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考释例》首论“著录”，极推崇朱彝尊之《经义考》。次论“考订”，谓刘歆为著录，而刘向“所为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上之言”乃是考订群书之鼻祖，其事难于著录。次言史部占群籍三之一（经为其一，子集合为其一），而三部多与史相通。次分论十二纲五十七目之义例，文繁不具引。我们读此篇有三点可注意。第一，《史考》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先生为并省成十二纲五十七目，为书三百二十五卷，可见先生对于此书所费心力之巨。此稿今竟不传，藏书家亦未见著录，真是学术史上一大憾事。第二，《释例》末云：“予既为朱氏补《经考》，因思广朱之义，久有斯志。”此系代谢启昆说话，所谓补《经考》，即补《小学考》也。第三，先生论史部虽划分群籍三分之一，而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此论为先生的一种特见。先生初从事于《史考》时，曾有《报孙渊如书》云：
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先生作《文史通义》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语百余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故他《报孙渊如书》说“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史考释例》论六经的流别皆为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论《易》，只说“盖史有律宪志，而卦气通于律宪，则《易》之支流通于史矣”。次论子部通于史者什有八九；又次论集部诸书与史家互相出入。说“什有八九”，说“互相出入”，都可见先生并不真说“一切子集皆史也”，只是要说子部集部中有许多史料。以子集两部推之，则先生所说“六经皆史也”，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此种区别似甚微细，而实甚重要，故我不得不为辩正。
是年吴兰庭有《答章实斋书》（见《族谱稿存》），云：
别来又十余年，……自邵与桐死，遂不复知足下游历所在。顷接手书，知近客杭州。……承示近刻数首，其论史之识，有刘知几所未及者。《史籍考》经所裁定，足为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拟。盖意见参差，不无迁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
此书又讨论修谱事。据严元照《悔庵学文集》吴传云：“丙辰自京师南归，又二年而吴氏重修族谱，叟独任其役，……尝乞会稽章典籍学诚为己作传。”则知先生在杭州续修《史籍考》确是此年之事。
是年六月，谢启昆、胡虔、陈鳣等编《小学考》成。（原书序）
是年先生有《戊午抄存》一卷，此卷中之文间有丁巳年所作的——如《天玉经解义序》——但大部分都是戊午年作的。要目如下：
《立言有本》（论《述学》，见前。）
《述学驳文》（见前）
《论文辨伪》（驳袁枚，见前。）
《上石君先生书》（寄《论文辨伪》）
《上辛楣宫詹书》（此书不是此年作的，是壬辰年作的。）
《上石君先生书》作于戊午六月，有“五月在苏州陈方伯处附达笺记，兼贡《云龙记略》一卷，……”等语，知先生是年曾到苏州，留在陈东浦处。大概到毕沅家取得《史考》原稿即在此时。
是年冬，在扬州，主于曾燠官署。立冬日，作《八座云说》。又有《吴澄野太史历代诗抄商语》。
是年九月十日，阮元任满去浙江。
先生六十二岁。（《内藤谱》误作“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二岁”。）
正月，乾隆帝崩。嘉庆帝亲政，权臣和珅赐死。和珅当国数十年，养成了一个匪乱遍地的现象，故此次他的倒败使当时的人心一振。先生游迹遍于南北，深悉当时的利弊，故是年有论时政的书六篇：
（一）《上执政论时务书》
（二）（三）（四）《上韩城相公书》三篇（宰相王杰，韩城人）
（五）《上尹楚珍阁学书》
（六）《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
此诸书皆确有见地，故摘抄于此。
《上执政书》大意说：“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事虽分三，原本于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但他进一步说，当日的乱匪都说“官逼民反”，其实吏治之坏也很像良民之胁从，都是不得不然。他说：
其最与寇患相呼吸者，情知亏空为患而上下相与讲求弥补，谓之设法。天下未有盈千百万已亏之项，只此有无出纳之数，而可为弥补之法者也。设法者，巧取于民之别名耳。……既讲设法，上下不能不讲通融。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则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理势然也。
此下两长段，一言“设法之弊，非仅伤吏治，亦坏人才”，一言“设法之弊，非特损下，抑且损上”。皆重要的史料。
又云：
