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刘宗周的描述，章太恭人也是一个谨微守矩、性格内敛的人，但是他似乎没有看出其母内心深处被压抑了的苦闷和攻击性，因为他以此为其母优越的天性。刘宗周说：“太恭人幽闲静正，得女德之纯，居恒自操女红，外辄扃户静坐，坐或终日不移席，动止雍容，一中规、一中矩，步趋而裳襞不动，謦咳之声未尝闻厅除。即侍坐先生（指刘宗周外公南洲先生），先生每伺查太恭人颜色为喜愠，时或故为款语，博太恭人一启齿，不可得也。处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口角者得太恭人一言即罢去。太恭人喜愠不形，每事有不可于心者，惟终日不语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宗周少不更事，长而奉膝下有年，亲得之仪刑，见太恭人一言一动无不闲于内，其处心积虑，纯乎坤道之然，而刚方之操凛不可犯。”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谨微守矩、性格内敛之外，我们可以体会到章太恭人内心深处之气不和，压抑着苦闷。
母子关系在刘宗周人格结构的形成（尤其是超我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刘宗周以后人格的进一步形成定下了一个基调。刘宗周内化了母亲的性格和对环境的态度，同时，母亲的训诫也被内化。《年谱》中说“（章太恭人）于先生言动不少假借，有过辄责之”。刘宗周也说：“宗周夙承太恭人懿训，颇历历在耳”。
这使得刘宗周的一生都受着超我之意的引导和支配。母子关系的因素在其他因素的配合下，使刘宗周的人格特征逐步确定下来。
对于刘宗周来说，他一生下来所面临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现实是，他是一个遗腹子。无父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的《文集》中一提到自己的身世就会见到“少孤”两个字。《年谱·前编》提及他“念台”这个名号的来源时说：“其父讳坡，字秦台，殁五月而宗周始生，故宗周长而念秦台公之不及见，别号念台以志痛。学者因称念台先生，友人因称念台子”。刘宗周别号“念台”，一则是为了追念，并建立起父亲的形象。从刘宗周的描述看，刘秦台是当时拘谨守礼的书生的一个典型：“（其）接我太恭人素庄，无故不昼处于内，见烛乃入，即内处亦无不冠不履。时子女育于乳媪，府君未尝手授提抱，必自太恭人转接也。其矜严好礼如此。府君褆躬岸饬，动履间虽小必谨，所御衣冠图史之类，皆有常度，无或即于亵。”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未来刘宗周的影子，他已经将建立起来的父亲形象内化了。二则是为了“志痛”，这说明此事对他心灵的伤害之深。这种无父之痛一方面引发了刘宗周的主动性补偿行为，使他努力通过自身的优秀补偿无父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无父的境遇使得幼小的刘宗周不得不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应对环境。
对刘宗周来说，运用防御机制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作为遗腹子的不安全感。一般说来，传统社会中父亲总是扮演着家庭的主角，是决策者。在孩子眼里，他是力量、权力和威望的象征，是威胁和安全感的来源。像刘宗周这样自幼没有父亲的孩子，既少了来自父亲的威胁，同时也少了父亲所能带来的安全感。由于刘宗周的母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和潜意识里转移自身痛苦的需要，使得她在使刘宗周受挫方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但是她却没有能力满足刘宗周对安全感的需要。幼年刘宗周和母亲清贫度日，而且一度“漂泊散处，无可为家”，母亲“日夜哭求死”。宗周５岁时太恭人方大归，“依昆弟以居”，“躬操纺织以自给”。这说明母亲没有能力给年幼的刘宗周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并且她的焦虑也必然会传递到孩子那里，因为母亲的哭泣会在孩子那里造成很大的紧张，更何况求死。当刘宗周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别的孩子欺负时，他会感受到失去父亲强有力的依靠。这是根本用不着史料证明的事情。所以，刘宗周自幼必然感受到了环境的威胁，这就使他在潜意识里与环境保持距离，谨慎而警惕：“是岁（公元１５８６年，时刘宗周９岁），先生从学于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饭毕即就学舍，往来肃躬而行，不他顾，不急趋，见者异之”。可见他是一个孤僻而且不很合群的孩子，基本是一个冷色调的人。即便到了成年他仍是如此。《年谱》万历２９年条（时２４岁）记载：“（先生）誓不妄交，与非同志士，虽邂逅遇之，必趋而避。”《年谱·前编·遗像》中也说到了一些少时刘宗周给人的感觉：“先生生而清异，人以寒玉称之”。“寒玉”二字比较传神，“玉”字自然是形容他的清异，而“寒”字则说明他给人一种冷的感觉。这是父亲缺失使刘宗周产生的心理失衡。
处于无父的阴影之下，寻求补偿是很自然的事情。刘宗周是通过对象移情和认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而这一过程也同时强化了他对人格结构中超我的依赖。
我们先看刘宗周早年发生移情的一个例子。由于移情和认同常常同时发生，所以这个移情的对象同时也是他认同的对象，此人便是刘宗周的季叔兼私塾老师刘秦屏。他之所以能成为刘宗周的移情对象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１）他是父亲的弟弟，和父亲比较亲近；（２）他是自己的老师，而老师和父亲在人的初级思维里是可以替换的；（３）他没有儿子，所以在潜意识里会把刘宗周当成自己的儿子看，这样也会加强刘宗周对他的移情；（４）他严毅的性格会使孩子产生畏惧心理，并且他对其他孩子的惩罚会使刘宗周感到顺从他就会得到安全。在刘宗周为其写的《行状》中记载：“宗周童子时（据《年谱》应为８岁），尝从府君（即秦屏）授《论语》。府君设科严，所进同学生，时时夏楚淋漓（即受惩罚）。宗周率府君教，目不敢转睫，而日无旷课，府君恋爱有加。”而后来刘宗周也是“忝以尤子职奉府君”，并以“无能为府君立后”为愧。
