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８］罗洪先在《明水陈公墓志铭》中说：“自念此学当诣极致，不负千载一时之机，而先生（陈九川）自任其重负荷且坚，东南士人归心取平，而卒无疑贰者，在吉有东廓、双江诸公，在抚则先生为倡首，盖浙中所未有也。”（《罗念庵先生文集》（简称《念庵集》）卷一五，《四库全书》第１２７５册，３２６页）此言明显有抬高江右而贬低浙中之嫌。究竟浙中与江右孰更有功于王门的问题，实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罗洪先贬龙溪甚至绪山，而褒东廓甚至南野、明水等人，则不能不说有故意拔高乡贤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如其曰：“自阳明王公以学自命，游其门者众矣，融会敷衍传之人者，无若东廓先生。”（《东廓邹公墓志铭》， 《罗念庵先生文集》，３２８页）又曰：“方阳明公之存也，传良知之说者，各以其意为解，惟先生（指邹东廓）则独公之言是述；阳明公之没也，承良知之续者，各以其资为的，惟先生则独公之言是守。”（《罗念庵先生文集》卷一七《祭邹东廓公文》，３８５页）他虽怀念龙溪：“却忆山阴王子辈，昔年曾此话玄虚。”（《罗念庵先生文集》卷二二《登报恩浮图怀龙溪》，５０９页）然其实是在宛转的批评龙溪。他对与绪山不冷不热的关系且各行其道的做法也颇有怨言：“泽国处逢不记年，一回相见一冷然。……此行不是寻常别，为向春风自放船。”（《赠钱绪山》， 《罗念庵先生文集》，５１０页）反观浙中的邵廷采，在如何对待两地儒者的问题上，就要显得公平许多。尽管他也有为乡者显的倾向，但对江右诸子的评价却并不吝啬：“阳明之世，门士多矣……故择其有功传习（按：疑脱‘者’字），徐爱、钱德洪、邹守益若而入，而审别其未醇者。” （《思复堂文集》，４２页） “阳明之后，惟钱绪山、邹东郭、欧阳南野能守师传，再传弥失。”（《思复堂文集》，３１７页）
［１６９］参见庐屏、朱昌编：《明礼部尚书程文德文史选》，９～１４页，永康市祥达印务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印行。按：据全祖望《与郑南溪论〈明儒学案〉事目·阳明永嘉弟子》载：“王鹤潭（指王崇炳及其《金华徵献录》）以永嘉、五峰（指永康五峰书院）诸公并传姚江之绪，不知何以不录。按先生（指黄宗羲）固言阳明弟子多失落不备者，五峰诸公朴学淳行，不类龙溪之横决，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学案》之后可矣。”（《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１６９４页）故郑性在补刻《明儒学案》时，便根据全祖望的意见，增补了《附案》置于《蕺山学案》后（然贾氏紫筠斋刻本则未补录），收录了曾讲学于永康五峰书院（该书院由程养之（字先粹，“弱冠为诸生，往姚江受业阳明之门”）自越归后“建之”，后“被黜，且毁院，越数年”而“复之”（《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９９８页））的“四先生”，即应典（字天彝，号石门，永康人，正德甲戌进士。“初谒章懋于兰江，奋然有担负斯道之志，后介黄崇明见王守仁于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学，归而讲学五峰书院”。被黄崇明誉为“浙中罕俪”（《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９９４页））、周莹（字德纯，号宝峰，永康人，“学于姚江，既有所得，乃讲其学于五峰”）、庐可久（字德卿，永康人，从阳明于越三月，阳明殁后，“归而聚徒讲学于五峰”（《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９９５页））、杜惟熙（字子光，号见山，东阳人， “作《悔言录》以自励，复至五峰尽其道”，学“以复性为宗……真率简易，不修边幅”；周海门“见《悔言录》，以为非大悟后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９９６页））。另外还有《副使颜冲宇先生鲸叙传》一篇（颜鲸，字应雷，号冲宇，慈溪人，嘉靖丙辰进士。“其学以求仁为宗，以默坐澄心为入门，以践履操修为见性，而妙于慎独，极于默识”。
刘念台曰：“先生（指颜鲸）于学问头脑已窥见其大意，故所至树立磊落。”（《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９９７页））。因此可以说，以永康为中心的金华地区，当时也是王学的重要传播区域。
