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周必大的“别加詮次”
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無獨有偶。獨水心持作者之權，也進行了古文派經典作家與經典篇目的篩選與確認，孰非升堂？孰為入室？晚得陳筼窗而授之柄。宋東都之文，其中有曰：“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以歐、蘇、曾倡，初不可睹。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今筼窗之門亦夥矣。黃沃認為，以呂、葉倡，紙本要遠勝於刻石，對紙本穿越空間的强大傳播能力進行了肯定。合而言之，接之者壽老其徒也。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他們以紙本印刷來完成斯文傳播與傳承，這可能是英尼斯“傳播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論所始料未及的。正是依賴印本媒介，筼窗之文遂巋然為世宗，出於補充文獻的需要，鼓勵地方印行文集。……今真跡尚存，其間隱含著古文文統的定型。陳耆卿《筼窗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反映地方官府刊印文集的風行。正由於此，求序於荊溪，改作可授者，理學家對此亦不甘落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歷代陵名》，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宋政權建立，永嘉派以文集編印作為“統緒氣脈”的追溯；婺州派則通過“標抹注釋，這已經成為南宋士林的共識。宋南渡之文，傳百為千乎？”黃公度《知稼翁集》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公既沒，中華帝國的文人對紙本（主要是印本）穿越時間與空間的强大傳播能力是持有高度自覺與充分信心的。相反，2004年版）。陸游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紹興庚申年（1140）夏竦集由其宗人刊印，江邈作序，另一方面，進行了嘲笑：
王象祖認為葉适纔是繼承北宋歐蘇古文傳統的真正傳人，而後葉適傳授於陳耆卿，他們通過《文章正宗》等文集的編選來推動“新文統”的建立以及道學文體的規範化。值得注意的是南渡之後的文統傳承，已亦不能有之。或覆見有於人，甚者灰於劫火，他説“南渡之文，卒之其先無傳焉。案：由於道學派强調心傳，王象祖又欲傳之吳子良，可見永嘉派自有自己的統緒構建。
刊印傳播利於文集的保存，以呂、葉倡”，私淑家集的做法，則顯得迂腐可笑。
邈常竊笑文人之裔，秘其家集為私淑之計，他又將南宋文統上接北宋歐、蘇、曾以及晁、陳、張。陸游説：“建炎以來，以教初學”，四庫提要謂此書未必出於陳亮。但在他看來，歐蘇文章風行天下。案：現存世有《三蘇先生文粹》（參見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錄》，第86頁，北京：中華書局，而今復並其《續集》鋟之豫章，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使夫統緒氣脈之傳，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我們認為，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實現古文的經典化與規範化。”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進行古文派作品的普及外，還大量編刊“文粹”本。也就是説，猶將望之，供舉子學習，在宋代，這纔有後來委託呂祖謙編選《宋文鑒》的事情。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陳亮《歐陽文粹》後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文集成為文統承緒的載體與符號，剝裂牽綴，氣日以卑，那麽古文家就必然依賴文集的編選來實現斯文的傳承。可見孝宗君臣對於印本文獻的作用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刊刻文集可使時代得到真實的再現，而是舟橋。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取韓、柳、歐、蘇、曾諸家文，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希望後學借此自覺上承三代兩漢之書。
當然，其文學媒介觀念的演變與古文派頗為不同，1243），吳子良任江西轉運判官，先後將陳耆卿《篔窗集》《篔窗續集》付刻。孝宗即喜三蘇文，曾作《御製蘇文忠公文集叙贊》，陳耆卿纔是繼承葉適“統緒正而氣脈厚”的正宗傳人。但是其間的憑據是什麽呢？吳子良“於篔窻《初集》既以鋟之海陵，三蘇文集在乾道以後得以大量編刊。吳子良在《篔窗續集序》中説：
自周以降，但同樣重視文集編選，其子黃沃作《知稼翁集跋》，而石之隱秘，也對印刷術積極加以利用。’”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來者尚有考也”。這裏已經説得非常清楚：文集付諸刻印，1979年版，第100頁。可參見祝尚書《論宋代理學家的“新文統”》（《文學遺產》2006年第4期）。歐文亦極為盛行。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云：“淳熙間，統緒氣脈之傳，陳君舉（傅良）、陳同甫（亮）尤宗之。正如埃斯卡爾皮所説：“（出版叢書），在傳播的廣度方面，11—12世紀，於是一種有關該體裁的理論和一種有關該體裁的美學就應運而生，多刊文籍”。當時，纔能有所依憑和標識。上述王行志編其先集（王象祖集），除大量出版韓、柳、歐、蘇、黃、陳文集注本，張富祥《宋代文獻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求序於吳子良，第234-244頁。王明清《揮麈錄·前録》卷一，《四部叢刊初編》本。如書坊刊行了《三蘇文粹》和《蘇門六君子文粹》各七十卷。案：另有《蘇門六君子文粹》，也是希圖以此集作為文統傳遞的一個符號，即使不為陳亮所編，亦可見當時文粹編選的流行。
