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国演义》一书，玄同实未知其佳处。谓其有文学上之价值乎？——则思想太迂谬。谓其为通俗之历史乎？——则如“诸葛亮气死周瑜”之类，全篇捏造。且作者写其书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费尽气力，仍无丝毫是处：如写刘备，成了一个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了一个阴险诈伪的人；写鲁肃，简直成了一个没有脑筋的人。故谓其思想既迂谬，文才亦笨拙。至先生所谓“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玄同则以为此点正不足取。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帝蜀寇魏之论，原极可笑；然习凿齿、朱熹借此以正东晋、南宋，正如十年前之革命党帝朱温而寇李存勖，褒美韩林儿、洪秀全之比，尚算别有苦心。至于元、明以后，尚持此等见解，甚且欲作小说以正人心，害得一班愚夫愚妇无端替刘备落了许多眼泪，大骂曹贼该千刀万剐，而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定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这真正可发大笑了！玄同以为论历史上之价值，《说岳》尚在《三国演义》之上：以两书中之上等人物而论，岳飞固远非关羽所可及，无论一颇精细，一极粗暴也，即以生平功业而论，岳排异族，关杀同胞，亦岂可同年而语！然《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老爷”、“关夫子”闹个不休。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二位。这个孔丘，便是《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的那个孔丘；（他说道：“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这个关羽，便是常常拿着大刀显圣的那个关羽；其心传正宗，便是康有为、张勋二人。而且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亟应扫荡无疑。玄同之不以《三国演义》为佳著者，此也。
（5）先生谓“《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 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此种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此说极精。又谓“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斯论尤确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有价值之小说，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得先生纠正，甚感。惟先生又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诸不全德的小说中独为最上品；因其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著，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玄同以为若照此说，则《老残游记》中亦以一老残贯串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此老残亦可与“我”同论也。然此说终是牵强。记得十年前见《新小说》中登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好像是到“我”之归娶而止，今书肆所售单行本，则以下又多了若干回，如“梁顶粪”等事，皆为前此所无，而文笔亦大不如前。此即由“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可多可少，“可至无穷之长”之故。此亦足为不全德的小说不能尽善之证。
敬乞教正
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先生又谓“《品花宝鉴》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此说尤有特见。推此论而言之，则知《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泆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待以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径以此书与《红楼梦》、《水浒》等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烝，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淫亵之尤。（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是！）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梦》中，又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为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亵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亵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迦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哲人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先生以《镜花缘》为第二流之佳作，鄙意亦以为然。惟作者太喜卖弄聪明，双声叠韵，屡屡讲述，几乎是“文字学讲义”矣！玄同以为小说而具讲学的性质，实非所宜（最下乘者，如《野叟曝言》，阅之，真欲令人喷饭），高明以为然否？
先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惟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创新，均无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寄某某”。此等填词，实与作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如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作不可歌之韵文乎！若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簧，新调惟有风琴耳。刘半农先生谓“当改填皮簧之一节或数节，而标明‘调寄西皮某板’，或‘调寄二簧某剧之某段’”（见《新青年》三卷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玄同以为此说最是。其填风琴之调者，当直云“调寄风琴某曲”。
上来所论，敬乞教正。玄同非敢于尊作故意吹求，因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冒昧之愆，尚希谅之！
附录二钱先生答书
惠书敬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三国演义》所以具这样的大魔力者，并不在乎文笔之优，实缘社会心理迂谬所致。因为社会上有这种“忠孝节义”、“正统”、“闰统”的谬见，所以这种书才能迎合社会，乘机而入。我因为要祛除国人的迂谬心理，所以排斥《三国演义》，这正和先生的排斥《金瓶梅》同一个意思。至于前书论《金瓶梅》诸语，我亦自知大有流弊，所以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独秀先生，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此信是七月杪间写的，亦见三卷六号），这就是我自己取消前说的证据。且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
我现在要再说几句话：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作。先生以为然否？
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作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乎言语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
填皮簧之说，我不过抄了半农先生的话，老实说，我于此事全然不懂；至于“先帝爷，白帝城，龙归海禁”，这种句词，也实在觉得可笑。不过中国现在可歌之调，最普通者惟有皮簧（昆腔虽未尽灭，然工者极少。梆子，则更卑下矣！）故为是云云也。
钱玄同
（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