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老庄心解(新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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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老庄之辨

关于庄子其人其书,问题不像老子和《老子》书那样扑朔迷离,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庄子十分简略,只是讲:“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他的身世还在最后提到:“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战国之世,漆器工艺发达,我们在战国时代墓葬之中发掘出的漆器,至今色泽灿然历两千余年而未朽烂,而“蒙漆园吏”一职,只是管理漆园或兼管漆器制作的微末小吏,也许庄子一生最大的职务即此而已。

“蒙”指何地,争论直至今日而无定论,由于出生地有所争议,故有以为庄子是战国时宋人,又有谓其楚人,甚至说是齐人、鲁人的,今从宋人之说。亦有以庄子《寓言》中所出现的帝王年代来校订司马迁之《史记》者,殊不知寓言本托无考之说以寓深旨,并不能为史家提供年鉴。亦有以《寓言》指证于史实,以史实纠正《寓言》者,这都和《庄子》之旨相悖,颇有迂阔之学究气。今对庄子之生卒亦只能约略定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之间,与孟子几乎是同时。

《史记》中对庄子的性格作如是讲:“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意思是他驰骋纵横其辞章(离词),对儒、墨两家痛加攻击,当世的博学鸿儒谁也不能幸免,然而他汪洋恣肆,思如涌泉,意如飘风,不为文不足自快,当政的人,不会器重于他。接着司马迁讲了一则故事,因为史记不仅是一部了不起的“通古今之变,成千家之言”的史书,它还是一部瑰丽雄浑的文学巨著,所以他不排除口头文学的渗入。《史记》这样写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段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列御寇》中有这样两段类似的故事:“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又《庄子·秋水》中载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两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已死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显然,西汉之世,庄子之书广为流传,而不同抄本,各擅其长,司马迁正是作了综合汇萃的工作而入《史记》。然而,这些故事作为反映庄子的性格则既生动而又准确。

及至魏晋之世,玄学大兴,注《庄子》者蜂起,据《晋书·郭象传》称,注《庄子》者多达数十家。《汉书·艺文志》称,《庄子》五十二篇,盖指汉时通行之古本,其中包含有并非《庄子》书之《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等三篇附录,故古本《庄子》实际是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中,有十分之三是“一曲之才,妄窜奇说”,略类《山海经》、占梦书,文词又浅鄙,大悖庄子之旨,宜为西晋郭象所痛删除之,世传之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庄子》,遂成定本,我们谈论庄子,主要依据此本。

