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国学经典读本: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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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齐俗训(4)

故而志趣相投,便会言语越忠诚感情越亲近;关系疏远,便会谋事越恰当越被猜疑。亲生母亲为她的孩子治头疮,弄得血流到耳朵上,看到的人觉得这是母亲爱子心切所致。要是这件事发生在继母身上,那么路过的人便会觉得这是对孩子的残害。事情的实质是相同的,看法的不同是因为观察的角度下同。从城上看牛像羊一样大,看羊像小猪一样大,这是处在高处观察的结果。从盘子里的水中照看,脸是圆的;从杯子的水里照看,脸是扁的,脸还是老样子,有时照成圆形,有时照成扁形,这是因为映照的容器不同。如今我即使想端正自身去待人接物,哪里矢口道世人从什么角度看待我呢!要是改变自己去趋炎附世,就如同在雨地里避雨,跑到哪里都要被打湿。总想位于虚境之中,那虚境不是人为所能创造的。至于不是人为的虚境而是自然形成的虚境,此是心中羨慕却不能获得的。

故而通晓道的人,就像车轴,自己不转动,却能随车毂的转动到达千里远,往来于无穷无尽的地方。不知道道的人,就像人迷路一样,告诉他东西南北了,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心里清清楚楚,一旦拐个弯偏斜了方向,马上便不知东南西北,又迷惑了。故而此种人只能终身附属于他人,就如同测风仪遇到了风,没有片刻宁静的时候。故而圣人与道融为一体,回归本性,以不变应万变,就接近免于世俗困惑的境地了。

[原文]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①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②,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

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注释]

①便:熟习。②给:言语便捷。

[译文]

天下获得管理之时,官吏职位是易于持守的,他们的事情是易于办成功的,他们的礼节是易于实行的,他们的债务易于偿还的。故而人们不必兼任官职,官吏也不兼管它事,士、农、工、商,在乡、州里全是区别开来的。故而农民和农民谈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事儿,士和士谈的是品行的问题,工和工谈的是技巧的事,商与商议论的是计算的话题。故而士没有失去检点的行为,农民没有废止的工作,工匠没有苦恼的事情,商人也没有亏损的货物,各自安守他们的性命,不可以相互干扰。故而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的时节,腿劲大的人让他们挖土,脊骨强壮的人让他们背土,一只眼睛的人使他们测量地平,驼背的人使他们涂抹粉刷。各人都有自己适合的工作,而人的特性就能获得统一了。北方胡人便于骑马奔驰,南方越人习惯使船。不同的形体,特殊的分类,改变从事的工作便会引起混乱。丧失居处的优势,长处便会变成短处;获得环境的便利,短处便会成为长处。圣人总括起来而运用它们,他的道术便完整了。

具有先知远见、知道千里之外的事物,是人才中的佼佼者,而管理国家则不用这种要求责难民众;见闻广博,强于记忆,能言善辩,口齿伶俐,是人类才智中的佼佼者,不过英明的君主不以此要求自己的臣下;傲慢自负,轻视外物,不被世俗所污染,是士中的品行高尚的人,不过治国不以此作为民风转化的准则;神巧的机关,简直能够使人的阴气闭塞,雕琢起来没有痕迹,此是人的技巧中的奇妙者,不过管理国家不能以此作为民众的生业。因此,苌弘、师旷,能够预先晓得祸福,言语中没有遗弃的计谋,却不能和众人共同任职;公孙龙子高深的辩辞折服众人,可以分别同类与异类,离析“坚、白、石”之间的关系,不过不可以和众人同道而行;北人无择觉得舜的品行丑恶,并觉得舜以此影响自己,于是投到清冷之渊自杀了,他的行动不能当作天下人的仪表;墨子、鲁般用木头制造飞鸢,在天空飞行三天,不过不能够使他们担任工匠。故而高不可攀的人,不可以作为普通人的衡量标准;品行特异普通人不能够达到的,不可以通行为国民风俗。