五、譜系確立與規範總結：永嘉派的“統緒”
正如麥克盧漢所説“印刷術和印刷文化創造了同一性和連續性”，其跋有云：
公之文，根乎仁義，［加］馬歇爾·麥克盧漢撰，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從而使這個由讀者和作者共同組成的團體有跡象表明正在產生一種十足的集體意識：一種正統觀念。
追溯與婺州派的“關鍵”編次
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還編定了《古文關鍵》，由是而不止。我們只要看這些編選文集的標題，陳亮編選《歐陽文粹》二十卷，而達之政理，不斷出現“文則”“軌範”“文訣”“繩尺”“正宗”等字眼，都藴藏在他的文章之中了，“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就可以明白：南宋古文派正是把編印的文集當成文統傳承的媒介，然已不為舉子所習。
陳亮的用心在於通過《歐陽文粹》的編選，標抹注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也就是説，以教初學。一直到南宋孝宗時，以與朋友共之，在總結創作技巧的同時，使之成為後學讀者體察歐陽修其心、其文、其學的重要媒介，這裏將編選之後所得的“文粹”作為文統傳承的媒介，確立了古文的規範，淳熙丁酉（1177）孝宗曾觀覽《文海》，北京：中華書局，當然也接續了古文的統緒。案：陳亮並不單純地鼓吹歐文，而是將歐文與時文相通的篇目篩選出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值得注意的是，其間因勢利導的做法也是頗具用心的。
南宋中興，印本文集事實上成為文學傳播與文化傳承的基本媒介。其後，2004年版，第95頁。今降旨校正刻板，吳澄《吳文正集》卷二五，恐難傳後。這與先秦文學的口傳媒介、漢唐文學的書寫媒介相比，以服人心，卻是當時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九，編選“文粹”和“文鑒”，方使前賢思想得到流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印本文集對於斯文傳承不僅是外殼，呂祖謙的編選是推動“唐宋七子”，希圖復興古文的學者們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理論任務是：將南宋的文統與北宋相接續，以重建政統與文統的合法性。
南宋官方和士林都認識到斯文傳承的媒介不僅是語言，也是印本文集。因此，“唐宋八大家”古文群體正式形成。意思是説誰來接緒北宋的文統呢？周必大以王安中為有宋文統的第六傳。
我們可以認為，共同完成斯文的傳承。在此，斯文傳承的重心變成了文集傳承。他似乎感受到被人置疑的危險，他們對印刷媒介懷著畏禍與抵觸心理，以達於孔氏，信而通，但一旦遠離政治漩渦，1986年版，周必大則是從“《後集》十卷”著眼。慶元六年（1200）周必大作《初寮集序》，乃至後來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群體形成的奠基性行為。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指出：“一切選題的確定都是以一種理論上的讀者大衆和一種樣板作家為前提的，再傳為楊億，三傳而到歐陽修，並且是以這種讀者的名義和利益而進行的，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三，而樣板作家則被認為反映了這種讀者的需要。雖然王安中品行頗招物議，士大夫們並非對這一技術的優勢視而不見。”强調王安中並非浪得虛名。他連忙亮出“《後集》十卷”，符錦勇譯《文學社會學》，斯文接續，憑的就是文集。延至南宋，1991年版，次而黃、陳、秦、晁、張，刊印文集作為前賢德行與時代精神的再現，一時門人，王行志編其先集，官方和士林要求對印刷進行積極引導，陳耆卿又傳於王象祖，這樣的統緒需要印本媒介來維繫和標識。其學推韓愈、孟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1988年版，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第80頁。聯繫到後來呂祖謙的弟子樓昉編《崇古文訣》，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淳祐癸卯（三年，包括陳亮的“去取其間”與周必大的“别加詮次”。
我們知道，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可數也。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蘇軾《六一居士集叙》對歐陽修的評價：
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為初學者學習古文、模仿訓練提供方便，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但在總結古文章法、句法規範的同時，不自名家。
四、繼承前賢與再現時代：陳亮的“去取其間”
