日之为诗社者来越招澐曰:“翁老矣,何自苦!”澐曰: “吾从吾所好而已。”因号“从吾道人”。阳明闻后遂与之论“从吾之学”,强调有“真吾之好”与“私吾之好”的区别,并提醒董澐,虽“年逾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毋自以为既晚也”[26]。然董澐后来却更多地从道教的立场出发,解读和阐释阳明思想,从而使他的“从吾之学”在吸取儒家“为己之学”的同时,更融合了道家的“真吾之学”(详见后述)。

由于董澐入王门的时间较短,所以在学识上不仅不能与阳明身边的王畿、钱德洪等人相比,而且也难以与比他早四年入门的王艮并论。阳明在回答王艮、董澐所提之相同问题“见满街人都是圣人”时,曾予两人以不同之回答。[27]时人认为,这是由于“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28]之故。也就是说,王艮是尚未达到圆融彻悟之程度,而董澐则只是恍若有证悟之迹象,两人对阳明思想的把握应该说都还存在一定差距。正因为是“恍见有悟”、“初机乍解”[29],所以董澐切望向阳明多多求教,以至阳明去世后,他仍“尚思求指示,哪意服心丧”。然阳明的过早去世,使董澐的希望破灭: “哲人成萎逝,斯道堕微茫。”[30]于是不久他便复究心佛、道,且忽若有悟,遂归乡,与僧玉芝法聚纠诸缁素,结莲社于海门精庐,故又号“白塔山人”。此外,因董澐曾侍阳明于王府碧霞池旁的天泉楼,故又号“天泉绠翁”[31]。由于董澐“不得志于时”[32],一生未曾为官,所谓“老夫独与时相违……红尘要路岂吾事”[33],故黄宗羲称他是“布衣”[34]。又因他淡泊名利,放浪山水之间,所谓“功利滔滔谁得挽,野衣还藉贲林峦”;“忙处不知闲处好,红尘白浪正纷纷”[35],故郑端胤(字思孟)称他是“儒隐”[36]。阳明去世后,董澐很少参加阳明学派的集体活动,据《阳明年谱》记载,嘉靖九年,他曾与薛侃、孙应奎等人共同管理过杭州的天真精舍,其间尝师从邹东廓,时间大概有一个月。[37]此后便归隐乡里,曾借社友之力,建种楼,修水利,为民生福祉做过一些实事。殁后,由其忘年之交许相卿[38]为他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

关于董澐的生平事迹,黄绾的《萝石翁传》(《石龙集》卷二二),许相卿的《祭董萝石文》和《董先生墓志铭》(《云村集》卷一二、一三),焦竑的《董先生》(《焦氏笔乘》卷三)[39],王阳明的《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248页),李贽的《萝石董公(附子榖)》(《续藏书》卷二二,卓吾所记皆移自《从吾道人记》),黄宗羲的《布衣董萝石先生澐》(《明儒学案》卷一四),邵廷采的《王门弟子所知传》(《思复堂文集》卷一,念鲁所记亦来源于《从吾道人记》),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卷九),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 《皇明书》(卷四四,万历刊本)和《明史》(卷二八三)等文献皆有记。此外,据许相卿《董先生墓志铭》记载,董澐的同社僧法聚曾撰有《董萝石行状》[40],然此文现已不存。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可以断言,后世有关董澐的资料,无不出自王阳明的《从吾道人记》与许相卿的《董先生墓志铭》。

二、为学“三变”

董澐的学术倾向一如阳明及其诸多弟子,有过“三变”。许相卿评说并引述法聚之言道:

