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平安无事，事业发达兴盛之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即使处于困境和逆境，也不要气馁，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通过反省，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的来临。”[朱伯崑：《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1）。]严格一点说，忧患意识更像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和原则。但由于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这种意识已经深深地内化到了民族主体的德性自觉之中，成为一种德性向善的定势，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德性的层面讨论《周易》的忧患意识。
3.1
《易经》作为一部形成于殷周之际的筮占之书，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因而，在它的卦爻象及卦爻辞中，包含着较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易传》把这种意识概括为“明于忧患与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系辞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周易》这部生命哲学的宝典，人们是须臾不可远离的。它所警示人们的是：变化没有休止，运动不拘于一定的形式，哪怕是在上下等不同的方所、刚柔等不同的体性之间，也是周遍流动的。所以，它不拘泥，不执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另外，它还能使人们出入行藏谨慎有度，行为处世心存戒惧，并能使人认识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可以说，有了它（《易》），即便没有师保的教训引导，却也好像时刻有父母在身边督促监护一样。在这段话中，“明于忧患与故”可以说是点精的一笔，其他如“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不过是“忧患与故”的具体反映罢了。也正是由于“明于忧患与故”，人们才能“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也正因为《周易》是“明于忧患与故”的生命哲学的宝典，所以才让人觉得像是父母一样，时刻提醒着你，引导着你，保护着你。
《易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答案全在《易经》这部书中。《易经》作为一部筮占类著作，其主要构成为卦象、卦辞和爻辞，这是与盛于殷，而在《易经》的时代还流行的龟卜大不相同的。对于筮占与龟卜，朱伯崑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
其一，钻龟取象，其裂痕是自然成文，而卦象是手数蓍草之数，按规定的变易法则推衍而成。前者出于自然，后者靠人为的推算。其二，龟象形成后，便不可改易，卜者即其纹，便可断其吉凶。但卦象形成后，要经过对卦象的种种分析，甚至逻辑上的推衍，方能引出吉凶的判断。(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这里所谓的逻辑上的推衍，实际上也就是指的理性的分析，它的直接后果，乃是主体的自觉，即由被动地顺从卜兆的启示到主动地寻找防患于未然的路径。我们知道，《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占辞或筮辞，如“吉”、“凶”、“利”、“不利”、“有悔”、“无悔”、“悔亡”、“咎”、“无咎”、“吝”等构成的，这些断语，集中表现了这样一个道理：通过悔悟或悔恨，改过自新，使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避免不幸，化凶为吉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7页。。任举三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上九）
闲有家，悔亡。（《家人》初九）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九三）
上引三条爻辞，第一条是讲龙飞得过高，难免有掉下来的危险，所以产生悔恨。它提醒人们做事不要走极端，应当适可而止。第二条爻辞是讲治理家事，预防不轨，可免于后悔。第三条爻辞是讲人生旅途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平坦，就有陂斜；有往，就有来。遇到困难，不要惊慌失措，如此则可无咎。
像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可以说，整部《易经》都是由这样的占辞断语组成的。不难发现，这里面是饱含了先民的求生智慧和生活经验的。它表明，“《易经》这部古老的典籍，是通过占筮的形式，要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言行，时刻保持警惕。即是说，要有忧患意识，以自省和改过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化凶为吉，或避免不幸。”朱伯崑：《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易传》才特别强调它的“明于忧患与故”的作用，并视之为“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的人生宝典。
3.2
《易经》通过卦爻辞及其结构形式体现了先民的忧患意识、求生智慧和生活经验。而这种忧患意识、求生智慧和生活经验，又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和悠远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继承了周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翻开《周书》，不难发现，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他们的忧患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周初统治者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巨变，深知殷朝灭亡的教训，也极想总结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再强调要以殷为鉴。如周公曾对他的弟弟说：
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酒诰》）
