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侯圭《東山觀音記》略釋
黃陽興
唐代四川是密宗信仰的重要傳播地，筆者多年來翻檢宗教、藝術、歷史、文學等各方面材料，以期獲得對中晚唐密宗的新認識。近來發現《全唐文》卷八〇六侯圭《東山觀音記》一文中記載了密宗僧人洪照入川弘法的諸多事蹟，透露了東川首府梓州一地佛教傳播的信息，而研究四川密宗歷史、藝術的學者卻又多未引述，絶大多數學者關注點都集中在惠果的兩部灌頂弟子成都府惟上（或曰“尚”）與晚唐五代柳本尊居士的研究上。只有趙長松先生《三臺東山摩崖遺存是唐代密宗道場》一文做了簡要分析參見《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第67-71頁。趙氏此文尚存在諸多誤解和懸而未決的問題，本文將於注釋中詳細辨明，簡稱“趙氏文”。，李已生先生《川密造像藝術初探》一文中也略提到洪照李文簡略叙述了唐宋元明清歷代四川密教藝術的相關問題。李已生教授引文如下：“永和七年（837），曾在河南金闕（穀）寺出家受灌頂的洪照師入蜀，住綿州大安寺，其門人修持三密，設壇降魔，真言驅邪，咒水治病救人，於山崖造鬼子母尊龕。”（參見《中華佛學學報》（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編），第19期，2006年，第415頁）事實上，這段概述存在好些誤區，未能辨識洪照出家乃是五臺山金閣寺，而且將洪照設降魔壇、真言治病的弘法事蹟誤會成是“其門人”，從中可以看出李氏並未理解洪照的真實來歷及其梓州傳法的情況，只是參考了趙氏的論述。，而其他佛教藝術史、歷史學家則多未能考究於此，《巴蜀佛教碑文集成》一書亦漏收侯氏該文龍顯昭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版。。本文卽致力於考釋侯圭《東山觀音記》一文所反映的相關問題，並揭示該文是密宗入川的重要文獻。先謹據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全唐文》卷八〇六錄其文如下：
廣明初，梓州浮圖祠大小共十二。慧義居其北，兜率當其南，牛頭據其西，正觀距其東。上臨絶壁，下瞰長江。青靄屬天，纖塵莫及。巉岩險峭，孤標勢盛，諸寺讓焉。自儀鳳元年置，本號清居，尋改真觀。凡一百六十七年，會昌中，例從毀廢。大中時，内大德僧知元筆者案：“元”原從“玄”，因避康熙帝“玄燁”名諱而改，故知此“内大德”僧乃是悟達國師眉山知玄。，與工部李侍郎同議興復。功業未就，屬蠻獠倡狂，將犯西蜀。有三藏僧洪照，召諸寺僧智海等，於舊基置降魔壇，號曰‘無能’。節度使尚書獨孤公因給牒，置院利人，信施洊至，飛木輓石，僦徒募工，樹立新規，因循舊跡。制未周歲而及半，創觀音像堂三間，南邊佛舍五間，山頭大閣三層七間，房廊厨庫門廡十五間。皆盡雕飾之妙，宏壯之麗。瞻仰崇峻，依歸者萬計。舊傳塼墖十三層，歲久傾欹，忽遇風雷，遲明卻正，時以龍神扶掖之異，今餘其址。又有石龕四五，兼鬼子母，下臨方泉。里巷以高禖之饗，祈禱者衆，頗有靈異。故李公溪石前身之説，詩碑尚在。洪照姓鄭氏，虢州盧氏人。幼詣清涼金閣寺中華書局影印文淵閣《四庫》本錄文原為“金闕寺”，筆者考清涼五臺山無此寺院，並根據洪照求密宗大法行歷，此必為名寺“金閣寺”無疑，蓋“闕”字本是不明何字故云，抑或為歷代刻印抄寫舛誤所致。鏡公處出家，竹林寺用公處具戒。壯歲就興善寺則公處受灌頂五部大法，明五天梵字。太和七年遊蜀，初住綿州大安寺。洎返初服，再從剃落。因隸綿州開元寺，置上方轉輪經藏。十年秋，川主尚書韋公請居慧義般舟院，因得重新正觀焉。常以真言祛邪逐祟，咒水治病救人，不可勝數。咸通十三年夏六月，委化於般舟舊座。壽七十八，臘五十五，建方墳於東山。