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老庄心解(新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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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道法自然(1)

老子哲学为“阴柔的进取”奠定了理论的基础,而这种阴柔的进取,包含在他对于物质的转化、人生态度、处世策略、治国方针和古往今来治乱兴亡的分析之上,这其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两千五百年来成了中国的重要的思想宝库。老子的哲学是一座崇山,当你走进老子思维的王国,那里有茂然森林,净琮流泉,云翳翳以出岫,月冉冉而巡天,那是灵动、空明而智慧的天地。一切生长着的、滋荣着的生命是柔软的;而一切死亡着的、枯萎着的生命是僵硬的。水,平静而和缓地从深山流出,润物无声,泽被遐迩,那是柔和的象征;然而水却能无坚不摧,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使巨石危岸崩塌,日星隐耀、山川变色。当柳条抽丝吐绿,拂面迎人时,你知道这是春的消息,而当霜露既降,木叶尽脱时,那萧条的冬天也将降临。

老子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看尽人间繁华,探究治乱兴亡,从他的宇宙观出发,提出了睿智的、全面的判断。他是包容广大、万象森罗的预言家,他是博学雄辩、疏而不漏的政论家,也是启迪王侯、心忧社稷的大策士。

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动着、荣枯着,成功中包含着失败的危机,失败中也潜藏着成功的吉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而这两面的转化,则是事物嬗变的原因。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即是说相反方向变化,正是体现着那宇宙本体“道”的运作。于是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在老子的心目中,那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道是浑然不辨美丑善恶的,那里连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没有,属于人类的美丑善恶判断,则更不可能存在。因为那时候没有所谓存在。当人们遵循着人道而生活的时候,也就是古朴先民之世,一切还都顺理成章,没有那么多的是非曲直。为什么有了美?那是因为大道废弃了,有了丑陋的恣肆。为什么有了善?同样由于大道废弃,有了恶行的浸淫。所以以老子的宏观,他不认为美和善的出现是一件好事,他更希望的是丑和恶的根本不出现,这和他的另一个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在老子的心目中,仁义和慧智的出现同样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会有仁义?因为大道废弃,不仁不义之徒出现。为什么摒弃慧智?因为随着慧智的出现,与它孪生的大伪也应运而生。老子所希望的是仁义和大伪的根本不出现。

当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禾粟,神鬼哭泣,因为知道人类从此有了慧智,相应的大伪出现,惰怠取巧,不事耕耘,所以天降下禾粟,知道饥荒会降临人间,神鬼也为了人类的堕落哭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王充以为这是因为“文章兴而乱渐见”,这文章非指今之作文,而是言社会藻饰华彩,远离了远古的淳朴。近世诗人黄侃有句云:“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这雨粟不正是苍天的哭泣吗?仓颉的慧智是人间的小慧智,而演教的维摩则代表着宇宙的大慧智。黄侃之意是远离人类的小慧智,而去接近宇宙的大慧智。

人类对核能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那是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的宇宙奥秘,纯属慧智的科学家们出于对物质内部结构奥秘的好奇,在1938年发现了重核可以经过裂变而释放出大量能量。

当这能量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挣脱而出,理论物理学家们就再也无法控制世界各国对它的急剧需求,目的性是再清楚不过的,那是为了正义的或非正义的战争。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幸美国的科学家(指的是应用物理科学家)比德国的科学家先走了一步,才使原子弹掉在了广岛和长崎,***主义遭到了最后的毁灭性打击。当然,这其间千万无辜百性在轰然一声中灰飞烟灭,理论物理学家们吓呆了!前面提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未曾想他的理论竟有如此惨烈的后果。杨振宁先生在论述此事时则说:“作为物理学者,我只能祈求这罪不会导致全人类的灭亡”。让我们回到老子的“慧智出,有大伪”,人类的慧智还会继续前进,譬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真正诞生,那么它会不会诱发出相应的人类的“大伪”?很难说。

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的文明昌盛,生活提高,然则,它也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人类如果不克制贪婪的天性,那么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危言,仍旧会得到历史的验证。