“监”，视、戒，与“鉴”义通。这是周公叫康叔封把臣民当作镜子，吸取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周公的这些训导中，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周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有其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背景。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先祖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忧患精神。《易经》成书于周人之手，《易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无疑表明，《易经》的忧患意识是从周族的历史文化中发展而来的。而“《易》之道”“惧以终始，其要无咎”（《系辞传》），还是对周族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的哲学性概括和总结。
周人提倡忧患意识，因而特别强调人的道德操守，如说“其惟王位在德元”（《周书·召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周书·康诰》）等。《周易》提倡忧患意识，也特别重视德性修养的功夫。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引几段材料为证：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传》）
这是《文言传》对《乾》卦九三爻辞的解释。大意是：九三爻辞讲“君子整天健强振作，到傍晚还时时警惕谨慎，这样即使面临危险也能免遭咎害”，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比喻君子要增进美德、营修功业。忠诚信实，就可以增进美德；修饰言辞出于诚挚的感情，就可以积蓄功业。知道进取的目标，努力实现它，这种人可以跟他商讨事物发展的征兆；知道终止的时刻，及时终止，这种人可以跟他共同保全事物发展的适宜状态。像这样就能够做到居上位而不骄傲，处下位而不忧愁，而如果能够恒久保持健强振作，随时警惕慎行，即使面临危险也能免遭咎害了。”
《乾》卦的九三爻辞，可以说是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一句筮辞。《易传》把九三的这种忧患意识集中概括为“君子进德修业”，是颇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在各种忧患之中，与德性修养相关的忧患是最关键的。所以，与周人一样，《易传》也特别强调“德”的价值和作用。《系辞传》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
《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九卦的意义，在本书以后诸章中都会有所涉及，这里不拟详述。《易传》对这九卦先后讲说了三次，易学史上称之为“三陈九德”，表明在六十四卦中，这九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而其所谓“德之本”、“德之基”等等，则充分显示了德性修养在忧患意识中的意义。
3.3
与殷商时期盛行的龟卜相比，周人及《易经》对“德”的重视，无疑反映了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化，虽然筮占也同样离不开神秘的启示，但由于在其中贯注的理性精神在不断加强，所以它的重心不在神的权威方面，而是在人的行为自觉——德性修养方面。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以准宗教的形式肯定了人的道德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把人生命运的主动权部分地转移到了人的手中，也为春秋时期理性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孔子读《易》 “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大概就是由于看中了这一点。《系辞传》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大意是说，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就叫做“道”。传继此道（发扬光大以开创万物）的就是“善”，蔚成此道（柔顺贞守以孕育万物）的就是“性”……（天地的“道”）显现于仁德（而广被宇宙间），潜藏于日用（而不易察觉），（在自然无为中）鼓动化育万物而与圣人（体“道”）尚存忧患之心有所不同(译文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注》，538页。)。在这里，最为要紧的一句话是“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它说明，“忧”是人之事，而非天地自然之事。换句话说，“忧”纯属人类主体的行为，属于人类主体的自觉。这一点，与前两章所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很不相同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都有一个形上的基础，即“天行，健”和“地势，坤”。人可以根据天地的这种品行，认识之，学习之，仿效之，并因此而成就君子的德性和人格。而“忧”或忧患意识则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认识之、学习之、仿效之的基础，它是毫无依傍地纯任主体的理性自觉，是人之为人的责任意识的扩充与彰显在传统儒家哲学中之所以宗教观念比较淡薄，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当代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只有自己担当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一种蕴藏着一种坚强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2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徐先生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周易》中圣人是如何“忧”的呢？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传》）
这句话告诉我们，圣人首先是观象画卦，然后再根据卦象，系之以辞，以向人们表明吉凶之理。“设卦观象”，说得现代一点，实际上就是观察宇宙人生的种种现象，以卦爻符号条类归总；“系辞焉而明吉凶”则是在此观察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总结，找出“吉凶”的规律。一言以蔽之，即从哲学的角度，通过理性的认识，借助筮占的形式，表明趋吉避凶的道理。
3.4
