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可知《東坡别集》的體例不同於出版情況。也正因此，洪邁纔對蘇嶠及其編纂的《東坡别集》評價不高：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幷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箚》，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季真、季思不能察耳。洪邁《容齋五筆》卷九《擒鬼章祝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洪邁是淳熙七年（1180）作為蘇嶠的後任當知建寧府，因知刊刻《東坡别集》之來龍去脈。司馬季思是司馬光的族曾孫司馬伋，從淳熙九年（1182）到淳熙十二年（1185）當知泉州。衆所周知，泉州是一個出版業發達的地區，司馬伋與蘇嶠、蘇詡一樣致力出版了先祖司馬光的文集《司馬温公集》司馬伋當知泉州時，建立石刻。周必大説：“淳熙癸卯，公曾孫吏部侍郎季思刻石泉南”（《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公使北錄》，《益公題跋》卷三）。，但洪邁對這兩本由本家子孫出版的文集卻予以了非評，甚至將其稱為“不能察”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版，第118-120頁）也説：“關於蘇嶠家集本。陳振孫只説它“大畧與杭本同”。未説到二本的區别。今據余嘉錫的考證，蘇嶠家集本‘則是取前、後集及《内制》、《外制》、《奏議》、《和陶》諸集中詩文編次為一，以别於“六集”之各自為書。……然不收“六集”及《志林》、《雜説》之類，故與《大全集》不同’（見《四庫提要辨證》）。另據洪邁《容齋五筆》卷九……可見此集並非善本，亦非足本。”。
另一方面，從洪邁的批評也可看出時人對《東坡别集》的關注。由此可以推知《東坡别集》曾被廣泛流傳。洪邁所見的當是臨安刻本的《東坡别集》。陳振孫還談到蘇嶠死後張某當知吉州，曾補《東坡别集》之遺漏再刊行了一本新集子。也就是上文趙希弁云“刪略者，淳熙甲辰（淳熙十一年、1184）廬陵（吉州）郡庠刊”。有關《東坡别集》在吉州的刊行，或許亦有蘇峴的影響，因為蘇峴晚年曾在江西擔任過轉運副使。
蘇峴也為先人編纂過文集。如淳熙二年（1175），和韓元吉一起出版過《許昌唱和集》。這是伯祖蘇迨、祖父蘇過等潁昌府文人寫作的唱和集子，現也已散佚，僅存韓元吉之跋文：
葉公為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中更亂雜，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某見葉公於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為市舶使者，會於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韓元吉《書許昌唱和集後》，《南澗甲乙稿》卷一六
韓元吉之高祖父韓維與蘇軾一樣，被歸為元祐黨人斷罪之後，韓氏一族就回到了故鄉潁昌府避難。重和元年（1118），葉夢得（字少藴）當知潁昌府時，韓元吉祖父韓瑨（字公表）任潁昌府通判府事，韓氏一族和葉夢得關係非常親密。此時，蘇軾、蘇轍的兒子們也住在潁昌府，與當地的官僚文人們時有唱和來往蘇過《斜川集》卷五有《次韻和韓君表讀淵明詩，餽曾存之置酒唱酬之什》、《次韻韓文若展江六詠》、《次韻少藴二首》等等。葉夢得從重和元年（1118）到宣和二年（1120）知潁昌府。紹興十四年（1144），韓元吉再會葉夢得，葉夢得把《許昌唱和集》託附給了韓元吉。淳熙二年（1175），韓元吉知建寧府，與福建市舶蘇峴一同出版了《許昌唱和集》。
從時代背景來看，蘇嶠、蘇峴的出版活動無疑受到了南宋初期的為蘇軾平反之大潮流的影響。北宋末期蘇軾成為黨禍的犧牲品，連詩文都被禁售。但時過境遷，到南宋時皇帝再三表彰蘇軾之偉業，為蘇軾等元祐黨人恢復了名譽：
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内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内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為軾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侍從。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光堯太上皇帝”是指南宋高宗，“今上皇帝”則是孝宗。二帝都非常恩寵蘇軾子孫，蘇軾的孫子蘇符甚至還被提升為禮部尚書，曾孫蘇嶠也擔任過臺諫侍從。尤其是孝宗，特别喜愛蘇軾，乾道六年（1170）謚其為“文忠”，乾道九年（1173）二月又追授其“太師”。孝宗又親賜序文給蘇嶠，末尾跋云：“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孝宗的序文被收錄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中，《四部叢刊》本。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之下，元祐黨人的子孫們纔會積極地去編纂刊刻其父祖的文集（參照下圖）。其中特别是蘇軾，因為其詩文中常常表現出一種為保全大局而忍辱負重的精神，常常引起南宋文人們的共鳴。
南宋時代出版業發達的地方是浙江（臨安、紹興、明州、東陽、括蒼等）、福建（建安、福州、泉州等）、四川（成都、眉州等）、江西（吉州、筠州等）。蘇嶠和蘇峴的活動甚至還影響到了南宋的蘇詩注釋以及福建的出版業。蘇嶠出版蘇軾文集之前的乾道（1165-1173）初期就有“趙夔等注軾詩”之類的注釋書，可能就是所謂的《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一類書籍的前身。《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一般被認為是福建書肆假託狀元王十朋而出版的。王十朋曾從乾道四年（1167）到乾道六年（1170）當知泉州，因此書肆冒其名出版了《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其出版時期大概在淳熙（1174-1189）之後有關這個問題，可參考甲斐雄一《“王狀元”與福建——南宋文人王十朋與〈王狀元集百家注東坡先生詩〉之注釋者們》，《中國文學論集》第37號，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2008年版，第61-75頁。總之蘇嶠、蘇峴的出版活動和王十朋的泉州赴任、《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的出版大致同時期，可能會有一些相互影響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作進一步的研究。
結論
蘇軾晚年被貶，最小的兒子蘇過隨其到嶺南，直接參與了蘇軾這段時期的文學活動。蘇軾死後，蘇過儘力搜集和保存蘇軾遺留下來的詩文。此後，蘇過的孫子蘇嶠和蘇峴繼承蘇過的遺志，在兩宋之交混亂時代努力將父祖的詩文保留下來帶到南方，晚年在福建開始將其編纂成集出版。蘇嶠編纂了《東坡别集》四十六卷，蘇峴也立了一些蘇軾詩石刻，還與韓元吉一起出版了《許昌唱和集》。蘇嶠和蘇峴的出版活動還影響到了南宋的蘇詩注釋，例如《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施顧注東坡先生詩》等。南宋時代很多人都很愛好蘇軾詩文，此後又陸續出版了很多蘇軾文集。因此，可以説蘇軾的兒子蘇過及其子孫對蘇軾詩文的保存編纂活動，對蘇軾詩文流傳後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府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季忠平老師的悉心指導，特此致謝。
①抄配部分十五頁係卷一四之第八、九、十、十一左半頁、十二、十四右半頁，卷一五之第一、二、五、六、七、八頁，卷一七之第一、六、七，卷一九之第七。此外，卷二〇之第九頁為殘頁。
②僅《宿審田鋪附三陳書嚴》一詩《叢刊》本無，而在宋本有目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