吾见先生始专于诗,遗其家,甚难之;晚志于道,遗其诗,甚愧之;终入于佛,嗒然自遗也,予愈益怪之,莫能窥已。观乎(法)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业豢龙,气相感召,近可远,大可小,有可无,虚实相因,动静相体。若有类焉。”盖先生学三变,归于空,而自所谓吾者,且见为妄矣。[41]“始专于诗”,因有仙家风骨,故许氏“甚难之”;“晚志于道”,是指师从阳明的一段经历,许氏甚感不及,故多“愧之”; “终入于佛”,而有“自遗” “归空”之心境,故使许氏“愈益怪之”。尽管许相卿亦属“澹于宦情”、“不入城市”的隐逸之士,但他对董澐独特的思想个性仍时不时地发出“难之”和“怪之”的不谐音符。关于董澐思想的前二变,阳明在《从吾道人记》中描述得十分形象:嘉靖三年春,董澐来游会稽时,“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闻阳明之言后,遂“辞归两月,弃其瓢、笠,持一缣而来”,于是“弃去其数十年之成业如敞屣,遂求北面而屈礼焉”[42]。瓢、笠系隐者的用品,是孤傲、洒脱的象征,有佛道之气象,而缣缕细绢则显露出亲情诚积之心,是入世、用世的象征,有儒者之风范。说明董澐抵会稽后从阳明那里受到的主要还是儒家积极用世的“致良知”说的影响。而关于“终入于佛”的第三变,许相卿在《祭董萝石文》中又评述道:

公壮僻诗,登坛建旗。公老知学,敛衽讲帷。宗事阳明,岁晏忘罢。良知用别,于佛得师。悟妙入玄,安事拘拘。二氏异同,世学聚疑。公径良捷,予路何迂。[43]这段概述的要害在于“良知用别,于佛得师。悟妙入玄,安事拘拘”,即认定董澐是假道阳明而得于佛氏,悟妙入玄而自得自乐。至于“二氏异同,世学聚疑。公径良捷,予路何迂”[44],则不仅道出了许氏在“难之”、“怪之”的同时于内心深处认同董澐的矛盾心态,而且把董澐辨析二氏、会通三教的思想穴位点得恰到好处。

不过笔者以为,“于佛得师”与“悟妙入玄”之间,董澐也许更贴近于后者即道教,这从他的三个名号——— “从吾道人”、“白塔山人”、“天泉绠翁”皆与道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也可窥见一斑。

此外还可举出四条理由:其一,他对庄子、林和靖、周濂溪、王、陈白沙等道家或近于道家的人均相当推崇。[45]其二,阳明与他的诗文,常涉及道教,如《从吾道人记》中的“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于第十一洞天之碧霞池”[46]之记录。其三,尽管当时的佛、道二家难分你我,但根据董澐所撰的诸多诗篇中,写给道人、道士(如碧虚道士、石门道人、太白山人、虞道士、梅谷道人、乐阳子、灵谷道人等)的数量要明显超过僧人这点作直观分析,亦能看出其对道教的偏爱。其四,虽说董澐从学阳明后已“从诗而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仍隐含着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叶权《贤博编》中记录的一则逸闻,颇能反映董澐的这一情结:

盐官诗人董罗石,晚年弃旧学,从阳明先生游,即所谓从吾道人者。一日,客为罗石召卟仙,使童子持箕,俄运箕称洞宾降。题曰:“鹤驭飘飘禹穴来,阳明夫子杏坛开。论心论性全无理,非老非儒小有才。投水屈原为孔子,欲将董氏作颜回。

考亭地下如知得,拍手长歌笑几回。”罗石意真仙降也,言于阳明先生。先生曰:“何人持箕?”罗石曰:“童子蔡其潮,渠岂能作乎?”先生曰: “可一见否?”罗石引蔡见之。先生亟称俊才,诗必出渠手,蔡亦不辩。盖罗石晚进,道学非其本色。蔡或有所指授,特戏之耳。然诗于先生刺骨矣。后蔡弱冠登进士。[47]对此,阳明在与董澐的和诗中也曾流露出赞许加忧虑的复杂心情:

“世故茫茫浑未定,且乘溪月放归蓬”;“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犹思绝栈云”[48]。因此可以说,阳明晚年对道家、道教的过分青睐,与董澐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至少表明两人有情趣相投、互补互动之关系。[49]而董澐的道教倾向又与历史上浙西的道教传统不无关联。南北朝的道教理论家、改革家陆修静(406—477)是吴兴东迁人,他敢于创新、著述众多,为道教从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官方宗教作出了重大贡献。道教史上的另一重要理论家顾欢是海宁盐官人,是把玄学与道教融合的重要人物,所著《老子道德经义赎》是老子道教化的代表作。

顾欢的弟子吴兴人孟景翼也是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元代道教神霄派的主要传人莫月鼎是湖州人,明代著名道士、在音乐绘画等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冷谦是钱塘或嘉兴人,明代道教龙门派的主要传人闽一得是吴兴人,等等。据此,认为浙西是道教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地,也并不过分。董澐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接受阳明学的。