“吉”、“凶”作为筮辞中的占断之辞，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用来表示一种结果。“趋吉避凶”的关键，主要是在“趋”和“避”这两个字上。如：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系辞传》）
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系辞传》）
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系辞传》）
这三段引文，大意分别是：“吉”、“凶”，是处事或得或失的象征；“悔”、“吝”，是（处事微失而）忧念、愁虑的象征。“吉”、“凶”，说明处事或得或失；“悔”、“吝”，说明处事稍有弊病；“无咎”，说明善于补救过失。辨别“吉”、“凶”的象征在于卦爻辞，忧念“悔”、“吝”的象征在于预防谶介小疵，震惧“无咎”的象征在于内心悔悟。在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悔”、“吝”、“无咎”。朱熹《语录》中说：“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两头，悔吝是中间。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趋凶。”可见二者恰恰处在“趋”与“避”的关节点上。若能因小过而后悔，现出忧愁之象，则趋吉；如果不以小过为意，仍然乐而亡忧，则趋凶。其实，这一吉一凶，出发点上的差别并不算大，所谓“小疵”者是也。然而，正是这“小疵”之处，才需要以忧患之心处之。
“咎”，灾害，轻于凶，重于悔吝。张载《横渠易说》：“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之补也。”朱震《汉上易传》也说：“无咎者，本实有咎，善补过而至于无咎。”可见，与悔吝不同，无咎是有过之时善补过。这说明，于悔吝之时未能预防察知，至有咎时善于补救，仍能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所以《易传》把易道概括为“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周易》作者的用心之所在，也是《周易》一书所要揭示的大道理。由此，我们可以将《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分为三个层面：慎初的；补过的；趋吉的。这三个层面，大可以指天下国家，小可以指个人自我表现。但无论是指向哪方面的，它的担当者都是人（或是个体的，或是群体的）。因而是主体自觉的，是德性向善的我们认为，《周易》里的“吉凶”，若从价值层面说，可以对应“善恶”。甚至也可以认为，“吉凶”就是“善恶”。关于此点，我们将在“迁善改过”一章中详细讨论。。而且，由于这三个方面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生活的经验和智慧，所以，它又是认知的。《易传》中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文言传》）
文中的“不早辩”是不慎其初，“由来者渐”则是出现苗头之后不补其过，结果必然是凶。而“早辩”与“不早辩”也就是“积善”与“积不善”。这说明在《周易》这部书中，于认知判断中，饱含着价值层面的内容，二者共同在主体的忧患精神中发挥着作用。
孔子晚而喜《易》，自谓好其德义，实际上也是看中了它所饱含的忧患精神和人生智慧。这在《系辞传》所引孔子的话中是不难看出的：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系辞传》）
意思是说，凡是倾危的，都曾经逸乐安居其位；凡是灭亡的，都曾经自以为长保生存；凡是败乱的，都曾经自恃万事整治。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所以《周易》中说：“（心中时时自警）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就能像系结于丛生的桑树一样安然无恙。”这段话是孔子阐发《否》卦九五爻辞时提出的见解。可见，孔子的忧患，不仅表现在防微杜渐上，还表现在时时以失败灭亡的经验教训为“反面教员”提醒自己，以便“终日乾乾”而免于咎祸。孔子是一位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思想家。这一点，从《论语》的有关记载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等。孔子的忧患意识表现在方方面面，这里只是任举几例。可以看出，孔子所最为忧患的是主体自我的能力培育和德性修养。其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简直可以说与周公及《周易》之“忧”如出一辙。
孟子继承了《周易》及孔子的忧患意识，他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认为忧患使人生存，安逸快乐使人灭亡。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在这段话中，孟子以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古代的著名人物的发迹史为例，讨论了忧患意识。在他看来，“忧患”是一个磨炼自我、修养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荆棘和痛苦，需要人们用百倍的毅力和勇气去面对、去克服，并在面对和克服中砥砺自己的意志，增强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境界。一句话：完善自己的德性。
由周人所提倡，《易经》所总结，孔孟所绍承并阐发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概括，他说：“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是一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罗国杰：《忧患意识与居安思危》，载《做人与处世》，2000（7）。]我们非常同意罗先生的概括。但本章重点讨论忧患意识的德性基础，对于忧患意识的方方面面基本上没有展开，以后诸章将分别作相关的论述。
另外，如前文所说，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同，“忧患意识”没有天地之道作基础，纯为人心之发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忧患意识”的基础就在人心之中，在人之德性向善的定势之中。然而人心与天地之道是相通的。所以，忧患之心又可以发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修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修养又可以充沛忧患之心，而使之终日乾乾，“惧以终始”。因此可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忧患意识乃《周易》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