梓州諸寺山院陳跡，慧義則有庾開府、王子安、李北海、趙蕤處士碑，牛頭則有閭邱博士均、嚴員外碑，南禪院、應天院則有李員外商隱、淨光徹“淨光徹”卽晚唐名僧僧徹，赐号“凈光大师”悟達國師知玄的弟子，主持晚唐懿宗時法門寺最後一次佛指骨供養事宜，兼善碑頌詩歌，後隨僖宗入蜀。可參見（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王邦維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33-134頁。大碑，圓梵寺、兜率寺則有崔相國、楊相國記，靈泉院法社龕則有王校書魯記，皆雄詞健筆，抉異挑奇，相繼馳名於諸夏矣。惟正觀舊無紀述。照公門人從文，清標正直，勤苦修持，承襲岩棲，宗依明教，亦得其三密心印。乘間錄精宇之興廢，先師之行業，劘懸崖五尺請書。圭辭不獲命，書曰：舊真觀寺，今觀音院。元始其意，照成其志，文終其事。辛丑歲正月二十七日丙子刻。
一、侯圭生平事蹟考略
侯圭是晚唐著名文士，與當時文學名家黃滔、羅隱、李洞等相唱和，尤其以寫賦聞名一时，曾得到晚唐士子的追捧。懿宗咸通年間曾任國子監博士，據唐朝官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學、算學﹑书學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黃滔是晚唐與韋莊、羅隱、杜荀鶴並名的詩人（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咸通十三年（872）曾干謁侯圭，其《侯博士圭啟》文曰：
博士負擲地鴻名，標掞天勢，吐揚雄之五藏，陋班固之兩京。故其接踵望塵，駢肩執刺，爭為秤掛，互作鏡窺。或聞由也升堂，賜之入室。是則千門改觀，萬户飛聲。若瑤璧之飾來，類金絲而振作。所謂功侔造化，言繫慘舒。作詞林培植之家，為陸海梯航之主。必當不私其一顧，誤彼衆聞。《唐黃御史文集》卷七，《四部叢刊》初編本影印明萬曆年間刊本。
黃滔干謁之詞充分地表達了對侯圭的贊頌，從側面也可説明侯圭博士任上深得士人的愛戴，以賦聞名。故著名詩人羅隱《寄侯博士》詩云：“規諫揚雄賦，邅迴賈誼官。久貧還往少，孤立轉遷難。清鏡流年急，高槐旅舍寒。侏儒亦何有，飽食向長安。”《羅隱集校注》之《甲乙集》卷五，潘慧惠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0頁。
廣明元年（880）年底，黃巢兵進長安，侯圭隨僖宗入蜀，曾受徵拜中書舍人之職。侯圭《東山觀音院記》稱“廣明初，梓州浮圖祠大小共十二”，後署時間“辛丑歲正月二十七日丙子刻”，查此“辛丑歲”當為廣明二年（881），説明侯氏己於廣明間入蜀。中和四年（884），黃滔入蜀至成都，聽聞侯圭任中書舍人，甚为欢喜，遂作《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其詩云：
八都詞客漫喧然，誰解飛揚誥誓間。五色彩毫裁鳳詔，九重天子豁龍顏。巴山月在趨朝去，錦水煙生入閣還。謀及中興多少事，莫愁明月不收關。
卻搜文學起吾唐，暫失都城亦未妨。錦里幸為丹鳳闕，幕賓徵出紫微郎。來時走馬隨中使，到日援毫定外方。若以掌言看諫獵，相如從此病輝光。
賈誼才承宣室召，左思唯預秘書流。賦家達者無過此，翰苑今朝是獨遊。立被御爐煙氣逼，吟經棧閣雨聲秋。内人未識江淹筆，竟問當時不早求。前揭《唐黃御史文集》卷三。
上面三首詩無疑是在高度赞扬侯圭的文采風流，将侯氏誉為國家棟樑，詩賦才华可與司馬相如、賈誼、左思比肩，而且政治才能遠高於前輩。
據彭萬隆先生考證，侯圭徵入中書舍人後不久卽掛冠而去，以“鳳閣之難處”歸隱東川梓橦山。據侯氏《割鴻溝賦》有云：
强者功淺，弱者機深，空欲限溝洫之迢遞，閉關河之阻尋。分地理不分天理，割波心不割人心。及夫垓下之劍不還，江上之師莫遏。始知風閣之難處，徒想鴻溝之獨割，至今京索之原，古津空闊。（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〇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8473-8474頁。