［１７０］潘平格“二十岁从事于程、朱之学”， “越五年又从事于王（阳明）、罗（洪先）之学”，后方“知程、朱、王、罗之旨不合于孔、孟”（毛文强：《潘先生传》，见《求仁录辑要》卷首）。故而既反对程、朱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以及理气说等，又反对王阳明的心体无善无恶说以及王畿的“四无”说（参见《容肇祖集》，４７０页）。不过他对阳明的不满，一般都源自王畿，是在批判王畿时连带阳明。他对宋明诸儒的弊端看得都很清楚：“总因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宋贤之说，或又入于阳明、龙溪之说，而未尝读孔门经书，故意见偏陂，窠臼难拨。某之所以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求仁录辑要》卷七）其实，潘平格这种犀利而锋芒的批判意识，正是王学内在精神价值的体现。
［１７１］比如毛奇龄之学“伸王抑朱”，其与张烈关于阳明学是非的争论，实际上代表了清初浙东学者为捍卫阳明学而作的积极抗争。再比如笃信良知的邵廷采，自称“姚江末学”，尝曰：“弟于明儒，心服阳明而外，独有蕺山。”（《思复堂文集》，３１５～３１６页）后又极推信毛奇龄，且自称门下，以为清代至毛奇龄， “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矣（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２３５～２３６页）。
［１７２］梁启超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４０页）若将王学与史学合而观之，则似可将这种倾向视为“心学化的史学和实学”。而这种倾向，在浙中王门的部分学者尤其是清初浙东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显眼。
［１７３］黄宗羲说：“金华自何、王、金、许以后，先生（指明儒章懋，字德懋，兰溪人，成化丙戌会试第一）承风而接之，其门人如黄傅、张大轮、陆震、唐龙、应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传云。”（《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３７１页）因此可以这么说，阳明学与事功学传统在金华乃至整个浙中地区（如台州、衢州）有相衔接的趋势。而心学与实学这两大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潮，到明末清初已基本上汇拢到一起，从而促成了浙江近世学术思潮的又一次转向。
［１７４］《思复堂文集》，４８页。
［１７５］陈白沙的弟子数百人，首推林光（１４３９—１５１９，字缉熙，东莞人）。林师事白沙凡２０年，后又在浙江平湖任教谕凡９年，其间曾主持兴修了《嘉兴府志》，为白沙学在浙西的传播发挥过重要作用（参见《容肇祖集》，２１８、２２７页）。
后浙西儒者偏好甘泉学（如沈佳的《宋明四子书》，合濂溪《通书》、明道《定性书》、白沙《自然书》、甘泉《心性书》于一体，嘉靖三十四年由张淙刻于浙西，廖宪刻于增城，张潮为之序（参见《性命圣理学汇函》， 《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基金会，１９７８）），恐怕就与林光在浙西的学术活动不无关系。
［１７６］如“敬庵（许孚远）恪宗程朱，居敬穷理，言动皆有矩准”（《思复堂文集》，１８页）。
［１７７］《思复堂文集》，１８、３１１页。
［１７８］朱之瑜（舜水）在一定意义上亦属该系统。其出生余姚，然从小就随兄寓居松江，后又从松江府考取恩贡生，并师从浙西的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恋，与浙西学者的交往远多于浙东。故而在他的思想中，朱学的成分要超过王学，尽管这其中仍带有较明显的实学史学的倾向（参见钱明：《浙学双璧：舜水学与阳明学》，见钱明、叶树望主编：《舜水学探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９］据袁中道《柞林纪谭》载：“伯修问：‘王心斋何如人？’叟曰：‘也是一个侠客，所以相传一派为波石（徐樾）、为山农（颜钧）、为心隐，各有杀身不悔之气。波石为左辖时，事不相干，挺然而出，遂以死，肉骨糜烂。山农以行船事为人所恨，非罗近溪救之，几至以死，不但谪戍而已。心隐以言忤人，遂死于杀人媚人之手。盖以心斋从来气骨高迈，亢不惧祸，奋不顾身，故其儿孙都如此，所谓龙生龙子，果然非虚。’”（潘曾纮编：《李温陵外纪》， 《明代史料集珍》，８４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７）而在这些“侠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又皆为“嵚崎豪杰”（《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３４３页）之气。这种气势，浙中王门不可谓没有，但远远比不上泰州王门。一直要到明末清初，当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来临时，它才演化为江浙一带知识分子所崇尚的豪杰精神。
