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浙中王学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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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王学在浙西的传播与发展(7)

[157]“依”,何晏解为“倚”,《说文解字》从之。“循”,最早出于《左传》卷四一“循而行之”,故《说文解字》释作“行顺”。“循”非“因循”,后者有泛应安排之意。故邹东廓批评说: “即此‘因循’二字,正是病根,不猛自斩艾,则主宰安得精健?泛应安能有统纪耶?允蹈实践之旨,幸矣!然须除此病根,方能结果。”

(《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五《答沈思畏》)

[158]吴震:《欧阳南野论》,见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200~201页。

[159]《居业录》第七, 《四库全书》子二○,64页。按:阳明有时也讲“循理”,如其曰:“但知人不循理,而不自知其不循理者亦有。” (《与诸弟书》,见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93页)但更讲“循良知”,如其曰“循着良知”、“循此良知”、“学循良知”等(参见《传习录》中)。

[160]其中阳明弟子孙应奎的批评较具代表性,其曰:“‘致良知’三字师门口诀,及门者类言‘依本体’便是,固不差,不知本体何以依得随其气质清浊而所以求?依本体者,学利困勉多少层数在,非立志勇决,实用其力,而不使一毫放过,则因循自欺,终身迷误而不自觉,其于本体何有?” (《燕诒录》卷二《忆言·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547页)

[161] 《惕若斋集》卷一《奉复天台耿先生笔示排异学书》。吴震指出: “此‘循’字与‘致’字的‘推致’之意有所不同,它含有‘率性’之‘率’的意思(如,郑玄注《中庸》‘率性之谓道’曰:‘率,循也’)。因此,‘循着良知’又有可能推衍出‘率性自然’等说。” (《阳明后学研究》,101页)可见,以“循”字训“率”字,并非管志道之独创。

[162]《王阳明全集》,71页。

[163]同上书,109页。

[164]同上书,116页。

[165]尽管董澐亦狂,连阳明都笑他狂(参见《从吾道人诗稿》卷下《哭阳明夫子》),但其性格毕竟属于自省老实型,所以与王畿、王艮等人略有区别。

[166]参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259~260页。

[167]《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第25条。

[168]董澐曰:“愚谓万世学者,大病只要学知识,不肯学如愚。”(《从吾道人语录·把卷录》第6条)

[169]该批示亦见于《传习录》下黄以方记(参见《王阳明全集》,122页),但黄只记“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而并未明指“纷纷异同”者为谁。董澐的这一记录,不仅明示了对象,而且暴露了自己与法聚在思想上的分歧。

[170]《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第9条。按:董榖的《碧里后集·附豢龙子》

把这条内容记在“余与聚子论性以呈于阳明先生”下,似为董榖与法聚之争,而其实则代表了董澐的思想。

[171]《王阳明全集》,217页。按:阳明甚至还把“率意”与“行私”相连接。

他指责“任性”,却对“率性”网开一面(参见《与诸弟书》,见钱明: 《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93页)。

[172]“率意”即“任意”, “意”与“性”不可混淆,故“任意”与“率性”亦风马牛不相及。然当时确实存在着一种试图混淆两者的倾向,诚如邹东廓所论:

“近来习闻良知之说矣,复以意见测度,自谓与圣同体,故遂以任意为率性,而不察许多病症,见与尧舜不同。” (《世经堂集》卷一九《文庄邹公神道碑铭》)为此,东廓遂“发明性善之旨”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四《东廓邹先生传》),以图纠偏。早年受业阳明而晚年对师说有系统批评的顾应祥亦曰:“今曰圣人之学致良知而已耳。人人皆圣人也,于是人皆谓吾心中自有圣人,率意妄为咸自以为能致良知,而学问思辨之功俱废矣。” (《静虚斋惜阴录》卷二《理学》, 《续修四库全书》

第1122册,18页)

[173]《从吾道人语录·把卷录》第54条。

[174]《王阳明全集》,15页。

[175]如王阳明说:“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并批评道:“今时同志中,虽皆知得良知无所不在,一涉酬应,便又将人情物理与良知看作两事,此诚不可以不察也。” (《王阳明全集》,217页)后王畿强调“须从人情事变上深磨极炼” (《龙溪集》卷一七《不二斋说》),而钱德洪则“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 (《黄宗羲全集》第7册,254页),皆与阳明的“着实用功”说密切相关。