黄绾是阳明早年的朋友和弟子,他对董澐的思想则作过这样的评论:

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为,然论世而考德者,必归一之其志、其为、其品始定。若萝石翁者,始嗜吟诗,习之垂老,晚乃执弟子礼于明先生之门,欲为儒学,既又逃释老,遂以殁世。吾诚不知其何志、何为、何品者也。虽然,就其所至而言,则萝石者,实可谓超然斯世,锱铢不入,乐善无求,其贤于人也何如哉?[50]尽管黄绾对董澐的道德、学问、事功略有怀疑,但他对董澐“超然斯世,锱铢不入,乐善无求”的人格品质则褒奖有加。与许相卿对董澐“晚志于道,遗其诗,甚愧之”不同,黄绾不仅抨击董澐“逃释老”,而且连其跟随阳明后立志道学的一段经历也一概表示怀疑。

说明黄绾除了对董澐“欲为儒学”的动机略有怀疑外,还对阳明教示的内容心存疑虑,甚至已流露出全方位批评王学的态势。黄绾以后,对董澐入佛归空的批评,还可从黄宗羲的评论中窥见一斑:

先生晚而始学,卒能闻道,其悟道器无两,费隐一致,从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终沉于空,此毫厘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耶?[51]对董澐评价较高的是“于(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为狂禅”[52]的焦竑。他不仅在《国朝献徵录》卷一一六《隐士》

中收录了黄绾撰的《萝石翁传》,而且还为董澐作传、题辞,并将《从吾道人语录》补录于《王门宗旨》后(详见后述)。焦竑认为:

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从游者几遍天下,至以学世其家者,独有两人,心斋、萝石而已。心斋子五人,东厓为其仲,学尤邃。萝石子两湖,其见地具《汉阳集》中,学者盛传之。

余观两湖自得之味深,东厓弘道之力大。[53]他还在《从吾道人语录题辞》中指出:

岁戊申(万历三十六年)正月望后,倪润生自书肆得《萝石先生语录》一册以归。余少见王东厓,传先生风谊甚高。[54]得此编亟阅一过,殊为洒然。中诠释《论语》数则,颇与余悬合,盖性所本然,故不谋而同如此。古云“释氏海藏传经,千佛同说”,盖此理也夫!余喜见地与先生相印证,辄题数语而藏于家。[55]焦竑并未见过董澐,董的风谊气貌,他是从王襞那里听说的,而王襞肯定是在会稽时认识董澐的。然焦竑在读了其子焦倪润(字茂慈,见《明史》卷二九五)从书肆中购得的董澐语录后,颇有“与余悬合”、“不谋而同”、“喜……相印证”之感觉,于是便将语录珍藏于家。[56]如果说许相卿、黄绾等人只是在人格气质的层面上欣赏董澐,那么焦竑则是在思想理念的层面上赞誉董澐,而这一切又是由许、黄、焦各自的思想立场决定的。

三、其子董榖

董澐之子董榖,对阳明学在浙西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董榖,邵廷采《思复堂文集》谓“名榖士”,字石甫[57],号两湖公,因居澉浦碧里山,故又号碧里山樵,全祖望称其“董布衣”

(详见后述)。嘉靖二十年进士[58], “仕至汉阳守,亦精于名理,有《四存稿》[59]行世”[60],自称“汉阳归叟”,友人沈南昆良玉谓其性情有似陶渊明,乃以“后陶”为其号。然董榖认为: “渊明之高风,岂余所敢望哉?但亦有偶相似者……但才高名重,直言无忌,为小人所嫉,九死狱中,三迁海外,屡得奇祸,似不若渊明之养晦,此亦命也。”这是董榖对自己个性及命运的最好概括。董榖以经学起家,博学洽闻,称引经传,辨析疑义,“盖服先生(指董澐)之庭训而洞阳明师之精髓也”,故人称“先生(指董澐)之学得两湖公而益显,先生之集之传,赖文学子固(钟令闻)而永存,犹醴泉之有源而传薪之无尽也”[61]。

关于董榖的“立言”宗旨,其好友法聚曾作过这样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