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悌，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先是，护驾军士有掠米于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扰市肆，友恭贬崖州司户，复姓名李彦威，叔琮贬白州司户，寻皆赐自尽。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905)
二月，戊戌，是日社（胡三省注云：“自古以来，以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后历五戊则社日。”），全忠使蒋玄晖邀昭宗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为宰相，性倾巧轻佻。时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皆朝廷宿望，意轻之，璨以为憾。和王傅张廷范（和王：李福，昭宗之子。），本优人，有宠于全忠，奏以为太常卿。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何藉乐卿！恐非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闻之，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璨因此并远、损谮于全忠，故三人皆罢。
五月，礼院奏，皇帝登位应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乙丑，彗星长竟天（胡三省注云：“彗所以除旧布新，易姓之征也。”）。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九月，乙酉，诏更用十一月癸酉亲郊。
先是，全忠急于传禅，密使蒋玄晖等谋之。玄晖与柳璨等议：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以示有渐，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疾玄晖权宠，欲得其处，因谮之于全忠曰：“玄晖、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须变。”玄晖闻之惧，自至寿春，具言其状。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胡三省注云：“禅代之事，先封大国，次加九锡、殊礼，此王莽创为之也。魏、晋踵而行之，讳其名而受其实。魏文帝所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言虽不至如朱全忠之凶暴，其欲篡之心则一也。”）！”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勍敌（晋、燕、岐、蜀：晋，李克用；燕，刘仁恭；岐，李茂贞；蜀，王建。），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晖惶遽辞归，与璨议行九锡。时天子将郊祀，百官既习仪，裴迪自大梁还，言全忠怒曰：“柳璨、蒋玄晖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
璨等惧，十一月，庚午，敕改用来年正月上辛（上辛：农历每月上旬的辛日。）。
柳璨、蒋玄晖等议加朱全忠九锡，朝士多窃怀愤邑，礼部尚书苏循独扬言曰：“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朝士无敢违者。辛巳，以全忠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仍加九锡。全忠怒其稽缓，让不受。
十二月，戊子，命枢密使蒋玄晖赍手诏诣全忠谕指。癸巳，玄晖自大梁还，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今其时也。”即日遣璨诣大梁达传禅之意，全忠拒之。
初，璨陷害朝士过多，全忠亦恶之。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朝夕宴聚，深相结，为全忠谋禅代事。何太后泣遣宫人阿虔、阿秋达意玄晖，语以他日传禅之后，求子母生全。王殷、赵殷衡谮玄晖，云“与柳璨、张廷范于积善宫夜宴，对太后焚香为誓，期兴复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系河南狱；以王殷权知枢密，赵殷衡权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丁酉，诏许之，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是日，斩蒋玄晖，杖杀应顼、朱建武。庚子，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以王殷为之，赵殷衡为副使。辛丑，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视朝。追削蒋玄晖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之。
玄晖既死，王殷、赵殷衡又诬玄晖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导往来。
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积善宫，敕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虔皆于殿前扑杀。庚戌，以皇太后丧，废朝三日。
辛亥，敕以宫禁内乱，罢来年正月上辛谒郊庙礼。
癸丑，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贬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甲寅，斩璨于上东门外，车裂廷范于都市。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907)
正月，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至大梁劳王，贻矩请以臣礼见，王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胡三省注云：“三灵，天、地、人之灵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北面拜舞于庭。王侧身避之。贻矩还，言于帝曰：“元帅有受禅之意矣！”帝乃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又遣宰相以书谕王；王辞。
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壬子，诏宰相帅百官诣元帅府劝进，王遣使却之。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诏薛贻矩再诣大梁谕禅位之意，又诏礼部尚书苏循赍百官笺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副之；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
夏，四月，庚戌，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簿、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丙辰，张文蔚等至大梁。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闻王将即帝位，谓王曰：“朱三，尔可作天子乎！”