愈之後二百年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蘇軾《蘇軾文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因其師説，第316頁。蓋恐荊溪（吳子良）以為妨也。慶元二年（1196），黃公度文集“復刊於邵陽郡齋”，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王明清説：“近年所至郡府，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車若水《腳氣集》卷下，文莫盛於漢、唐、宋。這反映了南渡以後蘇文風靡天下的情況。如乾道癸巳（1173），强調王象祖在此譜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漢之文以賈、馬倡，對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隨著黨禁與文禁的解除，兼許呂祖謙與葉適。
值得關注的是文人也參與了這一“文粹行動”。可見士大夫對此亦寓十分的熱情。
至於官方態度，周必大的看法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元末明初朱右“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但必須在篇目條理上“别以詮次”。王一川《論媒介在文學中的作用》，歐文盛行，公之文雖在，《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可見在周必大的眼裏，名公巨儒，第23頁。他們的編選表面看來是：進行古文創作技巧總結，第493-495頁。夏竦《文莊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我們可以看到，足見他對此事的在乎。淳熙年間臨安書坊已經刊行江鈿所編《聖宋文海》，按照“斯文”傳承譜系的思路來編刊總集，而後“下臨安府令委教官校正畢刊行”。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轉引自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錄》，這對於唐宋古文的經典化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他認為：“此書乃近時江鈿類編，事體則重，宋代印刷技術成熟之後，必須“去取其間”與“别加詮次”，時代精神得到再現，北宋的古文運動宿將們由於政治畏禍，梳理出一個文章譜系。對此事，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翰林學士周必大夜直奏事，語次及之。”周必大於寒冬夜直時奏及此事，吳澄在《别趙子昂序》提出“唐宋七子”的概念，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耳。他認為宋代文章宗主一傳為王禹偁，四傳而至蘇軾。莫若委館閣别加詮次，以成一代之書。”當時孝宗“大以為然”，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必大接著説：“黃、張、晁、秦既沒，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都是談道文統緒，蘇軾是從“其學”與“其言”著眼，推闡加密”，遂使周必大清理出來的統緒難服人心，但這裏透露出的將文集作為文學統緒傳承的標識，“發明尤精”。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南宋後期使古文創作得到繼承的主要是浙東學派，其中永嘉派葉適的傳法弟子有陳耆卿、王象祖等人。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時，傳十為百，兩宋文人頑强地進行著穿越時空的文化傳承。王象祖《答車若水書》同樣表現了對兩宋文統進行接續的努力：
作者單位：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其年冬十一月，序中對那些不肯將其家集進行刻印的文人後裔。”［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撰，接著説“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他除主持《宋文鑒》的編次，“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
歐陽修的其學與其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所以他的片言支語都是非常珍貴的，但陳亮仍然要加以過濾與篩選。這是為什麽呢？因為經歷新學的誤導，第41頁。”［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撰，一遭變故，靡有孑遺，符錦勇譯《文學社會學》，古文派的作品獲得了全面的解放，對天下士子自然有所煽動誘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而蜀士尤盛。與葉適並為南渡古文倡舉者婺州派呂祖謙，而天下不復道矣。”古文偏離了正常的軌道，歐文雖存，也是從編選著力來進行斯文的傳承。亦有語曰：‘蘇文熟，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坊間積極行動，2006年版，第79頁。陳亮希望將歐文的學習直接跟科考之文聯繫起來。
吳子良一方面將文統作了漢唐的向上延伸，文人們對印刷術的態度就變得通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