秦屏公这个移情对象到后来一定会被其他的事物代替，但是移情将一直以相同的方式存在。它将随着认同对象的升级而逐步变化。
这里再举一个刘宗周童年认同行为的例子。这是刘宗周１０岁时的一件事，当时他已经从学于其外大父（即外祖父）南洲公。“晚侍公（南洲公）膳，公琅琅谈古人忠孝节义不倦，先生倾耳而听，心窃慕之，故自幼耻为干禄之学。”南洲公是当地一个名师，学者周宁宇、陶石篑皆出其门下，而他本人却颇不得志，连十一举，皆未中，“以处士终”。和秦屏公一样，他也一度是刘宗周的移情对象，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且也颇有威望。《年谱》记载： “公性刚毅，善启发，然豪于饮。每旦授书，扃学舍，出饮里中。诸生窥公出，皆逸去。先生独坐读自若。及归，考课，诸生并受箠篣，于先生一无所施。公居恒称曰：‘甥必有成。’”然而，他更是刘宗周认同的对象，所以刘宗周说：“宗周于先生，孙行也，然不敢言戚，而以师道事先生”。师道的意味超过了亲情，说明认同的成分多于移情了。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首先看到作为刘宗周认同对象的南洲公自己的认同，所谓“琅琅谈古人忠孝节义不倦”。这些古人代表了南洲公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通过谈论他们，使自己参与其中，引发共鸣。然后，他的认同转移到了刘宗周这里，所谓“先生倾耳而听，心窃慕之”，表明刘宗周开始仰慕权威之所仰慕、认同权威之所认同。这里发生了认同对象的转移，并且产生了更多的移情对象。通过南洲公，刘宗周更深入地和文化接触。接下去便是对刘宗周产生的影响：“自幼耻为干禄之学”。这就是说，新的更具权威性和力量感的认同和移情对象的观念被刘宗周内化为超我。其中“耻”字说明心中有他人的评判，说明这种感觉是从别人那里来，是被内化的；而“自幼”则说明这种观念会成为无意识的超我，是后天观念被误认为先天的一个原因。
这里的“慕”和“耻”字除了反映人自我成长的愿望之外，还透露出人被文化场域塑造的消息。当移情和认同的对象离开周围人而转向往圣先贤及道德礼法时，刘宗周也就更直接地受到文化场域影响了。当南洲公对刘宗周“琅琅谈古人忠孝节义不倦”时，其实就是在告诉刘宗周何为文化所褒奖，而何为文化所鄙夷。这就是一个文化植入的过程，而刘宗周的“心窃慕之”也同时反映了通过认同使他确立了人生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受着文化的激励。当文化在说允许的时候，也等于在说不允许，所以文化对人有所激励，也就必对人有所约束。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不断地内化文化的指令，这种指令会成为人的个人后天无意识的一部分，并进而演化为超我。
概言之，刘宗周的人格及其特征是在他童年时自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文化环境被内化，其意志以独体之意的方式尘埋于他的个人后天无意识之中，并以人格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超我的方式起着作用。
(第三节 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部分心理学方法
刘宗周的心性哲学是对人心性的认识、控制和开发的学问，其中的许多内容就是源自于刘宗周自身的心理体验。心理学的方法始终被刘宗周有意无意地运用着。比如刘宗周的自我反省就是对自己意识和前意识的分析，他的分析甚至通过对梦境的反省而深入到人潜意识的表层；又比如前文中所讨论的刘宗周人格初始过程中移情和认同方法的使用，以及他心性哲学所反映出的工夫等等，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前文已经讨论过，这里着重讨论认知失调和通情效应在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应用。
一、认知失调
所谓认知失调是指由于认知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着“不适合”（ｕｎｆｉｔｔｉｎｇ），从而使人的心理上产生不舒服，引发焦虑。它会驱使人们努力减少失调，达到协调，同时主动避免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其实早在孟子那里，这种机制就已经被使用了。比如在《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通过人与禽兽的不同引发的失调使人产生弃杨墨而归儒的内驱力。这种以人和非人造成失调的方法在孟子那里用得比较多，比如他在《公孙丑上》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是通过“非人”所产生的失调引发怀恻隐、辨是非的内驱力。
认知失调会引发焦虑，同时也会产生避免这种焦虑的内驱力，但是这种内驱力的指向未必就是一路向上的，人们可能会通过降低自我评价或使自身行为合理化的方法消解这种失衡。这正是孟子所谓的“自暴自弃”，他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自”字就有强调“本有”之意。
孟子的用意也正是要把人的这种内驱力引向向上一路。
孟子的方法在刘宗周这里也被使用。他在《立志说》中说：
须知男儿负七尺之躯，读圣贤书，被服衣冠，所学何事？
不思顶天立地做个人，直欲与蝇头争得，蜗角争能，溷厕之中争臭味，岂不辜负了一副衣冠！反顾面目，亦自可怜。孟子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又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又曰：“自暴者，不足与有言；自弃者，不足与有为。”最是催人上路语。若是于此信不及，更无法可治。立志，就是要确立一个理想自我。通过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引发认知的失调。这种失调的感受是一种“耻”。刘宗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