宇宙本来极其美好,极其和谐,我们欣然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近乎神话般的启示,这些学者和艺术家一样,他们原来的追逐是了解宇宙的和谐。彭加说:“我的意思是那些更深邃的美,它来自各部分和谐的秩序,而且它能为一种纯粹的智慧所掌握。理性的美对自身来说是充分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倒不如说或许是为了理解理性本身,科学家才献身于漫长和艰苦的劳动。”好了,倘若人类的慧智这样真诚地趋近着宇宙的大慧智,那么,我们应受到的启示正应是老子哲学和谐的追逐,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对人类的天敌—“大伪”群起讨伐。

春秋之世列国争雄,齐楚晋秦吴越加上诸侯小国的并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老子眼看着和谐的失落,不免兴悲天悯人之想:宇宙本无事,它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本来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它有着自身的规律,圣人的使命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这段话的大意是,宇宙之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相生相存,相谢相灭,有着本来的井然秩序,那就是大和谐的秩序,不用你圣人操心,不需你有什么特殊的作为,也不需你滔滔不绝于耳的训导。万物的运作,亘古已然,你难道还能为天下先吗?你不见万物生长,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它们所企盼于你的是:做了事不自恃尽力,虽有成功也不要居功傲人,惟有这样的不居功自傲,你才不会被抛弃。

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这段话的标点,历来之学者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使自己的解释陷入困境,其实老子的意思是必须和前面一章连起来看,才能明白,《老子·第四十七章》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十分重视心性的感悟,那种学而知之的“学”,不是老子的追求,苟每天拘于小慧智而学,虽能得益,那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之益;而倘能探求道之所在,那必会有损失,所损者也不过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损。

老子以为,你必须把世俗的功名利禄损失殆尽,就庶几达致“无为”的境界;也只有在“无为”的境界,才能作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阴柔的进取的最典型的命题,是后代不少贤主明君用以治世的大策略,也成了不少昏君“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大遁词:前者如汉代的文帝景帝,后者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明皇、靖康北狩前的宋徽宗。前面我称老子是春秋的“大策士”,主要是基于他有这样不凡的思维。

老子阴柔的进取,最有名的话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这里老子不仅包含了对自己的警惕性自励,使自己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是对敌手的一种策略,促使对方在膨胀之中自行走向反面,而且促使矛盾的转化。想收缩时,故意地张大它;想削弱它的时候,反使它强大;将废除它的时候,使它兴起;将夺取它的时候,先给予它。这是“无为而无不为”在策略上的论述,这种思想对春秋战国以后的策略家有重大的影响。

有了“无为而治”的大纲领、大策略,那么需要有什么样素质的统治者,或老子书中所称的“圣人”呢?什么才是强有力的统治术呢?老子又相应地提出了柔弱、不争、居下的一系列命题以说明。这些命题的提出,仍旧依据着老子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人活着,筋骨富韧性而肌肉柔软;人死了,则僵硬挺直不复酥软;万物草木欣欣向荣时,迎风摇曳、柔和脆嫩,生机盎然,而一旦死亡,则破败干枯,不忍或睹。

那么,坚强是死亡的一类,而柔弱则是生命的一类。老子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力量,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最柔弱的莫过于水,而它攻击坚强的事物,没有任何东西能战胜它,它是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了。柔弱战胜坚强,天下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甘居柔弱。一个统治者,只有悟“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的道理,才能驾驭天下。真正守柔,才能真正强大(“守柔曰强”见《老子·第五十二章》)。

