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
知礼节而后衣食足，
知荣辱而后仓廪实。
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
玄学鬼这样痛哭陈词，科学家只好不再答辩了。
最后，我要指出在君在《答张君劢》一篇文字里曾表示他自己对于宗教的见解，并且很明白的叙述他自己的宗教信念。这都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值得记载在他的传记里。
他说：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作《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页一一八至一一九）论天演的末节，我又说：“综观动物生活之景象以及天演流行之方法，而知所谓优胜劣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然个体一时之利害往往与全种万世之利害相冲突，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当上古智识初开之时，有有宗教心者，有无宗教心者，有者为优，无者为劣，故无者灭而有者存。迭世聚积而成今日宗教之大观。然则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所以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这种天功不是神学同玄学所能贪的。所以有许多人尽管不信神学玄学，他们的行为仍然同宗教根本相合，就是这个原故。……
人性有一部分是适宜于合群的，一部分是相冲突的，都是要受物质的影响的。一个人的善恶，一是看他先天的秉赋，一是看他后天的环境。……我们所以极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原故，是因为科学教育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要使他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
我详细的引在君这一段话，因为这里面有他二十四五岁写《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有他三十七岁写《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时的见解，这两个时期的见解和他晚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四十八岁）写的“我的信仰”大致相同，可见这一大段文字里提出的“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他一生的宗教信念。这当然值得在他的传记里特别标举出来。
在这大段里，他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说这种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引他自己在民国元年出版的《动物学教科书》说的蚁类所以优胜是由于蚁类有“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的天性。《教科书》又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他在民国元年用的“天性”一个名词，似即等于后来比较流行的“本能”。他把动物如蚁类所以优胜的种系本能，推到人类的“天演”，认为人类的“宗教心”就是各动物“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为什么他这样“类推”呢？因为他——动物学者丁在君——好像只承认人类的“上古智识初开之时”仅有这“宗教心”的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无者灭而有者存”。
这里面的理论根据，我个人认为不很坚强。第一、动物各类的优胜劣败的因素似乎不能这样简单，不能这样一元的罢？例如食品所需的多寡，蚁类所需极少，而象与恐龙所需极多，在某种环境之中，蚁可以生存而象与恐龙不能生存，未必都由于这种牺牲的天性之有无。第二、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胜败的因素似乎比各种动物更要复杂的多，似乎更不能这样简单一元的罢？似乎不能说某种特殊意义的“宗教心”之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罢？
我们必须明白，在君的“天演”论和他的“宗教的定义”都不免带有个人情感的成分，也不免带有他常说的神学家主持的英国中等高等学校的教育影响。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发表的《我的信仰》（五月六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并载《独立》第一百号），也有很相同的见解。他说：
……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
许多人……误解了宗教的来源了。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不但人类，就是合群的动物如蚁，如蜂，都有这种根性。神秘的宗教包含这一种天性在内，不过神秘的部分是从恐惧自然界演化出来的。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逐日的明白起来，我们的态度由恐惧而变为利用，神秘当然无法保存。然而这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已经把宗教心种在人类的精血里，不是可以随着神秘消灭的。
这段议论是和《答张君劢》文中的议论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可见他到了最后的一两年还抱着这种宗教的见解和信念。不过在《我的信仰》里，他公开的承认这个信仰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他在《我的信仰》里又曾说：
我并不是说人人都有同样的宗教心。因为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都是少数。
这下面就牵涉到在君的政治主张了：他“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迷信”；但他同时“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这些问题，我们留在后面再讨论。我在这里要指出：在君在《我的信仰》里，很明白的表示他所谓人类与动物同有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根性，实在不过“正如人的智慧”，虽然同是“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并不是人人有同样分量的，“强弱相去得很远”。在君自己实在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学问，对于民族国家，真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情感。他的“个人的情感”影响到他的政治主张，也影响到他对宗教和“宗教心”的见解。所以他的宗教信仰，虽然穿上了动物学天演论的科学袍子，其实“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
在那个“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中，唐擘黄（钺）曾说：
人生观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随着一个人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而变的。神经构造等就是人生观之因。
