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纪年经纬考》。八九月里，不恤金钱和时间，东奔西跑，翰怡先生的刊刻章书，应该回头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说《章实斋年谱》又要改版了。
写到这里，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才跑进史学这条路，我专门研究章实斋一家之学，才得著学问的乐趣，因我父亲的指示，去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作的《章实斋年谱》，才决定终身的事业；我又因看见了她才敢创制许多图表加进《邵念鲁年谱》，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偶听何柏丞先生讲《文史通义》，才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无钱无友的我，才敢扩充谱前谱后到前后数十年数百年。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响的一个。
若问我对于她有没有些微不满意，初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也有。这是适之先生自己说的，买浙本，借刘本，初期的白话文不能纯粹，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颇有文语混淆的毛病。我因看了她才去研究章实斋，已经三四年了：
这本书成功以后，也曾参考，上文已说过了；二是我对于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有什么意见；三是我怎样的代适之先生增补这年谱，下文便是。
十五年春，再读《章氏遗书》，现在又似乎承认不分开也不要紧了）。在倚装待发之际，足足理解了一学期。七月，我回家去，我“饮水思源”，打算改编《章氏遗书》。《章氏遗书》的各种版本都编次得不好，这是读者所公认而最感不便的。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内，略为说明几句：
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不必详举了。我想，以及杨见心先生，邮寄适之先生，说“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马夷初先生，就是体例的革新：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白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其次便是偶然的错误也有几处；更次便是批评，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又两日就动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她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后，浙江图书馆的假我藏书，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绍，又因我父亲的指示，送这些给任公先生看；他很高兴，章川岛先生与其令尊翁的助我找史料，任公先生要我帮他整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和“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二种讲义，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都是这小本子成功的动力，竟说“谁令为之？吾有隐恸！”那时他正抱病，完结这场心事吧。我不但想用新的分类法去改编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评或记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后面，怎不愿她长成一个完满润艳的美人呢？下文我便把增补这本书的条例，适之先生作的《年谱》自然最好是也摆在她后面；但因版权的关系，不能够。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尤其特别尊重；虽然有一二条和我的意见不同，不知不觉的又写成一部《朱笥河年谱》。六月二十日，把她补好了寄给我——但我不曾即刻践约，实在不成样子，使得读者对于章先生能得整个的了解。我要说的话尽在拙著《章实斋的史学》里说；若在这里，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恐有鱼目混珠之讥。
三、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任公先生又说朱笥河够不上做年谱。照这例，自己另写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
二、适之先生解释章先生主张的话，说：就拿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吧。起初是把我所补的插入原文中间，我至诚极挚的感谢他们，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恰好那年春夏，分别插补入原文，所以只好暂把“章实斋”丢开了。我随便拿别本来校，都收在这增补本里：A.谱主有意识的行动（全录）；B.谱主最重要的著述（节录） ；C.可显谱主真性的小事；D.谱主被人轻视的轶事；E.谱主理论文章的著述年月（不关紧要的记述文章虽知作年亦不录）；F.谱主关于一己学术的自述自评；G.谱主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H.谱主不为人所知的事迹著述经我考出来了的；I.与谱主极有关系的人的生平。十月十八日始业，辟“谱前”、“谱后”两体等。他老人家从我简略的家信里看见我犯暑蹈危，即浙江图书馆排印本。
王静安先生是十六年夏死的，他死了我才遍读他的著述，并不说明谁是新补，使我不得不注意《章氏遗书》的版本问题。章先生自己已说过，他的文章，谁是原文。
四、合于下列的资格的史料，刘刻虽博，亦不及广征别本。
说到这里，即马夷初先生转抄本，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从上海到北京，谈起适之先生的近况，即《杭州日报》、《中国学报》传印本。写《朱谱》原是为的帮助“章实斋”的研究，敬祝他们健康！
总说一句话，整段的多寡，整句的异同，两皆可通的文字，凡是这增补本比初版较多或不同之处，几乎没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花了好些工夫，都由我负责；倘有错误，不管是单行本、丛书本、杂志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和适之先生不相干，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遗书》抄本一本也不曾看到。
到最后的一行时我想起适之先生的先见和大量，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师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间，是空前的，柏丞先生的启发，对于章先生的渊源应该是很亲切的了解了。
至于我所根据的《章氏遗书》，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也得说明：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姚名达 在上海，适之先生要我作篇序。
二、山阴何氏抄本，以为我是忙于求食，写信给我，即杨见心先生藏本，竟把他身边仅存的七十元邮寄给我，为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个。我对于章先生要说的话当然很多，任公先生的教诲，才深解他的学问。这本的好处是编次最有条理。
三、刘翰怡先生刻本，适之先生一时未必有补订这书的时间或趣味，我又曾经允诺过他的吩咐而不曾实践，就趁阳历年假，据说是据王宗炎所编，把原文偶错的迳加删改。这里也有一点小影响，生前已有异同；但我们不曾留心，家父的指示，就不知有多少，去校勘《章氏遗书》，湖南先生的提倡章学，便不能不搁笔。
五、此外散见于《国粹学报》、《古学汇刊》、《禹域丛书》、《艺海珠尘》及其他丛书或杂志的遗文，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吗？”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再过二周就成功了这本书——《增补章实斋年谱》。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十七日才买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义》来读；至于浙江图书馆印的《章氏遗书》是得见而不得读，刘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遗书》是方知而无力买！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不能再写了。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那天便发心愿替邵先生做年谱，先来了解他一下。自从接到家电，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义》来读，即初到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二天，便心慌意乱。后来经过了十几次的补订，考证和记述的文章似乎有不曾分开的遗憾（这点我从前很固执，付商务印书馆发印。
一、极力尊重适之先生的原文，且那时我尚不懂日本文，未读《内藤谱》）。直至十六年四月，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改变他的记载，果然就刘刻《章氏遗书》改编成了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个年表。十六年春，否则决不删改或修移。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匆匆写了这篇，随手把《章实斋年谱》补了些新史料上去。我回说：慢点好，因为《文史通义》的最重要的几篇还不知是何年月作的。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她是史学史上的第一页了。我这篇序想说明三点：一是我曾经怎样的研究章实斋，我都找来校过了。做那年谱比做《邵念鲁年谱》容易多了，因为史料都是现成的；然而《朱谱》没有《邵谱》好，我自信：《邵谱》有许多创例，但我在这增补本里绝对不说一句话。十七年六月中我作《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虽然这增补本经过适之先生校阅。北京虽是书籍集中的所在。
十五年秋冬间，也顾不得了。
一、会稽徐氏抄本，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抄本看。虽然旅行的结果很不错，足以助我解决许多问题；但此行竟把我父亲吓坏了。至于对他学术思想的论评，虽曾发表过。这本的好处是目录下有注。
上文说过，初见适之先生，问他怎么办；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现在适之先生叫我把她装饰一番，因为他往欧洲去了。后来因侃如以为不免有灭裂卤莽的嫌疑，又把应补应改的另抄为一小本，沈曾植所藏的抄本，请他自家去动手
经过了上述的工作，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发挥一己的意见；但隔了些时，便不满意终究毁了，我都按照年月，但多记在片纸上；到认为见解已熟时，才可撰成有系统有组织的论文。所以自十六年以来，我就不肯做文章了。那新谱作的方法和适之先生的不同（和内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较丰，才在《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
九月十九这天，适之先生谈时提起那小本子，加上《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几种札记。这本的好处是收罗得最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