提起轻重的东西,可以不差铢两,圣人不会使用他,而一定求之于秤来称量;观察高下长度能够不差尺寸,贤明的君主不任用他,而求助于测远、测平的仪器。为何如此呢?人的特殊能力不能够世代独自使用它,而度量则能够代代相传。故而,国家治理良好,则能够交给愚钝的人持守;军队节制严明,则能够让他人代行指挥。必定要等待褭、飞兔才能驾车,那么天下就没人能坐车了。必定要等待西施、毛嫱才能婚配,那么终身都不能成家了。不过无须等待古时期的俊杰,人们便能自我满足,就由于人们依据自己所有而尽量使用它。骐骥驰行千里,一天就能够到达,驽钝的马要停宿十次,不过十天也能够到达了。从这看来,人才不值得专独倚重,而道德学术却能够普遍施行。

混乱社会的法度:提高准则,而问罪于达不到准则的人;加重任务,而惩罚不能胜任的人;极力地制造危难,而惩罚不敢从事危难的人。百姓窘困于这三种责难,便矫饰智巧并且欺诈主上,作奸犯科而谋求免于处罚。故而,就算有苛刻的法律,严酷的刑罚,也不能禁止社会的奸邪。为何?由于力量不足。谚语说:“鸟窘困就用嘴啄,兽窘困就用角顶,人窘困就欺诈。”指的便是此种情形。

[原文]

道德之论①,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

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

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

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驷,以济江河,不若窾②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

[注释]

①论:通“伦”,秩序,规律。②窾(kuǎn):挖空,掏空。

[译文]

道和德的标准,如同天上的日月,居江南处河北都不能改变它们的本来样子,驰骛千里也不能更改它们处的处所。行为举止的礼俗,如同居住的房屋,东家的人说他在西家,西家的人说他在东家,就算让皋陶来替他们评定,也不能确定那房屋的位置。故而同样的行动举止,或毁或誉取决于习俗;一样的志向品行,或穷或达取决于时世。商汤王、周武王的积德行善,是能够做到的;碰上了夏桀王、商纣王的世道,那是上天赐予他们扬善惩恶的机会。如今有了商汤王、周武王的志向、而没有夏桀王、商纣王的时世,希望成就霸王之业,也便不能达到了。

以前周武王手执戈钺打败了殷商,于是插着笏板柱着木杖君临朝廷。武王去世之后,殷商的遗民反叛周王朝,周公进入东宫辅佐成王,行天子礼踏乘石上车,代表天子的位子,面南背北地坐在大堂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了参与反叛的兄长蔡叔,杀害了一同叛乱的兄弟管叔,平息了殷朝遗民的叛乱,杀害了罪魁祸首禄父,在明堂祭奠周文王,摄位七年后把政权交与了周成王。周武王先用武力而后实行文治,不是志向发生了更改,而是为了适合时世。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弟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匡正叛乱。故而事情符合世情便能大功告成,行为切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

先前齐桓公在国外用和平的办法会盟诸侯,回归国内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在国外用战争的办法会盟诸侯,回归国内用礼义治理国家。齐桓公前柔而后刚,晋文公前刚而后柔,不过都能做到令行天下、权制诸侯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都能审度形势的变化。

颜阖,鲁国的国君希望让他作国相,他不愿,鲁君又派人先给他送去聘礼,他干脆凿开房屋的后墙逃跑了,于是成为天下名士。要是让他遇上商鞅、申不害,必定会诛连三族,更何况他自身呢?世人多称誉古人而且觉得他们的品行高洁,同时代也有与古人一样的贤人,世人却不晓得尊崇他们,不是他们能力低下,是他们所处的时世不适合。故而驾驭六匹骐骥、四匹,去渡长江黄河,不如一根空心木头便利,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造成的。故而建功立业的人,行动简重严肃,慎重对待时世。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