[176]《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第43条。

[177]《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第47条。

[178]《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第55条。

[179]《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第33条。

[180]《从吾道人诗稿》卷上《树下打眠》。

[181]《从吾道人语录·把卷录》第39条。

[182]《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第3条。

[183]《从吾道人诗稿》卷下《示孙》。

[184]《从吾道人语录·后录》。

[185]《碧里后集·达存》下《与杨秋泉参将书》。

[186]《碧里后集·达存》下《附豢龙子》。

[187]《从吾道人语录·澉川钟楼图跋》。

[188]《从吾道人语录·与吴南溪先生论水利书》。

[189]参见董榖:《从吾道人语录跋》。按:笔者所见的蓬佐文库藏本未载该跋文,可能载于《从吾道人语录》的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此据水野实、永富青地《〈从吾道人语录〉の研究———王守仁の遗言〈日省录〉》移录(详见后述)。

[190]对此,山下龙二纠正说:万历十三年即乙酉年。然《王门宗旨序》末尾却有“万历己酉冬吉同郡后学周汝登顿首撰” (按:该语不见于《东越证学录》卷六《王门宗旨序》)之记载,而己酉乃万历三十七年,故推知乙酉恐己酉之笔误(《阳明学の终焉》,205页)。另据山下先生说,蓬佐文库藏的《王门宗旨》14卷本还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

[191]《四库全书总目》,815页。

[192]据陶望龄说: “抄书七本奉纳,总名《王门宗旨》,或名《王门精训》,惟取其一,倘有佳名,不妨易也。……诸录中一二长篇,亦稍觉懒慢者,似不妨裁省也,容与海老再商订以复。” (《歇庵集》卷一五《与余山阴舜仲十首》十)陶氏在《与王董父二首》中亦曰:“《王门宗旨》刻甚佳,仁兄独任其劳,功岂鲜浅?不孝亦当为致谢也。”(《歇庵集》卷一五)由陶说而知,此书初录时,望龄多有异议,经与海门商订,才得以成书,最后刻于武林(今杭州)。

[193]参见《王门宗旨》卷首。据《四库全书总目》(一八,子部儒家类存目二)载:“《王门宗旨》十四卷,明周汝登编。其中卷一至卷七是《阳明语抄》,卷八是《心斋语抄》,卷九是《曰仁语抄》,卷十《绪山语抄》,卷十一至卷十四是《龙溪语抄》。”日本《内阁文库目录》亦为《王门宗旨》十四卷,十二册,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致。然现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一三)中的《王门宗旨》仅存十一卷。

[194]《四库全书总目》,1579页。

[195]《日省录》是问答型,而《求心录》和《把卷录》则是评论型。《日省录》记载了董澐师从晚年阳明的言行,其中有不少阳明语录未见于《传习录》下卷。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现存的朱得之编的《稽山承语》中找到与《日省录》所收相同的4条语录,另外耿定向的《先进遗风》亦录有1条(前文已述),这些都反映了董澐在阳明晚年讲学绍兴期间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称为语录的东西往往能反映记录者的主观动机和倾向,《传习录》下卷就不免透露出遵守绳墨的钱德洪之立场,董澐的记录亦不例外。

[196]《两浙著述考》,127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97]《从吾道人语录》卷末。按:焦竑在万历三十六年撰写的《题辞》中亦只说“得萝石先生语录一册”,而未言及诗集,说明刊刻董澐的晚年诗集以及其他著作的愿望,一直到万历年间都尚未实现。

[198]钟韶,字牙台,人称西皋翁,有《论语逸编》三十一卷(“此编集诸书所载孔子问答之语……前有其甥郑心材序,称其根据六经,节取百家”(《四库全书总目》,818页))、《西皋集存逸》十卷(崇祯元年孙男钟祖保复初堂刊本)。钟韶与法聚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玉芝和尚内集》卷下载有《与钟西皋太守书》,内容涉及佛教诸问题。

[199]崇祯壬午孟春后学钟令闻《跋》,载《从吾道人诗稿》卷首。

[200]其父郑心材(1554—1613),字敬中,号思泉,海盐人,肄业太学,屡试不中,万历二十八年以祖荫授前军都督府都事,三十六年升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同知,弃而不赴(参见朱国祚:《明奉政大夫应天府治中思泉郑公墓志铭》,《郑京兆外集》上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郑端胤搜集编校的《郑京兆文集》十二卷、《郑京兆外集》二卷,万历四十三年刻本(详见黄仁生:《日本现藏希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79~28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201]《陈确集》,220页。

[202]同上书,374、414页。

[20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有录。

[204] 《海宁州志稿》卷一二《典籍》,民国刊本,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第22。

[205]此据上海图书馆目录,其实应称钟令闻刻本。

[206]以上三种本子,经笔者编校整理,现已收入《徐爱·钱德洪·董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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