侯圭目睹朝中互相傾軋之勢，而自抒“風閣難處”之情。彭文又引《益州名畫錄》卷上載常重胤的中和院寫真，中書舍人充翰林學者中無侯圭之名。據嚴耕望先生考證，“此畫年代不能早過中和四年秋，不能遲過光啟元年春”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考》卷六《尚書右僕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4-395頁。。最後得出結論云：“若侯圭此間仍在任，必寫之無疑。從黃滔詩‘吟經劍閣雨聲秋’句，合而觀之，則知侯圭本年秋入徵中舍，旋掛冠而去。”侯圭與黃滔之交往多參見彭萬隆《黃滔行年考》，載彭氏《唐五代詩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78頁。此説似可成立。
光啟元年（885）秋，朝廷再徵拜侯圭為吏、户、禮、兵、刑、工六部中某部“侍郎”，而侯氏“有新命不起”，沒有接受新任之職，而是隱居於梓橦山。此據黃滔《寄梓橦山侯侍郎》一詩可知：
漢宮行廟略，簪笏落民間。直道三湘水，高情四皓山。賜衣僧脱去，奏表主批還。地得松蘿塢，泉通雨雪灣。東門添故事，南省缺新班（有新命不起）。片石秋從露，幽窗夜不關。夢餘蟾隱映，吟次鳥綿蠻。可惜相如作，當時事悉閑。《唐黃御史文集》卷四。
侯圭此時的意向是“高情四皓山”，志在隱居，因此使得“東門添故事，南省缺新班”。黃滔對侯圭此舉似乎有些惋惜，故有“可惜相如作，此時事悉閑”之句。
根據光啟年間李洞《戲贈侯常侍》、《吊侯圭常侍》詩歌之題名可知，朝廷並未因侯氏拒絶“新命”而加以怪罪，倒是給了更高的禮遇，並徵拜“散騎常侍”。據唐朝官制，門下省者稱左散騎常侍、中書省者稱右散騎常侍，雖然無實際的職權，但卻是尊貴之官，例多用作大臣們的兼職。如盛唐詩人高適，據《舊唐書》卷一一一《高適傳》記載，廣德二年（764）正月，代宗詔高適還京，授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傳中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略考侯氏官歷可發現其與高適甚為相似，一個以為詩聞，一個以賦名，都任官“侍郎”並轉“常侍”。侯圭受此“常侍”之職，證明朝廷是相當看重其聲望的。李洞《戲贈侯常侍》詩云：“葛洪卷與江淹賦，名動天邊傲石居。兩蜀詞人多載後，同君卻諱馬相如。”（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七二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302頁。詩中極力稱贊侯圭的賦蜀中極為知名，聲望掩過司馬相如。大概侯氏最後以“常侍”致仕，不久卽過世了。故李洞有《吊侯圭常侍》詩曰：“我重君能賦，君褒我解詩。三堂一拜遇，四海兩心知。影掛僧挑燭，名傳鶴拂碑。涪江吊孤塚，片月下峨嵋。”《全唐詩》卷七二一，第8280頁。由此可見，侯圭與李洞著實有一段深厚的感情，對李洞的詩歌很是贊賞，互為傾慕。據詩中“涪江吊孤塚，片月下峨嵋”句可知，侯氏最後葬於東川涪江一帶。侯、李兩位詩人之交往亦可謂晚唐文壇佳話。