设法之弊至于斯极，……而未有直陈其事者，盖恐禁止设法，则千百万之亏项将何措耳。愚窃以为此无患也。……今之亏空所谓竭且干者，其所决之流可以指诸掌也。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贪婪黩货；始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今之盈千百万所以干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县向以狼籍著者，询于旧治可知。而奸胥巨魁，如东南户漕，西北兵驿，盈千累万，助虐肥家，亦可知（亦下浙本衍不字，今据上下文删）。督抚两司向以贪墨闻者，询于廷臣可知。……此辈蠹国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酿，今之亏空皆其所开：其罪浮于川陕教匪，骈诛未足蔽辜。……其所饱贪囊，皆是国帑民膏，岂可遗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尚许其安然肥家以长子孙？非惟人事不可，天道亦不容矣。且康熙末年尝亏空矣，彼时上及部库通仓，其数甚于今日。世宗皇帝洞悉其弊，躬行节俭，风励臣工，裁革陋规，小廉大法，未尝责令设法弥补，而所亏之项则取康熙末年贪劣显著之员查抄抵补，十得六七；再有不足，则以耗羡盈余，分年犁析。当时吏治澄彻而府藏充盈，恭读一十三年朱批上谕，可复核也。皇上法而行之，则清厘仓库与整饬官方，正相资而不相背也。整饬官方之与消弭寇患，又为治其源而清其流也。
清室之乱源实种于乾隆一朝。当时府库空虚，缓急俱不可恃，故川陕之匪乱已能使政府手足忙乱，应接不暇。至嘉庆时，竟有林清等以乌合之众，直入宫禁，图谋大变。再历一代，遂有太平天国之乱，一举而攻下半中国！先生此书，至今读之，几同先知之预言。其主张籍抄贪官之家产以抵补亏空，在当日真是大胆之言，虽至今日，犹可采用。
上王杰第一书，即是呈献前书，附论乾隆帝十年一普免丁粮之弊；第二书论陋规不够补亏空；第三书论吏治之坏，州县甘为督抚的鹰犬，甚至督抚反以赃私受州县的挟制。
《上尹楚珍书》论整顿谏官之法，谓科道责在建白，平日乃不责以研究国计民生，仅以资俸得任用，实为不当。先生主张科道当考以经济时务策议，以定去取。
《与曹定轩书》论贡举事，亦有精义。乾隆丙子丁丑始删表判而改用诗律。先生主张经义诗赋分科，又主张文实并重：
头场试以经书文义。
二场则治经义者，试以经解；长诗赋者，试以韵言。
三场发策，则三礼、三传、三史、算学、律令、会典之类，分科对策，可以优励实学。其无专长者即其经义诗赋所关，酌试论可也。
凡专门诸科，必须酌示程式，限年学习。三年五年之后，方可试。未及年限姑仍旧例可也。
是年友人汪辉祖七十岁，先生为作《七征》。 （《梦痕录》页三一，此文今不传。）
是年九月，上谕追罪毕沅，夺其家世职。十月，籍没其家产入官。
是年，谢启昆调广西巡抚，冬，阮元升浙江巡抚。（《耆献类征》）
先生六十三岁。
是年有《庚申新订》一卷，中多己未年之文。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页五七）云：是年春，先生“病瞽，犹事论著，倩写官录草”。又先生是年作《邵与桐别传》（在《庚申杂订》内），亦云：“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
《庚申新订》中有《书原性篇后》一篇，虽不能确定为此年之作，然其言大可引来归结先生一生论学之基本见解。《原性篇》乃孙星衍所作，见《问字堂集》卷二。先生论之曰：
……孙君《原性》之篇，繁称博引，意欲独分经纬，而按文实似治丝而棼之矣。……姑就其文论之，……其说无稽，不待辨也。挟求胜之心，持一隅之说，欲于棼如乱麻之中独辟宇宙，正如阴阳反复，后人复起而争，何时已乎？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借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博征广譬，愈益支离。……今人自谓折衷前圣，恐如阳豕味，幸无庖人为左证耳。岂可谓定论哉？孙君言圣人贵实恶虚，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虚言之弊。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孙君以为三代之学异于宋学，当矣。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讥，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
是年《庚申杂订》中有《浙东学术》一篇，也可与此参看。先生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浙西之学，……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先生主张人事之外别无所谓义理，即是上文引的“今日性理连环，全借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的意思。此言与近年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史观甚相近。
这年谢启昆、胡虔修《广西通志》，颇用先生之法。（姚鼐文集谢墓志铭、《柿叶轩笔记》、嘉庆《广西通志》。）
先生六十四岁。