因此圣人必须做到居卑处微,与世无争,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这几句话,几乎是老子对所有统治者的谆谆教导了,他以为江海之所以为天下川流所归,就是由于它们处于最下游,所以想身居王者之位,必有谦卑之言教;想率领大众,则必须有退让之身教。倘若这言教、身教都做到了,虽然他不与任何人争夺权位,他却功成名遂,天下臣服,那他所得的尊贵则是无与匹敌的,也就不能与之争了。这段话是老子阴柔进取的大策,他所想象的圣人是能遵循天道那种:“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即能做到不争而取得胜利,不费口舌而应对自如;能像天道一般“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不须号召,天下云集而景从,宽大为怀却善于谋划的人。老子谈到此,为统治者描画了天道威力无穷的雄奇瑰丽的画图,便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穹宇便是你牢笼天下社稷的无形的网,它宽弛而疏松,然而却无可逃遁,统治者能遵循天道,那他的权力便无所不在,威力便无所不至。

有了大的策略,还应有个人的修养,老子书在这方面同样有辩证的论述,他说为人处世应清楚地知道祸福相仍的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灾祸啊,福泽就依靠你的旁边;而福泽啊,灾祸也正就在你自身潜藏。”这真是警世危言,人们在幸福之时不可乐极而悲生,要有所克制;而人们在逢遇灾难之时,也不必颓废沉沦,应该心存幸福的追求,光明即在前面。祸与福的相互转化,不仅体现于个人,也同样体现于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而人们最容易生在福中不知福,那就会有种种恣肆、猖狂、张扬之态,忘却了前面所说的“知荣守辱”;也容易在遇到灾难挫折时有自抛自弃,自戕自残的行径。总之,以上两段的论述,归纳言之,还是要追求生命的和谐、自身和社会的和谐。老子在陈述福祸相转化时,在处世哲学上进一步提出“知其雄,守其雌”,是说一个人虽有雄才大略,亦当韬光养晦,甘于“雌伏”;“知其白,守其黑”是讲知道光明之所在,而又能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知其荣,守其辱”是讲既有荣耀与享受,又能谦卑下人,不辞羞辱。那么这样的人就是那些能“复归于婴儿”(婴儿最柔弱,又最有旺盛的生命),能“复归于无极”(无穷尽的天地等待其发挥才能),能“复归于朴”(大朴不散才能包容万物)的圣人(《老子·第二十八章》)。

老子在这里教导人们进取退守的策略,这样做任何事都游刃有余,都会适度,留有充分的余地,这和前面所引述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尘”是同样的道理。过分锐猛地进取往往过犹不及,把力量用尽、用透则失去回旋的余裕。天下一切大小事,能做到无过无不及,其力量将是适度的。而度的掌握则是凭个人的长期修养,做到并不轻而易举。唯有这样的圣人,能知人知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你能知人善任,则是智慧;能自知短长,则是清醒。老子要求圣人“常无欲”(《老子·第三十四章》),能排除身内身外的种种欲求,这是内省的小事,是最低的要求;进一步则要求你把更大的欲求克制:“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这是说即使天下归心了,你仍然淡泊自处,这就近乎道了,就具有了伟大的品格,因为从内心深处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实际上却真正成为伟大的圣者(《老子·第三十四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如此看来,老子的所谓不争、柔弱和居卑处下,目的是为了最大的进取,是为了不能与之争,为了柔弱胜刚强,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尊贵崇高的圣人。

那么为什么老子又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命题呢?这里的“圣”,指那些以仁义礼法统治人民,而不能遵循天道之人,这里的“智”,是前面所讲的“慧智出,有大伪”的智,因为在老子看来,只要大道行于天下,那么繁文缛节的礼法仁义之类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浑然天成的大道本身是没有仁义和不仁义的,只有大道废弃之时,才会有仁义。在圣人无为而治的天下是不用“仁”治的,因为没有“不仁”之徒。在老子书中还有两句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刍,草也;狗,寻常小兽也。这里老子绝无骂天地与圣人的意思,他是讲刍狗这些浑然大朴而无慧智也无大伪的生命,只须有“道生之,德畜之”,则它们会“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而且它们对道和德的尊重,纯任自然,不受命于任何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既然刍狗不是骂人的话,就进一步知道“天地不仁”是指天地遵循大道,故没有仁,万物却自在地生存着;圣人不仁,是遵循大道的统治者,也没有仁,百姓却自足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