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异常迅猛的生产速度，单纯以人类为中心的开发、改造、利用大自然的观念，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意识的环境保护思想开始形成。所谓现代意识的环境保护思想就是科学合理地利用开发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写了《生存之路》，他从自然资源的负载力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角度阐述了恢复保持人口总量和土地、自然资源的平衡。如果人口高速增长，会导致资源被掠夺、土地荒芜，甚至导致战争。威廉跳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圈子，以现实说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指出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人口过剩，同时恢复资源。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Carson，亦译为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首次从食物链的角度指出，人们滥用滴滴涕，将导致鸟类锐减，最终将殃及人类本身，提出了“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作者以事实为依据，从科学的原理出发讲述了人类、自然、生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对人们滥用药物，自以为是的后果提出了警示。罗马俱乐部1968年设立的非正式国际组织，由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经济学者、人文科学家和实业家组成。该俱乐部的宗旨是在针对天然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探索人类可能采取的防范措施。的一些学者在1972年3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他们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转引自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为此必须限制工业的增长，划定增长极限，并且进一步提出使人口和经济增长为零的“零增长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地球已受到人类的破坏，为补救地球的生态环境，他们主张人类应退回到采集可食植物的原始文明时代。他们就自然资源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
随着全球性的环境恶化，促进了各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的展开，也促进了深层生态学的产生。
深层生态学理论是由挪威哲学家阿兰·纳斯(ArneNaess)创立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一词的首次出现，是他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的文章中。此后，经过纳斯、德韦尔、塞申斯、福克斯等人的努力而发展成为今天西方环境哲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层生态学对保护环境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因此，深层生态学中所蕴含的自然价值理念是对价值的一种深层追问，具有一种超越性，表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境界，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伦理基础和依据。
深层生态学把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想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想看成是“浅层的”(shallow)，而把自己称之为“深层的”(deep)。按照纳斯的诠释，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深层生态学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个体与生态系统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PaulaK Sampson，Deep Christiantity：Land，liturgyandenvironmentalvirtueethicsinnorthwesternBritishColumbia，California：Berkeley，1999，p14。
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观念是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或纳斯所说的“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深层生态学主义者把生态危机归根于现行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因此认为有必要从本质上变革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维护大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不是人独立于这个完整性之外。因此，深层生态学认为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首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向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转变。为此，纳斯提出了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两条根本性原则，即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原则(exocentricequality)和自我实现原则(selfrealization)。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或生物圈平等主义，“从原则上讲，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这一原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大写的“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如大地、河流、山川等都是有生命的，因而也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只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在自然的整体生态关系中，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低级。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助于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
自我实现原则认为“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当我们的兄弟、一条狗、一只猫感到难过时，我们也会感到难过；不仅如此，当有生命的存在物(包括大地)被毁灭时，我们也感到悲哀”。在纳斯看来，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人是由与他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决定的。自我的成熟需要经历从本我到社会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即“大我”三个阶段。形而上的自我即“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这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最高境界，是人彻底与自然认同，融入其中，关系极融洽的一种理想状态。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扩展自我认同的对象范围的过程。自我实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最大化的共生”的思想。这种“大我”包含了地球上的连同他人个体自身的所有生命形式，自我实现过程也意味着所有生命的潜能的实现。
深层生态学给出了人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想模式。借助深层生态学的这两条原则，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不难发现，其实人和其他存在物一样，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切存在物不单是对人，而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对其他存在物都有价值，都有生存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伤害自然的其他存在物，那就无异于伤害我们自己。纳斯一再强调，并不是要人类从属于生态系统，而是人类要把自己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一个适当的位置PaulaKSampson，DeepChristiantity：Land，liturgyandenvironmentalvirtueethicsinnorthwesternBritishColumbia，California：Berkeley，1999