《庄子》书中的《天下》篇,是一篇滔滔乎雄文,以极清醒而明辨的心智,论述春秋战国之世各学术流派的理论核心,以持平之见论其是非长短,具有十分精确而审慎的态度。而文章结构之优美清新、渊源脉络之条理分明,是《庄子》一书中的一篇提纲挈领的备要。显然,这篇文章不是庄子自著,而是出自庄子之徒中的高手,其中对庄子文风之评价近乎文论,十分精到。庄子之文以我之见,由于他才气纵横,汪洋恣肆,大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迷不知所向的气势,而其嘻笑怒骂,随兴之所至,古往今来之号称圣哲者,皆在他股掌之上。因之,读庄子之文,有其至难之处:他那种寓庄于谐的妙文,竟或使你如坠雾中,飘忽无常,妄知所遭,那是一座不可言说的迷宫。而味庄子之文,又有其至乐之境:它的任性挥洒,竟如欣赏大泼墨的文人画,水晕墨章,妙趣横生,它以自身的迷人魅力,震慑你的灵魂,使你于赞叹之余,无形之中,入庄子博大哲理的彀中。这是一种迷茫中的清醒,醉意中的陶熔,或者说是一种美的征服,就宛若我们看一座美奂的雕刻、一个丽质的美人,饮一杯山涧的清泉、盛宴的琼浆,久久不能忘怀那沁人心脾的精神上的享受。他欣赏老子之说,并且“闻其风而悦之”,但他绝非老子之徒。因为老子的博大,庄子有之;老子之精深,庄子忘之。庄子之玄妙,老子有之;庄子之谐谑,老子阙如。庄子他自信才华之横溢,不欲为古哲作过分的译,甚至他内心最深处对老子严肃的思辨,有所存疑,避而不谈。如宇宙本体的形成,老子有一套推演的逻辑,而庄子则大而化之,对那既然是莫测的宇宙,庄子在跨腾风云之际长怀永慕,在他那宏达超旷的胸襟中,发出浩然长歌般的赞叹,他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齐物论》)。他不愿陷入那永无休止的争辩之中,宇宙“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齐物论》)。宇宙有它的开始,那开始之前是什么?还有开始的开始,那这之前呢?还有那更早的开始。宇宙开始有了有,也有了无,那这之前呢?有未曾开始的有和无,这之前还有更早的“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的有和无,这是一个无可穷极的一路推论下去的话题。如果如此清醒地去穷追深诘,那你还是站在宇宙之外,你太企图清晰,就近乎糊涂,而且是一种人间的小糊涂。只有庄子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时候,那就难得糊涂了,那就到达了一个博大的混沌之境,最大的糊涂也就成了最大的清醒,大糊涂接近大慧智,接近宇宙本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庄子托一个无名字的人之口说他正愿与“造物者”做一个伴侣,骑着那浩莽渺冥天宇中的神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庄子·应帝王》)。那是绝对清静寂寥的、无始无终、无所依侍的地方(《庄子·在宥》:“处乎无响,行乎无方”)。就像太阳之运行,没有它的开始。而那儿的一切是无所区别的,“大同而无己”的,你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儿最大的是“秋毫之末”,最小的是泰山;最长寿的是短命的殇子,而最短命的则是长寿的彭祖。因为当你还是有具体的形质的人时,只有用具体的数量来计算事物。而在那无区别的境界,不存在那可以用语言来言说的表象,也不存在可以心悟的实质,那一切人世衡量的标准还有什么意义?连你自己的存在都已忘记,那还有什么精推细算的比较?宇宙是无形的,当你和宇宙融而为一的时候,你的形骸又何在?“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庄子·秋水》)。无形的事物,不可以数量计,而无限大的事物,也非数字可以穷极。古人以“粗”字说明皮毛外相,以“精”字说明内在本质,在那鸿蒙的“无何有之乡”,“可以言论者”的“粗”和“可以致意者”的“精”,都没有存在的意义,无形的事物和无穷的宇宙是“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庄子·秋水》)的。

不仅事物没有表象与本质的区别,事物也没有是与非的区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世上的一切大小、美丑、生死、是非、爱憎、忧喜都是相对而同一的,是同一而无差异的。那一件事物出于这一件事物,同样这一件事物出于那一件事物,刚生就是刚死,刚死就是刚生;认可它就是不认可它,不认可它就是认可它;对的缘于错,错的缘于对;这事物就是那事物,那事物就是这事物。从此方面观看,是一种是非,从彼方面看,又是一种是非,也就是说,是非是人为的而非宇宙的本然,是非的产生是由于人背离了浑一的宇宙,自己作为主体而产生的判断,自己倘作为审美主体,也就有了审美的对象的美和丑。前面提到“彼此”,庄子进一步陈明“彼此”的根本不存在,所以他说:“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难道有“彼此”吗?难道没有“彼此”吗?“彼此”是没有对立的啊,这才是大道的机枢,而这大道的机枢,宛若是圆体而中空的,你伫立于正中,便可以体悟周转贯通的大道。在圆环之正中,看四周是没有任何区别和是非之辨的,这是庄子在解释他的宇宙观时所发明的词—“道枢”。有了“道枢”,你就可以如郭象《庄子注》所云:“无是无非,故能应夫是非;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