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的例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的。若没有比较参考的材料，若处处全靠我们从事实里“挤”出一些通则来，那就真不容易了。我再举一类的例来说明没有参考材料的困难。六百多年前，元朝有个赵德，著了一部《四书笺义》，中有一段说： 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问于我”，因人之问而言也。
清朝杨复吉的《梦阑琐笔》引了这段话又加按语道：
按此条分别甚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对二三子而言。“吾无隐乎尔”，吾，就己而言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对公孙丑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后来俞樾把这一段抄在《茶香室丛抄》（卷一）里，又加上一段按语道：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济”，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冲人，不邛自恤”，予即我也，均即吾也。其语似复而实非复。
我们看这三个人论“吾我”二字的话，便可想见没有参考文法的苦处。第一，赵德能分出一个“就己而言”的吾，和“因人而言”的我，总可算是读书细心的了。但这个区别实在不够用，试看《庄子》“今者吾丧我”一句，又怎样分别“就己”、“因人”呢？若有“主词”、“止词”等等文法术语，便没有这种困难了。第二，杨复吉加的按语说“此条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举出的四个例便有两个是大错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我”字与上文的几个“我”字，完全不同；这个“吾”字和上文的几个“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当时有了“主格”、“受格”、“领格”等等术语，等等通则，可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笑话也可以没有了。第三，俞樾解释“予”、“朕”、“邛”三个字，恰都和赵德的通则相反！这种错误也是因为没有文法学的知识作参考，故虽有俞樾那样的大学者，也弄不清楚这个小小的区别。到了我们的时代，通西文的人多了，这种区别便毫不成困难问题了。我们现在说：
“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种文法上的区别：
（甲）主格用“吾”为常。
（例）吾有知乎哉？
吾其为东周乎？
吾丧我。
（乙）领格用“吾”。
（例）吾日三省吾身。
犹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贯之。
（丙）受格（止词、司词）用“我”。
（例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为外动词的“止词”。
（例二）有鄙夫问于我。
孟孙问孝于我。
善为我辞焉。
以上为“介词”后的“司词”。
这些区别，现在中学堂的学生都懂得了，都不会缠不清楚了。
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有时候反不如今日的一个中学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自然不能不靠这些“参考文法”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天下没有两种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语言自然总有一些与别种语言不相同的特点。但我们决不可因此遂看轻比较研究的重要。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有特点，就菲薄比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出门”的笨伯了！近来有人说，研究中国文法须是“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他说：
何谓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除日本文颇有与中国文相近者外）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字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其四，字词（《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文位确定。是故如标语［即《马氏文通》论句读编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误，疑当作“卷十，彖一，系七”）所举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如“饮马长城窟”之饮，谓之致动；“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谓之意动）等之作成法，如词与语助字之用：皆国文所特有者也。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履，扞格难通，一也；比喻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四也；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五也；举国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张废灭国文则已；若不主张废灭者，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决不能专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学艺杂志》第二卷第三号，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页五至六）。
陈先生这段话是对那“模仿”的文法说的。但他所指的“模仿”的文法既包括《马氏文通》在内（原文页六至八，注六），况且世间决无“一一模仿”的笨文法，故我觉得陈先生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较研究的价值，又误把“比较”与“模仿”看作一事，故发这种很近于守旧的议论。他说的“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一句话，和我所主张的比较的研究法，显然处于反对的地位。试问，什么叫做“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呢？从前那种“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真可算是几千年来我们公认的“治国文之道！”又何必谈什么“国文法”呢？到了谈什么“动字”、“象字”、“主语”、“说明语”等等文法学的术语，我们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了，难道这就是“废灭国文”吗？况且，若不从比较的研究下手，若单用“治国文之道治国文”，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什么为“国文所特有”，什么为“西文所特有”呢？陈先生形容那“模仿”文法的流弊，说，“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我请问，难道我们因为有“歧义”，遂连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该用吗？何不大胆采用那“适合”的通则，再加上“歧义”的规定呢？ 陈先生又说，“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这句话更奇怪了。“学者自由解释”，便不是“模仿”了，岂不是陈先生所主张的“独立的”文法研究吗？何以这又是一弊呢？
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几千年来，真可以算是“独立”了。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比较研究法的大纲，让我重说一遍：
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
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他们的通则来帮助解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
若各例略有不同（陈先生说的“歧义”），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历史的研究法1
比较的研究法是补助归纳法的，历史的研究法也是补助归纳法的。
我且先举一个例来说明归纳法不用历史法的危险。我的朋友刘复先生著的一部《中国文法通论》，也有一长段讲“文法的研究法”。他说：
研究文法，要用归纳法，不能用演绎法。
什么叫做“用归纳法而不用演绎法”呢？譬如人称代词（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发语者”）在口语中只有一个“我”字，在文言中却有我、吾、余、予，四个字。假设我们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们先应该知道，代名词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领格、受格，三种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宾次）；而领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与不附加“之”字两种；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语词（Verb）之后和位置在介词之后两种。于是我们搜罗了实例，来证明他：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吾日三省吾身。——同
3.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予将有远行。——《孟子》
B.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缨。——《孟子》
2.非吾徒也。——《论语》
3.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明以教我。——《孟子》
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愈《祭十二郎文》
3.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左传》
4.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
C.二、受格，在介词后的。
1.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为吾谢苏君。——《史记张仪列传》
3.与余通书。——《史记》
4.天生德于予。——《论语》
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得一个总结，说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这一种方法，就叫做归纳法。（《中国文法通论》，页一七）
这一大段，初看起来，很像是很严密的方法；细细分析起来，就露出毛病来了。第一个毛病是：这一段用的方法实在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是归纳法的第三步（看本书页六五九），不是归纳法的全部。刘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寻些实例来证实这个大前提，他既不问“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说明“例外”的原因，也不问举的例是应该认为“例外”呢，还是应该认为“例”。如C一（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一句，这“吾”字自是很少见的，只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韩退之误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A（l）在《论语》里确是“例外”，B一（1）与B二（1）都是诗歌，也都是“例外”。若但举与大前提相符合的来作“例”，不比较“例”与“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释何以有“例外”，这便是证明一种“成见”，不是试证一种“假设”了。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
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了，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s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里渐渐消灭，故在文字里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