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资治通鉴》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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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刘晏理财与杨炎行两税(2)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递:驿站。使司:盐铁转运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符牒:唐代公文书。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的公文,称作符;九品以上的上行公文称作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欺绐(dài):欺骗。)。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场院:盐场和巡院。),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毎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籴(dí):买进谷物。粜(tiào):卖出谷物。),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如干:若干,表示不定数。);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殍(piǎo):饿死。),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湍悍(tuānhàn):谓水势急猛。),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便(biàn)宜:斟酌事宜,不拘陈规,自行决断处理。),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毎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羡余:剩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是岁,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建中二年(辛酉,781)

二月,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乙巳,迁炎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卢杞(?—785):字子良,德宗建中时,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人相貌丑陋,忌能妒贤,曾陷害杨炎、颜真卿、李怀光等人。),并同平章事,不专任炎矣。杞蕞陋,无文学,炎轻之,多托疾不与会食(蕞(zuì)陋:丑恶;猥陋。会食:唐代制度,诸宰相,日相聚进食于政事堂。);杞亦恨之。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六月,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之:指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因拒不受朝命,故德宗下令讨伐。)。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狠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上以为然。庚申,以炎为左仆射,罢政事。以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镒,齐丘之子也。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九月,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萧嵩家庙临曲江(曲江:即曲江池,位于唐都城长安东南部。),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恶京兆尹严郢,左迁大理卿;卢杞欲陷炎,引郢为御史大夫。先是,炎将营家庙,有宅在东都,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惠伯买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羡利(羡利:赢利。)。杞召大理正田晋议法,晋以为:“律,监临官市买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杞怒,贬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议法,以为:“监主自盗,罪当绞。”炎庙正直萧嵩庙地,杞因谮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崖州:治舍城县,今海南琼山市东南三十里。),遣中使护送;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讲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至卷二二七,《唐纪》三七至四三,记事始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晏担任度支、盐铁、转运使职,止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杨炎贬死。《资治通鉴》以刘晏、杨炎两人关系为连接点,追述刘晏的财政功绩,合并叙述二人的理财措施,简单明晰,是了解唐代财政制度的绝佳文字。

安史乱后,面对地方强藩,要维持中央威权、再造唐室,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问题。刘晏与杨炎正是当时应变改革的杰出理财家,在宏观调控和税制改革上分别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刘晏长期担任度支、盐铁、转运等使职,执掌朝廷利权。他致力于财政的规划整顿,其理财能力与成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概言之,其财政政策的重心为:实行榷盐制度、整顿漕运、设置常平仓。唐初,盐并不专卖。安史乱起,颜真卿首倡专卖食盐以筹措军饷,第五琦仿效其法并推行全国。上元元年,刘晏担任盐铁使,对食盐专卖制度加以改进,撤销了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产盐地区设官,负责收购食盐,然后将低价收购来的盐加价卖给商人,随其所至贩卖,转运到各地,并禁止过境州县再次征税,以保持盐价的平稳。官收官卖变为官收私卖,官府同样可以从中获取高额差价,而且防止了各地盐吏扰民的流弊。刘晏还奏请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方,设置常平盐仓,以备盐荒,同时又能起调剂作用,防止盐商抬价。又在全国各地设巡院十三所,查禁私盐。经过他的整顿,唐政府的盐利收入极大地增加。盐法初行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近二十年后的大历末年,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新唐书·食货志四》)盐税负担面广,总额大,成为唐中后期重要的财政收入。在国家无法正常征收土地税的情况下,提高盐利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是扩大了赋税征收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自耕农负担的作用。

自开元起,江南财赋逐渐成为唐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安史乱后,中原赋税甚少,中央财政几乎全部仰仗江南赋税。漕运则是江南物资、财赋转至唐都长安的主要通道。刘晏不仅设法恢复南北运输,而且在减少损耗、降低费用、提高效率方面成效卓越,关中粮食供应问题由此得到解决。此外,刘晏采取措施平抑物价,政府由此也获取丰厚利润。同时,刘晏还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干练的财政官员,其故吏韩洄、元琇、裴腆、包佶等,后来都曾掌管财赋,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刘晏财政理念的连贯性。刘晏的财政改革能救时弊、济国用而不殃民,故《旧唐书》评价说:“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

大历十四年八月,杨炎担任宰相后,首先,收回宦官的财政权;其次,上疏请行两税法。唐前期的赋税制度是以人丁为标准的租庸调制,开元、天宝年间,因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已难以维持,且存在诸多弊端,按田亩面积征收的地税与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显得日益重要。加之,安史乱后,赋税征收无一定之规,杂税名目繁多,影响社会稳定。此种情况下,急需改革税制。代宗朝对赋税制度的局部和试探性的改革与整顿,也成为两税法推行的财政前提。

如,广德二年(764)二月,据财产多寡、户等高低来课税和差派徭役的敕令便体现了新的征税原则,这在大历四五年间几次依户税钱和按田亩征税的命令中也有体现。杨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两税法,废止租庸调制的。虽然两税法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缺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唐代的社会问题,但它的出现是中国赋役制度的历史性变化。它取代了唐初以来以丁口为主的租庸调制,不仅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影响甚巨,而且其基本精神在此后的五代至清各朝赋税制度中均有体现。

刘晏与杨炎的财政改革,限制了地方财权,保障了朝廷收益,强化了中央财力,对唐王朝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二人的功勋与征战疆场的将帅不相上下。

遗憾的是,这两位杰出的理财家却因政治分歧、私人芥蒂不能兼容。先是杨炎构怨,使刘晏含冤死于忠州;继而杨炎殃及自身,遭卢杞陷害,被杀于流放途中。刘、杨二人功勋卓著却终不见容于德宗,更令人扼腕不已。

思问录

略论两税法的实施在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意义。

评述作为理财家的刘晏和作为政治家的刘晏有哪些方面的得失功过。

延伸阅读

鞠清远.刘晏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齐涛,马新.刘晏杨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卢建荣.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第四分.台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