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又有《与史余邨》一书（此篇浙本无之，此据马夷初先生所抄山阴何氏抄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新唐书》以至宋元诸史书志之体不免繁芜，而汰之又似不可，则不解掌故别有专书，不当事事求备也。列传猥滥，固由文笔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顾宁人所指班、马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耳。
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文征之例起于《和州志》，《永清志》详于六书，但掌故未成专书。《阙访》之列传与《前志》之列传，二例亦起于《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简要。掌故之列为专书，确是先生的一大贡献。前此先生论方志，虽自夸得史法，其实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称为史家之“方志”。先生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曰：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此实是志书的大法。
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他说：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又说：
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借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而亡之矣。（《例议》中）
此种议论甚为可笑。《史记》诸书乃后人东抄西凑补成的，故空言多于名物。《汉书》诸志已稍详于名物事实，已非“讨论大凡”了。欧阳《新唐书》以下，记载名物制度之详，远胜前代，此正是史学上一大进步。实斋乃以“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为病，真是说梦话！况且印书术进步以后，重要的书籍皆有刻本，不易遗失。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书》虽简短，难免于亡逸；《宋史》、《明史》虽繁重，终不会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时，删定《和州志例》为《叙论》一卷（今存），删订《永清全志》为《新志》二十六篇（《又与永清论文》、《上毕抚台书》）。 《新志》今未见。
由亳州往湖北时，有《家书》七，极有关系：
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但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方纲）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顾，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又不与吾同道。每念古人开辟之境，虽不知殁身之后，历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当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门人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今吾不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于此，独无意乎？
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邵氏，亦庭训也。
吾於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能生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编《史籍考》。毕沅方编《续通鉴》，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别传》（本传）。
是年抄存杂文中有《郑学斋记书后》及《朱先生墓志书后》二篇，皆甚有关系之文。《郑学斋记》见段刻《戴东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又说，“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岐为异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先生书后曰：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之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
先生此论可谓深知戴氏之学。先生虽常不满于戴，然先生实真知戴者，观此篇可证。
是年抄存《通义》，可考者凡十四篇，已叙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为是年所作者，《家书》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余草》、《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跋陈西峰韭菘吟》、《跋孙香泉读书记》、《史学例议书后》二篇，《书朱陆篇后》。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间草”的《释通》、《答客问》诸篇，皆可推为是年所作。
《答客问》三篇，是先生讨论史学的最重要文字。今摘录于左（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可贵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
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内有《报黄大俞先生书》，和这篇互相发明：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敧轻敧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释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叙“通史”之流别，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论通史的利弊，尤为精到。兹摘录于此：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
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伊古以来，参差如是。……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括。《隋书》、《五代史志》，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
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记，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记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矣。
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
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
何谓忘标目？……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腊月上旬有《江宁金石记序》（据原书）。（《遗书》所载，题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先生五十四岁。
是年仍在武昌为毕沅编《史籍考》。
作《陈伯思别传》（此传亦浙本《遗书》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为作《周书昌别传》。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朱先生别传》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间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与邵二云》（辛亥）、《与族孙守一论史表》（辛亥）、《家书》七篇（庚戌）、《元次山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朱校韩文考异书后》、《东雅堂韩文书后》、《葛板韩文书后》、《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韩诗编年笺注书后》、《韩文五百家注书后》、《宜兴陈氏宗谱书后》、《冯瑶罂别传》、《曾麓亭传书后》等篇。
是年始识胡虔（ 君）于武昌督署（《胡母墓表》），盖胡虔亦受聘来编《史籍考》也。先生为其母作墓表。（《柿叶轩笔记》卷首《胡虔传》）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县志》。（《横通》）
《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文。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又《说林篇》云：“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可为此篇“天”、“人”的注脚。又《答客问》说史的目的在“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