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賴鈺匀
一、引言
展示文化是晚清（1984-1910）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與清末的重要思潮與實際運動息息相關。前此，學者對於晚清展示文化的研究，已累積到一定程度。然而，尚未對於展示文化的總體面貌和與之相關的知識群體，進行廣泛而深入地研究。筆者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在前賢的研究成果上，對於晚清展示文化在晚清的發生、流變與意義進行通盤的理解，並且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勾勒出晚清知識群體與展示文化的關係，避免鑿空立説。
之所以選擇展示文化作為研究主題，除了展示文化本身是重要的文化現象以外，也與筆者長期以來關注知識群體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所做的努力有關。衆所周知，當代的史學視野，對於中西交流現象，已經由單向的接受論、或是衝擊回應論，轉向了協作層次。在此視野下，史家更加注重在實際的歷史時空與限制下，中國的知識群體如何透過各種方式——包括汲取自身歷史傳統中的資材——與西方的文化溝通協調。因此，在進行該主題研究時，筆者從兩個方面開展，首先是展示文化這一文化現象本身。其次則是在歷史中的“人”，即是晚清推動、發展展示文化的主體：“知識群體”。一個文化現象的歷史性的存在，並非是一張固著的畫片，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脈絡，不斷交換著變動的真實場景，人在其中，起了怎樣的作用。在劇烈的世變中，人怎樣應世、如何順勢或逆勢地推動實際的文化活動，借以回應或是追求超乎實際文化活動層次以外的目標。本文作為筆者研究計劃的一部分，首先將對展示文化的内涵與範圍先進行説明，接著評介晚清展示文化相關文獻，最後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進而補充現行研究文獻的缺環，並嘗試延展出可行的研究方向。
“展示文化”一詞學界目前尚無明確的定義，然而，現行對於晚清展示文化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於各種展覽活動，以及新式印刷技術傳播知識的現象。可以説，在現行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將展示文化理解為：“所有經過安排策劃的展示活動，並且借由媒體的傳播與複製，脱離時空的限制，擴展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展示”作為一種文化活動，透過晚清知識分子有意的安排與引介，進入晚清的知識話語圈，並透過各種報刊或專著文章的宣傳，快速地在晚清知識分子圈與一般民衆之間傳開。借由實際操作展會和設立博物館，展示文化進入了一般社會大衆的生活，成為公衆教育的一部分，負擔著新式知識傳播與輔助教育的責任。博物館或是展會的設立，雖然直接肇因於晚清士大夫與知識份子在海外的見聞與追摹西方的心理因素，但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衝擊——回應”模式再現，而是呼應中國士大夫的賞鑒傳統，繼續延伸出的一種文化活動。細考中國士大夫的賞鑒傳統與收藏文化，可知中國知識分子已形成一套賞鑒的行為模式，這套賞鑒模式，首先是對於文物的考訂，這類考訂工作除了案頭的文獻考證外，也透過“雅集”的半公開場合進行對實物的觀覽研究，最後透過出版活動擴散到更大的知識圈中，這種行為模式成為晚清展示文化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對晚清展示文化相關研究文獻的介紹
正如前文所提到，“展示”是晚清重要的文化現象，而展示的内涵包羅豐富。綜觀當代展示文化的研究成果，可依研究對象，將研究文獻分為兩類：一為歷史上的展覽活動與實際的展示場所，包括博覽會、博物館、城市中各種展會、賽會與文物陳列所等。二是則兼及展會再複製的媒介與出版品為研究物件。而上述兩類的展示文化研究，往往與重要的歷史思潮與社會背景研究相連，有著各自不同的叙事觀點與研究視角。
（一）具體展會與展示場所
第一部分的文獻回顧，將針對具體展會與展示場所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與述評。其中關於博覽會的研究是一大宗。特别是中國第一次舉辦的博覽會——南洋勸業會，以及積極參與的國際博覽會——聖路易博覽會。學者對於這兩次博覽會的研究可謂成果斐然。此外，亦有基於民國初年文物陳列所的關注，進而稍微涉獵晚清的公共博物館與展示機構的研究。在此先述及對於博覽會的研究。必須特别提出的是，由於2004年到2010年之間，有三篇重要的關於博覽會研究的述評出版謝輝《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洪振强《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1851-1937）》，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範大學，2006年，“緒論”。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這三篇述評質、量俱豐，然而由於主題為博覽會，包羅較廣，與本文所説的展示文化的範疇並不完全類似，因此這三篇述評中所囊括的文獻，本文並不擬一一述及，以下要回顧與評介的研究文獻，主要是特别具有開創性、並專與展示文化有關的部分。同時，雖有三篇巨幅的述評在前，但與本文觀照點並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仍可能以不同的切入視角來省視相同的文獻。