［１８０］吴震认为：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其对泰州学派的界定有这样一个标准：
在儒与佛、正统与异端之间，能否坚定儒家正统的一贯立场；坚定者另当别论，否则便“终是其派下（即泰州学派）人也”。不容否认，黄宗羲将颜钧、何心隐、方学渐、管志道等诸人列入泰州派下，便是这一判断标准在起着关键作用，而出生地域或师承关系已不再是重要的、惟一的判准。同样，他将赵贞吉归入泰州，原因之一也许亦源于此。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泰州学派完全成了一个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泰州学案の诸问题》，《阳明学》第１６号，东京，明德出版社，２００４）。此说甚是。
［１８１］《惕若斋集》卷一《奉复天台耿先生笔示排异学书》。
［１８２］管志道曾不无担忧地说：“我朝正当三教混一之机，而未有立极于其中者。”（《惕若斋集》卷一《奉谢先生书仪兼聆译异权子二编》）很显然，管志道是期望自己的同道能利用“三教混一之机”而为学术发展多作贡献。
［１８３］因此故，浙西学者对陈建的《学蔀通辨》推崇备至，如张杨园说：“承假《学蔀通辨》，伏读一过，知先生放龙蛇、驱虎豹之心切矣。”（《杨园先生全集》卷一四《答吴汝典书》）陆陇其说：“陈清澜（建）立传，最足为考亭干城。”（《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而浙东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陈建根本就是不屑一顾，因为在梨洲看来：“阳明子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黄宗羲全集》第４册，９２７页）这与陈建的观点可谓势不两立，所以在《明儒学案》中自然就没有了陈建的地位。
［１８４］黄宗羲说：“兹读先生（指秦灯岩）之书，谓忠宪（高攀龙）与文成之学，不隔丝毫，姚江致知之说，即忠宪格物之说也。明眼所照，千门万户，锁钥齐堕，始知东林自有真传。”（《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２０２页）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眼里，高攀龙传承的其实是阳明之学。不过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东林学者传承的主要还是朱学，而对王学则采取部分汲取加温和批判的态度。故冈田武彦称东林学派是新朱子学，是相当有见地的（参见冈田武彦：《东林学》，载《テァ￡ア》，第９辑，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１８５］据董玚所作《蕺山弟子籍》，刘宗周不同时期的从学弟子，有姓名、籍贯可考者共计８０人，其中浙西籍弟子有２１人，占四分之一强，虽少于略占五分之三的浙东籍弟子，但仍超过其他地区的总和。另有“学人”７２人，其中杭州等浙西籍的１７人，亦占近四分之一（参见董玚：《蕺山弟子籍》， 《刘宗周全集》第５册，７１９～７２１页）。
［１８６］万斯同《石园藏稿·明儒学案序》，见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２２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按：此序为《明儒学案》贾润重刻本写的代序，贾序略有改动，此言贾序即改为“梨洲之门，名公林立”。
［１８７］章太炎尝概括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章太炎学术论集》，３２７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所谓“学好博而尊闻”，意指弃宋尊汉；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意指不囿于汉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