。为此，深层生态学给出了一条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我们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响其他物种和地球，禁止征服和掠夺；保持最大的多样性和自我决定性。
深层生态学还提出了八条行动纲领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1)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的有用性无关；(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们自身也是有价值的；(3)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4)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5)当代人过分干涉非人类世界，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恶化；(6)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着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其结果将会与目前大不相同；(7)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是评价生命平等(即生命的固有价值)方面，而不是在坚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方面。对数量上的大(big)与质量上的大(great)之间的差别应当有一种深刻的意义；(8)赞同上述观点的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义务来实现上述必要改变。
道教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尽管其具体表述不同，但其精神实质与深层生态学的规范和纲领是相通的，如道教天人合一、自然无为、尊重生命的思想与这一观念是一致的。对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探讨也是从“深层”去追问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层关注。
二、生态危机与生态神学的兴起
(一)生态危机对西方基督教会的挑战
生态危机涉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采取的技术手段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在这些情形的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则是现代人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对基督教与生态危机是否相关的问题，一种意见持肯定的态度，不论是批判性的抑或辩护性的，认为从西方文化背景看，这个根源就在于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这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诉诸基督教并对之加以批判的运动，称为“生态学抗议”。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否定这种相关性的存在。
生态危机的产生，使得西方一些环境主义者，包括基督教内的环境主义者，进一步从西方文化渊源上，即从传统基督教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上，探寻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起着万流归宗的作用，即使在世俗化的今天，它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仍在西方具有特殊地位。因此，人们在深刻反省人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时，必定会涉及基督教，必然会反思它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基督教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如1968年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发表《目前环境危机的宗教背景》一文，认为“当今世界一些主要的祸患……例如无道的滥用不可弥补的自然资源、污染……可以归根结底地追溯到一个宗教的原因，这原因乃在一神论的兴起”AmoldToynbee，TheReligiousBackgroundofthePresentEnvironmentalCrisis，inEcologyandReligioninHistory，edDavidandEileenSpring，NewYork：Harper&；Row，1974。“一神论”代替了敬畏自然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对自然的“去神圣化”，使自然丧失了以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促使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因为一神论信念同时预设了另一个信念：宇宙中除了这个神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有神性的东西。因此，汤因比把犹太一神教看成是破坏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因［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对话录》。
美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White，Jr)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对《圣经·创世记》进行了批判。他指控西方科技的发达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完全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创造教义使然。因为这种创造教义视人类为世界的控制者，人类可以任意使用、控制世界万物。将生态危机归咎于基督教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怀特甚至认为“基督教是世界历史上最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基督教和古代偶像崇拜及亚洲的宗教完全相对……坚持神的旨意，乃是要人为自己的缘故而剥削大自然。并宣称这一种剥削，是基于《创世记》第1章第28节“统治”世界的命令。认为“创造中的所有受造物，除了以服侍人为目的以外，本身没有其他存在的目的”LynnWhite，Jr，TheHistoricalRootsofOurEcologicalCrisis，inWesternManandEnvironmentalEthics，edIanGBarbour，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3，p25OriginallyappearedinScience155，March1967。于是人自然“优越于大自然，因而轻蔑它，随时可以为一己的任何欲念而不惜利用它”LynnWhite，JrTheHistoricalRootsofOurEcologicalCrisis，inWesternManandEnvironmentalEthics，edIanGBarbour，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3，p28OriginallyappearedinScience155，March1967。
怀特认为，基督教的世界观认定世界是神从无而有的创造。这种从无造有的观念取缔了异教精灵论凡物皆有灵的信仰，以致基督教可以无视自然界各物可能有的感觉，因而肆意剥削大自然。基督教是“二元论”的宗教。基督教关于人的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分离和对立的二元论信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只有当二元论从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中根除时，才能使人对生态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根本的变化。怀特认为，从教义上看，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的创世故事，把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建立了对它们的统治，其他物质的创造除了服务于人以外就没有别的意义。怀特还从人类思想深层审视科学技术与生态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是从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不改变这种至今仍有大量信众并影响社会文化的宗教，那么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正是由于基督教在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它对当前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