侯圭一生以擅賦、接引文士而知名，與羅隱、李洞、黃滔等相往來，居蜀時對當地的文學事業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名士皆比之漢賦名家司馬相如。侯圭著有《江都賦》一卷，已佚。《宋史》卷二〇八《藝文（七）》。今文僅存《割鴻溝賦》、《東山觀音記》兩篇，具載於《全唐文》卷八〇六中。侯氏此文是應密宗僧洪照門徒從文之請而撰，主要是為宣揚洪照創製觀音院及其弘密事蹟。侯圭撰寫此文比擬諸大家之作，云梓州諸寺皆有名家作文，如慧義寺有庾信、王勃、李邕、趙蕤的碑文，牛頭寺有閭邱均、嚴員外筆者亦未能詳明此“嚴員外”具體指誰，待方家考證。碑文，南禪院、應天院則李商隱、淨光大師僧徹碑文，圓梵寺、兜率寺則崔相國、楊相國的記文“崔相國”疑指大中十二年（858）任東川節度使兼梓州刺史的崔慎由，官至宰相。《舊唐書》卷一八《宣宗紀》載大中十二年正月詔：“乙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韋有翼，以有翼為吏部侍郎。”而“楊相國”則很可能是大和七年至九年（833-835）出任東川節度使的楊嗣復，官至宰相。《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載大和七年七月乙巳“以左丞楊嗣復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和九年三月“庚申，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楊嗣復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楊、崔皆進士及第，有文名，兩唐書皆有傳記，並列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圓梵寺、兜率寺的記文大概是崔、楊兩人東川節度使任上應該寺僧人所請而作。，靈泉院法社龕則有王魯的記文，“皆雄詞健筆，抉異挑奇，相繼馳名於諸夏矣”，唯獨觀音院沒有名家記文，因此侯圭慷慨以撰。
二、虢州洪照求法大興善寺
侯圭《東山觀音院》記載的是河南虢州出身的僧人洪照入川弘揚密宗的事蹟。據侯氏文記載推算，洪照生於德宗貞元十一年（795），曾先後入五臺山金閣寺、竹林寺與長安大興善寺學習密宗。其文曰：
（洪照）幼詣清涼金閣寺鏡公處出家，竹林寺用公處具戒，壯歲就興善寺則公處受灌頂五部大法、明王五天梵字。
稍查僧史可知，金閣寺、大興善寺都是著名的密宗灌頂傳法以及曼荼羅持念道場所在地，密宗僧徒衆多。另外，文中提到的五臺山竹林寺也與密宗關係極大。
盛唐以來，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於長安、洛陽等地弘揚密教，一個新的佛教學派——密宗逐漸形成。中唐肅宗、代宗時期，由於獲得皇室的鼎力支持，以不空為首的密宗及其僧團的發展處於黃金時期。不空僧團於中唐時期弘法的大致情况可參考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311頁。永泰二年（766），不空上表呈請願舍衣缽於五臺山建造金閣寺，極力弘揚文殊菩薩信仰，並説：
夫以文殊聖跡聖者為主，結構金閣非陛下而誰。棟樑者大廈是依，股肱者元首所託，共成一體，和協萬邦。金閣斯崇，非夫宰輔贊成，軍客匡助，百寮咸續，千官共崇，則何以表君臣之美，以光金閣之大也。（唐）圓照編《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請舍衣缽助僧道環修金閣寺制》，《大正藏》第52册，第834頁上。
此一提議得到了代宗的批准與鼎力支持。大曆元年（766）開始修建，並“宣十節度使助緣”《宋高僧傳》卷二一《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第538頁。。大曆二年（767），經不空奏請由其灌頂弟子含光主持營建五臺山金閣寺並檢校督造。該寺投入鉅資，極盡豪華，經五年始成，奉敕大開持念曼荼羅道場。時任宰相的王縉給予了鼎立相助。據《舊唐書》卷一一八《王縉傳》載：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説，以求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