根據馬敏的研究，中文學界對於博覽會的研究，是伴隨著商會史的研究而展開的。正是在整理天津商會檔案與蘇州商會檔案的過程中，中國史學界開始注意到“商會對近代博覽會的參與以及中國與近代博覽會（包括世博會）的歷史聯繫。”馬敏《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於研究博覽會最早的論文，是馬敏發表於1985年的《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述評》以及稍後發表於1988年的《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迄今，馬敏陸續發表了《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寓樂於會：近代博覽會與大衆娛樂》、《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並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約八十萬字的論文集，該論文即可説是總結了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日本以及歐美學界研究博覽會的成果。這一系列研究顯示出馬敏長期關注浸淫展覽會研究的成果已由個案研究，拓展為一個文化圖景。在早期研究中，馬敏利用商會檔案與博覽會資料集，研究的重點在於勸業會所展出的商品種類、參加的商會團體以及評獎的結果，最後以收支不平衡的觀點來反映出南洋勸業會並不十分成功的結果，但同時也注意到，評獎結果對於當時的工商業進步——特别是民族工業的進步，起了正面的推動作用。史學界文化史與大衆文化研究的視角，也進一步被融攝到博覽會研究中，馬敏的《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寓樂於會：近代博覽會與大衆娛樂》便反映了此一研究視角的成果，其中，科技是萬國博覽會文化創始期的核心，此後雖然隨著時代變遷與主辦國的更移而有不同的主題偏向，但科技始終是重要的主題之一。而文化傳播則大大地延伸了博覽會的社會效應，使得博覽會能夠超越實際舉辦的地點，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市民或知識階層之間談論的話題。而《寓樂於會：近代博覽會與大衆娛樂》則從大衆娛樂的角度，透過城市生活中的“逸樂”文化呈現出近代博覽會豐富的面目，除了近態展示以外，中國的近代博覽會既延續著由迎神賽會以降的庶民娛樂傳統，也取徑於西方與日本的博覽會，以動態的方式呈現了强烈的娛樂性。可以説，馬敏的研究，實際上是國内博覽會研究由草創而茁壯的一個具體縮影，在研究視角上，也由經濟社會史的角度，加入了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等多重視野。
這種由一元而走向多元的研究視角，並非是一個單一現象，同樣的變化，也同時或稍早地發生在中國臺灣、日本與歐美學界。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主持的一系列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便以分省分區的方式研究中國近代化的代表人物與事件，其中，便已涉及博覽會的研究。稍後，古偉瀛首先利用清末外交檔案“各國賽會公會案”進行研究，分析晚清政府參加世界博覽會的過程，認為晚清參與博覽會的心態，從原先的“炫奇”、“賽珍”的角度，而走向了“交流”、“商戰”。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1986年第3期。趙佑志利用同一批材料，討論晚清中國政府對於博覽會的態度如何由疑懼轉而接受，透過賽品參展的稅務稅則問題、物產的保密問題與參賽成本問題，顯示出清廷逐漸開放的態度。趙文的主要貢獻，除了以具體的外交折衝顯示出晚清政府的心態以外，更在於將每一次受邀參展的賽會、籌辦機構、經費運用狀況以及參加的群體或個人做了梳理，如此，透過不同群體和籌辦機構之間的離合衝突，以及經費支絀分擔的狀況，更可見出晚清參與國外各種賽會的具體情況，趙文將清政府參與博覽會的態度大致分為消極與積極兩種，由於最初缺乏一定的章程、以及後來博覽會種類繁多，總署無法完全負擔等原因，其消極與積極的態度，未必是以線性的時間軸為序，年代越往後越積極，而是依照賽會的規模和重要性為考量。根據趙文的歸納，總署總共收到八十次的邀請，“決定積極參加的僅十三次，大致集中在兩個時段，即：1873-1884年參加六次，1900-1911年參加七次。”又“總署決定積極參加的博覽會，依其籌辦機關的不同，可分為海關主導型、使館主導型、特使團型、外務部·商部主導型四類。其大致是以1905年列日博覽會為分界，之前多屬前三者，以後則改為最後者。”趙佑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第25頁。另外，趙文也已經注意到與日本的内國勸業會進行初步的比較，並且注意到在博覽會實際上成為中、日外交角力的戰場之一。雖然這一部分的比較尚不十分徹底，但卻提供了一個對照比較的視野。趙佑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第34頁。趙文研究的時期是1860到1911南洋勸業會舉辦為止，換言之，在南洋勸業會以前，中國對於博覽會的認知正逐步地建立。正如吳方正《上海格致書院與“博覽會”的經驗》所指出的：“自1860至1910年止，南洋勸業博覽會不能被視為空轉五十年後從天而降，因此，上述五十年期間所有關於博覽會的認識與誤解、阻擋、嘗試與挫折、那些不稱為博覽會的展示、想辦沒辦成的博覽會等，都成為中國真正第一次舉辦博覽會的準備、熱身與前驅。”吳方正《上海格致書院與“博覽會”的經驗》，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3月，第51期，第2頁。吳方正的關注點，主要是在於當時籌畫早期博覽會的西人社群，透過公文檔案、報刊與格致書院董事會的史料與各種決策和努力，呈現當時中國嘗試創辦博覽會時的歷史過程。雖然該書院以西人群體為主，但由於中國士大夫的參與與投資，因此也使得這個過程富有中西互相衝突與融攝的戲劇性張力。吳文亦以比照參照的角度，援引了郭嵩燾與劉錫鴻的出使日記，表明了當時外交官對於此一博覽會的態度，而其著重點仍在於格致書院與其相關群體的主導性。相較之下，青山治世的研究更重視使西日記這批材料的運用，他以外交史的角度切入，從《倫敦與巴黎日記》中追溯第一任駐英法大使郭嵩燾對於西方博覽會的認知，並認肯郭嵩燾對於近代博覽會事業發軔的貢獻。青山氏的文章共有兩篇，截至本文發表前，有《晚清郭嵩燾與上海博覽會計劃》一篇，收錄於《百年潮》，2010年第11期。另有一篇會議論文即將出版論文集，目前尚無確切書名。見青山治世《19世紀後期博覽會知識的接納及舉辦博覽會的設想》，第三屆近代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10年8月12-13日。王正華對於1904年聖路易博覽會的研究，雖然同樣具有外交史的視角，但最終是偏重於透過陳列品的安排、視線的安排等視覺文化的角度，處理晚清政府如何透過萬國博覽會呈現自身，並逐步理解萬國博覽會的内涵。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