甲子，张文蔚、杨涉乘辂自上源驿从册宝，诸司各备仪卫卤簿前导，百官从其后，至金祥殿前陈之。王被兖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奉册升殿进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读已，降，帅百官舞蹈称贺。帝遂与文蔚等宴于玄德殿。帝举酒曰：“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帝功德宜应天顺人。帝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投琼：掷骰子。），睨帝曰：
“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遣使宣谕州、镇。戊辰，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旧臣官爵并如故。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置佑国军于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军。迁济阴王于曹州，栫之以棘（栫(jiàn)：以柴木壅塞、围住。），使甲士守之。
辛未，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乙亥，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
蜀王与弘农王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卒无应者。
蜀王乃谋称帝，下教谕统内吏民；又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访唐宗室立之，退归藩服。”晋王复书不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岐王治军甚宽，待士卒简易。有告部将符昭反者，岐王直诣其家，悉去左右，熟寝经宿而还；由是众心悦服；然御军无纪律。及闻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吴王镠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镠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颀报之。
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为吴越王；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王审知兼侍中，仍以隐为大彭王。
癸未，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乾符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残毁，户口雕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
八月，辛亥，以吴越王镠兼淮南节度使，楚王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九月，蜀王会将佐议称帝，皆曰：“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冯涓独献议请以蜀王称制，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王不从，涓杜门不出。王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帅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
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开平二年(戊辰，908)
二月，癸亥，酖杀济阴王于曹州，追谥曰唐哀皇帝。
讲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至卷二五九、卷二六一至卷二六六，《唐纪》七〇至七五、七七至八一，《后梁纪》一，纪年自唐僖宗广明元年(880)至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选文以朱温的兴起为叙述线索，节选了自黄巢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开始、至朱温取代大唐建立后梁政权为止近三十年间唐朝从统一逐渐走向衰亡的主要相关史实。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从安史乱后到黄巢起义的一百多年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新因素不断成长的时期，就政治层面而言，则是中央与地方(藩镇)、文臣与宦官集团之间不断角力的时期。中唐以来开始的政治变化在黄巢起义之后进入最激烈的时期，其最著者如强藩主导中央政治的开始，宦官集团的覆灭以及士大夫清流的罹难，等等，最终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灭亡。
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是颇具历史意味的事件，本篇选文即由此开始。唐末的社会动乱没有因为黄巢的死而结束：黄巢的部伍散落四方，他们或称帝，继续为匪的事业；或投靠藩镇，助长地方的割据。即使黄巢余党朱温的成功，如胡三省所言，亦是多靠黄巢诸降将。可以说，代唐者朱温，而亡唐者实为黄巢。
黄巢之乱的另一重大后果是沙陀的崛起。唐室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不得不借兵于叛服不常之沙陀，虽收破灭黄巢之效，而沙陀亦因之雄踞河东，成为彼时势力最强的藩镇。沙陀李克用与黄巢降将朱温不仅主导了唐末政治舞台，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五代十国的历史进程。
唐朝的最后二十年主要是昭宗的时代。史称唐昭宗有恢复前烈之志，然而他生不逢时。昭宗之世，王室衰微，中央孱弱，号令不出国门，地方上藩镇混战，割据自雄；宦官、文臣交争于内，势同水火，同时又各自外结藩镇，互相倾轧。昭宗想削弱藩镇，重振国威，结果却被藩镇打到都城，屡遭播迁之苦。
他愤宦官专横，欲削弱宦官，却被宦官废而囚之。他叹世无英雄，梦想贤豪，迎来的却是狼子野心的黄巢贰臣朱温，终为朱温所弑，结束其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强藩、宦官、士大夫集团成为影响唐末政治变化的三支主要力量。朱温在藩镇混战中纵横捭阖，力压群雄，打破北方军阀势力上的均衡，成为最有力之藩镇；而在唐末南衙、北司之争日趋激烈之时，抵抗掌兵之宦官集团为士大夫力所不能及，为此他们不得不假借朱温之武力。士大夫与朱温的联合最终除掉了宦官势力，三百年之城狐社鼠一朝而尽，而士大夫阶层亦旋罹白马之祸。陈寅恪先生有言：唐末黄巢失败后，朱温遂执统治之大权，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白马之祸，昭示着时代鼎革的到来。唐朝的最后三年，实际上已是朱温的时代，哀帝之立及其逊位只不过是朱温“创业之装饰物及牺牲品”。朱温废唐自立完成禅代后，南北割据群雄大者帝，小者王，中国史进入最后一个大分裂时代：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也是一个南北竞争的新时代。
思问录
结合藩镇、宦官、文臣三者相互角逐的唐末政治格局，分析朱温崛起的背景。
唐末文臣群体如何陷入一个无可遁逃的悲剧结局？
延伸阅读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