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言，各种宗教往往兼具“出世”与“入世”的特征。同样是强调“出世”与“入世”的统一，道教是着眼于现世，而基督教则是着眼于来世。正因为如此，道教更重视现世生活，更重视生命存在的现状。而在西方，传统上教会的宣教策略大都强调人的悔改、皈依，宣教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教会强调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劝导他们去追求将来的永生和天国的理想。这种极为重视个人得救的思想，间接地会使人产生轻视现世、否定现世的观念。不过，在生态危机引起普世关注的今天，教会以积极的姿态对之作出调整，主张在宣教工作中除了关心人的灵魂得救的内在问题以外，也应该关心人的肉体以及肉体所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教会过去过度强调“人类”自己的事务和人类自己的问题及需要，在面对生态危机的今天，教会着重强调《圣经》传统中一向被忽略的人和自然界同获救赎的救赎观，从过去以人为中心的视野，扩展到以整个受造界为中心的关怀，为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贡献。
4在西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主客二分的，其突出的特征是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人类成为万物的尺度，具有统治和支配一切自然存在物的权利，而自然存在物存在的意义仅是作为人类征服和控制的客观对象；在中国，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识，传统上是物我一体的，甚至常常是借助对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来论说人际伦理关系，主张“天人合一”。
就基督教思想传统而言，它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早期教父、经院哲学家用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教义。这种以理性来论证宗教，强调宗教信仰的逻辑完整性和思维合理性，在基督教中形成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其基本构建在欧洲中世纪曾体现为由柏拉图—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这两大体系所共构并存的双翼。其近代发展则经历了从笛卡尔唯理主义到黑格尔思辨体系的演变。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神学大全》中，对天主与人、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证。他认为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客观存在的。天主创造世界和人，并主宰世界。天主是至善至美的，是宇宙万物的归宿。他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可能与必然性的关系、事物现实的等级、世界的秩序和目的五个方面论证了天主的存在。阿奎那认为上主创造了万事万物并且支配、治理着万事万物。阿奎那以其形式质料说和目的论思想把世界描绘成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从非生物体开始，经植物界、动物界、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天主。其中每一阶段既是较低阶段的“形式”，同时又是较高阶段的“质料”。下级隶属上级，归上级统摄，并以上级的意旨为目的，天主则是这一宇宙等级结构的最高存在，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和归宿。阿奎那以此论证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天上的秩序，现世必须服从来世。在这里，他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是服务于人的目的的观点，自然和人属于不同等级的存在物，如此，人同自然的原初的统一性发生了分离。
随着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以及启蒙运动对科学和理性的高扬；随着近代世俗化进程的深入，机械论世界观的兴起，人逐渐取代上帝的地位，而成为自然界中的最高存在，人之外的自然物则日益成为人类征服、统治、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德国学者格罗伊在其《东西方理解中的自然》一文中指出，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全球性危机，本质上是近代以来西方人与自然的主客体二分的机械论范式的结果。另外，启蒙运动也促使基督教神学致力于历史的耶稣以及人本基督论的探寻，而放弃了宇宙性基督的信仰。这成为一些神学家忽视被造世界与上帝的关系和被造界之价值的主要原因。
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圣经》是基督教教义、神学、教规、礼仪等的依据，基督教生态思想理应以《圣经》为基础。基督教伦理学者坎默指出：“全部基督教伦理观在一些重要方面根植于《圣经》。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它的起源是与特殊的历史事件相连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是对这些历史上发生的特殊事件的反思。”［美］查尔斯·L·坎默：《基督教伦理学》，王苏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圣经》作为基督教伦理之传统根基乃包括“旧约圣经伦理”和“新约圣经伦理”两大部分。其中“旧约圣经伦理”反映出古代以色列人的伦理观和律法观。在以色列人看来，道德行为与敬拜上帝是不可分的，并指出人之伦理行为的最高目的乃与主同行、与神共融。“新约伦理”以耶稣的伦理教诲为核心。耶稣以宣讲天国奠定了基督教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其“爱”的诫命确定了基督教伦理观念的核心。基督教的上帝观、原罪观、救赎观、终极观等等都给基督教的生态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也使基督教与道教的生态思想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家园上，我们对自然有着共同的责任。这不只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比较，对于我们理解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道教的人生价值观、生态伦理观和自然宇宙观都含有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观点不谋而合的思想和主张。道教“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意识，充满了对生命的关切和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和仁爱之心，确实对生命物种生存权利的维护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今依然存在着可以继承的合理性因素。道教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应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博爱思想延伸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为克服当今的生态危机提供一种道德约束机制。通过比较，两种文化也会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与共识，从而可以互相补偏救弊，双方获得升华。在进入信息时代的现代世界中，这种意向的发展有助于使中西文化交流真正扬弃过去“礼仪之争”的不快而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对道教与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一个批判、扬弃的过程，这不仅有利于中西两大宗教之间的沟通，而且也可以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启示，维护人与自然之间本有的和谐。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宗教对生态的积极介入也为宗教在新时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是宗教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借助这股绿色浪潮，宗教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调整自己的教义，将以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面目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丁光训主教就认为认识基督的宇宙性至关重要。其基本意义在于帮助基督徒至少明确两个问题《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一是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是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这种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在爱的光照中，我们得以洞察人世沧桑。“宇宙性基督”乃是万物在宇宙中的“共同居所”(commonhouse)，在这个“宇宙性基督”之内，每一被造物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空间来伸展自己的能力参见谷寒松、廖勇祥：《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天地人合一》，台湾光启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基督对世人那种爱到底的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震撼，它昭示“爱是宇宙的第一因素，是创造的第一推动力。一个爱的宇宙正在被创造。爱将充满宇宙”。中国基督徒则必然会“被这位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断地寻求解决方法，基督教生态神学的努力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支持和帮助。
宗教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促进了各宗教间的对话。世界各宗教领袖多次在重要的环境会议上发出声明，表达其在环境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对环境问题的共同回应，能够而且必须跨越传统宗教和哲学的界限，展开各宗教间的对话。如过程神学特别赞赏道教的阴阳平衡观念；因为生态神学拒斥作为男性的上帝，认为道教关于神的这种远见始终是道教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的积极入世，对其他宗教的主动借鉴，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付诸实践的行动都很值得赞赏。事实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并非新的相遇，而是过去上千年碰撞与交流的延续及发展。不过，在新的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双方都增加了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新内容。在世界开放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基督教与道教的对话刚刚开始。以史为鉴，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必须摒弃唯我独尊、绝对排外之立场，而要以寻求沟通、求同存异的态度为基础。
通过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比较，不难看到彼此在共性之中的差异，在差异之中的共性。不仅如此，道教和基督教所蕴涵的生态思想可以为现代人解决已经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睿智的思维方法，也可帮助人们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道教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生态伦理精神，如果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诚然，本书对道教和基督教生态思想的比较研究仅是一次尝试性的探讨，对道教、基督教两大宗教生态文化体系中的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不少问题尚需要今后做进一步研究。如对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中呈现出来的异同的原因分析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圣经》、历代神学家的阐释以及西方教会传统的宣教思想也不尽一致，于是，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我们看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道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价值转换，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