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的通与变
中国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传统经过几千年风风雨雨，并没有消失。特别是近百年来，列强侵入，烧杀掠夺，企图灭亡中国，消灭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内也有些人基于国家积贫积弱，觉得传统文化是绊脚石，必欲断绝之，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但是苦难的20世纪过去了，在这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又焕发出一届青春。我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化有鲜明的时代性。但是文化随时代的变化，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传统是一座丰富的矿藏，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是我们如何来开掘这矿藏呢？如何利用先人留下的遗产来建设新的文化大厦呢？这就是我们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一、传统不可割裂
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弃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进去。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不能摒除在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仅仅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弃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进去，对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德国诠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说：
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唯一的活动和行为。
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3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的确，在革命时期，在社会的暴风骤雨时期，人们常认为传统被抛弃了，似乎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反传统，其实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顽固”，它变换着方法保存下来。我们觉得自己远离传统，其实是经常处在传统中而不自觉。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会被割断呢？这里有一个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文化传统不是死的，它以“基因”的渗透的方式不断地流动着发展着。如我们谈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停留在孔子那里。儒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筐”，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把自己栽种的最美的花扔进这个筐里去。汉代的儒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小学，直到今天的“新儒学”，都把自己新鲜的成果增添进儒家的学术“筐”中去。
这样儒家学派就成为一条永不干枯的河，长流不息。任何人想割断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学派，就必然有它合理的东西，这些合理的东西就是生长点，它不断萌发，产生出更新的东西来。
这是势之必然。
文学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会永远停留在《诗经》那里，它在不断发展、壮大、变异。清代学者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之，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诗体代降》，933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顾炎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最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似”与“不似”的问题。前人的诗作为传统是根基，如完全“不似”，那么就失去中国诗的品格；但如果“太似”，则又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所以文学的发展应在对传统文学的“似与不似”之间进行。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中国古代文论似乎在“五四”新文化革命后，换了一套新的话语，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是王国维，中国现代文论最早一人也是王国维。在他那里既有新的话语，如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康德的美学，但同时又保留了“情景交融”、“弦外之音”等古代的话语；而他的文论最伟大的贡献应是“境界”说的提出与阐发，但这半是古典半是新声，是新与旧的结合物。鲁迅是一位反对封建文化的先锋，似乎他的思想言论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就会发现他身上充满文化悖论。他的确吸收了新的思想，的确对中国古代的某些东西进行了批判，但同时又热爱中国古典中优良的传统。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就足见其对中国文学钻研之深厚。
王国维和鲁迅都在与传统“似与不似”的关系中发展自己的学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他们的学术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诚然，一切事物都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如果不通晓古代积累的各种资源，要求新变也难。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说：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520页。）刘勰对文学发展史的描述有点厚古薄今，但他认为文学发展中不能“竞今疏古”还是对的。尤其他最后的论断“变则可久，通则不乏”的观点更为辩证。藐视传统的作家注定不可能写出什么惊世的作品来，因为他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
更重要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微的东西，如果中华民族自身不珍惜，那么别人也就更不会珍惜。这样我们先辈创造的宝贵的精神文化就要失传，这不但是中国的损失，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例如我们前面从王充那里爬梳出来的“意象”概念，用以说明人类创造的象征型文学，是很深刻的，很有价值的，不但可以解释过去的作品，连今天的现代派作品的象征意蕴也可以做出某种解释。我们不整理出来，那么这个概念、范畴也就湮没无闻了。
又如，“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对于抒情型作品的解释是十分有效的，比之于英美“新批评”派的反讽、隐喻、悖论等概念，要深刻得多。这是我们民族独特精微的精神创造，如果我们不珍视它，那么我们就对不起先人的创造。又如，中国文论美论中有个“品”的概念。蒋孔阳教授与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岩山三郎有段对话：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重品的观念是儒、道、佛三家都提倡的。所以重品传统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品”的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层审美心理。做人要讲究人品，为文要讲究文品。“品”就是中国人做一切事情达到某种境界的标志。如果我们失去了“品”，比如连竹子的品格也欣赏不了，只会欣赏玫瑰的美，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性。所以无论就传统的连续性还是就传统的独特性看，中华文化传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根基，是万万不能割断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如封建的、迷信的、庸俗的、僵死的等，就是糟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所谓不能割断传统，并不是要保留落后的糟粕，对于糟粕当然要批判、抛弃。然而就是要抛弃传统中的糟粕，也必须先了解它、认识它；在不了解、不认识的情况下，就是陷入传统的泥潭里，也寻找不到抽身的方法。
二、诠释———继承与革新传统的必由之路
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的。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要承继中华文化传统，包括要承继中华文论传统，这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解释、阐释)。19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如何“转换”呢？(我们更同意用“转化”这个词)这里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对中华文论著作中提出的观念、体系进行诠释。我们民族的历史太长。古人针对当时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命题、范畴和概念，我们今天已经不容易理解了。语言的隔阂就是首先遇到的问题。古代汉语表达的意义与现代汉语所表达的意义，那差距是很远的。例如唐代王昌龄有首题为《芙蓉楼送辛渐》的七绝：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有一本现在出版的著作，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寒雨如注，似乎挟带着江涛终夜不息。我临时居住在镇江芙蓉楼附近，感受到这寒雨捎来的阵阵凉意。次日黎明便在芙蓉楼上设宴饯别友人辛渐，眼前所见的只是江畔那孤立的山头。我同辛渐分手时他问我有何话带给北方的家人，我告诉他若亲友们问起我的境况便可说：我的品行节操高洁无瑕，这正同在玉壶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样，是无以挑剔的。”（朱炯远主编：《唐诗三百首译注评》，96页，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