是年夏，为汪辉祖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汪辉祖《梦痕余录》页五七）
先生卒于是年十一月（同上）。未死时（章华绂《文史通义序》云“易箦时”。《梦痕余录》云“数月前”），先生把所著的文稿请他的朋友萧山王宗炎（谷塍）校定。宗炎《晚闻居士集》有《复章实斋进士书》，即讨论编校先生文稿者。
友人吴兰庭（胥石）亦卒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尝言：“今之可与言史者，惟二云与胥石耳。”（据严元煦《悔庵学文集》吴传）
先生之妻姓俞，生子二：贻选、华绂。《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汪龙庄遗书》、章贻选《上朱石君先生书》。）（虽然《家乘》说华绂是蔡氏的子。）
先生有二妾，蔡氏生华绶，曾氏生华练、华纪。（《章氏家谱》）
第五子殇（《了巳岁暮书怀》），共有六子。（《章氏家乘》云有五子，则不计殇者。）
先生与俞、曾合葬山阴芳坞。蔡分葬泾口。（《家谱》）
贻选字抒思。举人。自先生死后，授馆为生。自道光甲申以后，连年脱馆，极窘。至戊子秋，求食河南，无所得；庚寅年下，归家（《家乘》、《家谱》及刘本《遗书》附录，华绂《文史通义跋》）。以后活动情形不详。
华绂字授史（《月夜游莲池记》），又字绪迁（《章氏家乘》）。先生令从汪辉祖学吏（《龙庄遗书》、《学治臆说》）。道光丁亥戊子前后，久在河南巡抚幕府。丙戌（西1826），向长兄贻选索寄先生著述全稿并王宗炎所定目录，丁亥春（西1827）收得。先录得副本十六册，未完。四弟华练时馆邓州，书言其居停易良俶愿为刊刻，将原稿诓寄邓州。华绂遂无全本。庚寅辛卯（西1830—1831）华绂得交刘子敬（师陆）、姚春木（椿）将副本乞为复勘，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行付雕，壬辰十月（1832）出版，遂通行于世。华绂作跋，甚能得先生之意（原跋，贻选《上朱石君先生书》）。以后行动亦不详。
华绶出继为垣业后。（《从嫂荀孺人行实》、《家谱》）
华练字祖泉，号仍湖。流寓河南邓州。诓得先生全稿，又不刊刻，竟视以为田畴货物，各得主先人之所有以为利。庚寅脱馆，以后再无消息。（贻选《上朱石君书》、《家乘》）
华纪字竹书，号竹史。有子启昆，字同卿，咸丰初，客梁宋间，尝印《文史通义》数十部分送友人。辛酉，书板毁于匪。启昆有子季真，字小同。光绪乙丑游幕黔皋，丁丑重刻《文史通义》，戊寅竣事，有跋。（黔本原跋，《章氏家谱》。）（适所见《偁山章氏家乘》与名达所得实斋后裔抄来《家谱》颇有不同，兹参用之。）
中华民国九年（1920）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冬，日本内藤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在《支那学杂志》发表。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出版。国人始知章先生。同年秋，刘承干（翰怡）先生所刻《章氏遗书》亦行世。校后补记
内藤湖南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两文，我于去年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已译成国文。因内藤先生《研几小录》末页注明了“禁汉译”，所以不曾发表；而且不发表也没有什么关系。
又此书增补本已印成清样时，适之先生恰自北京家里检取了他的《章实斋年谱》校本，我亦恰自故乡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送清样给我复校，适之先生亦赠校本给我补充。我因清样不易改排，校本又不忍抛弃，和柏丞先生商量了一番，决定把适之先生在校本添写的新史料录在此地。以下便是：
一、乾隆十六年下云：“《章氏会谱德庆四编》卷一，页十，有‘湖北应城县知县章镳本身妻敕’二道，末署‘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十二年疑是二十年之误。敕中有‘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乎当官’之语，似是已任事后之语。”
二、乾隆四十年下云：“按《章氏会谱德庆四编》卷一，页十一，有‘国子监典籍章学诚本身敕’，文曰：‘……尔国子监典籍章学诚，立程上舍，示范诸生。官冷而地则荣，青矜式化；教彰而典斯渥，紫绶宜颁。兹以覃恩，封尔为修职佐郎，锡之敕命。……’此敕末署‘乾隆四十年□月□日。’”
三、乾隆四十七年下云：“朱筠《笥河诗集》有‘忆京华及门章实斋副贡诗’：‘欲杀吾怜总未收，甚都犹为百绸缪。冯生文史偏多恨，刘氏心裁竟莫收。燕市游来稀酒客，闽行壮绝忆书楼。冯君检拂残鱼蠹，有意名山著作否？’先生对朱筠的感情，实在是因为朱筠确是先生的一个知己。”
又，适之先生原本乾隆三十六年叙朱筠奏请开馆校书，末云“此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与闻”。我这增补本把此事移在乾隆三十八年了，但忘录此句，是不该的。读者应知此事和实斋大有关系。
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姚名达 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