在君在《答张君劢》的“结论”也说：
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知识界外还有情感，情感界内的美术宗教都是从人类天性来的，都是演化生存的结果。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谁也不能放弃谁。我现在斗胆给人生观下一个定义：“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在君从不讳他的人生观——他的“信仰”——含有知识和情感两个成分。他的严格训练的知识使他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但是他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在君在《我的信仰》里，曾说：
打倒神秘最努力的是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
这两句话最可以暗示这种“宗教性”的危险性和疯狂性。这种“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只可以做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
在君的《动物学教科书》里这样描写那优胜的蚁类的个体生活：
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若以蚁之个体观之，则固有难言者。如彼后蚁，当其初生时，无家室之累，生殖之劳，有翅能飞，来去自在，其乐何如也？未几而巢穴成而翅去，蛰居土中，日以产卵为事，终身不复有他望。……如彼工蚁，……又不能生殖，无子孙可言，寿不过数月，而终日仆仆觅食，为数年之蓄。……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言群学者可以鉴矣。
我们也可以说：“言群学者可以鉴矣”。这一群“至愚之蚁”怕不够做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法则罢？
十三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1926）
丁在君在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南下，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卫灵敦中国访问团”的会议。
据辛丑（1901）条约原定的十三国赔款比率表，英国所得的赔款比例居第四位，占全数百分之十一有零。（俄国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九弱。德国第二，占百分之二十。法国第三，占百分之十六弱。日本第五，占百分之七·七三。美国第六，占百分之七·三二。）原定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那年十二月一日以后应付的庚款，英国政府已准备用到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但因为次年（1923）以后，英国经过两次大选举和两次政府更换，故这件退还庚款案延搁了两年多，到1925年3月，下议院才通过二读。原案主文是：1922年12月1日以后英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得用于“教育的，或外交部长认为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其他用途”。原案并规定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考虑何种用途于中英两国最有互惠的利益。
英庚款自从1922年12月1日以后，即保留作特别款项，不列入经常预算。从那一天算起，到预定的1945年庚款付清时止，总数约有七百万英镑，加上历年利息四百多万镑，合计全数为英镑一千一百十八万有零。（依当时的汇兑率，此数约合美金五千五百万元。）依照原定分期付款表，每年可得四十八万五千英镑。
这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原案规定为十一人，其中至少须有女委员一人，中国委员二人。后因原拟的朱尔典（Sir John Jordan） 死了，改定为中国委员三人。委员会主席为柏克司敦伯爵（Earl Buxton曾任邮传部长、商务部长、南非洲总督） ，副主席为卫灵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曾任印度孟买省长及马都拉省长）。女委员为安德生女爵士（Dame Adelaide Anderson）。英国委员中有牛津大学华文教授苏狄尔（W.E. Soothill），有曼哲斯脱大学董事长倪丹爵士（Sir C. Needham），有汇丰银行伦敦董事长阿提斯爵士 （Sir Charles Addis）。中国委员三人为丁文江、王景春、胡适。
顾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在1925年在伦敦开会讨论当时在中英关系日趋恶化的形势之下，委员会的任务应如何进行。讨论的结果决议：指定三个英国委员和三个中国委员合组“中国访问团”，以卫灵敦子爵为团长，在中国会集，到各地征求各界的意见，然后商讨一个初步的方案，提出全体委员会作最后决定。这个“中国访问团”的英国委员，除团长之外，是苏狄尔教授与安德生女士。
卫灵敦子爵等三人是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上海的。在君和王景春先生都在上海。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上海治病，没有回北京去。访问团的临时秘书庄士敦（R.J. Johnston）也来了。
从三月初起，这个庚款访问团开始工作。集会的地点在上海礼查饭店，在君和王景春先生和我也都搬来同住。访问团的日程，依据我的日记残本，大致是这样的。
三月的大部分，在上海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五日，在汉口。
四月七日以后，在南京。
四月十六日以后，在杭州。
四月下旬，在上海。
五月中旬，在北京。
五月下旬，在天津。
五月二十五日，卫灵敦团长代表访问团在天津发表一个书面的谈话，总结我们在各地听取的意见，说：我们不久即可拟具提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书，我们可以预告的是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会应有全权管理退还的英国部分的庚款。这个书面谈话发表之后，访问团就回到北京开始写报告书。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国。六月十九日卫灵敦团长也离开北京回国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国，经美国到伦敦开会。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我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
在上列的日程里，在君参加的是上海的先后各次集会，南京与杭州的访问。汉口之行，他好像没有参加。北京、天津的工作，他也没有参加。伦敦的全体委员会，他也不能参加。
孙传芳自任淞沪商埠督办，而请丁文江做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这是那年五月五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招待上海各界的茶会上才正式宣布的。孙传芳在那天的演说里，还特别提到
丁先生这回本是为了中英庚款的事到上海来的。因为我相信他不会为私人的利益牺牲公家的利益，因为我相信这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大上海”的政策的实现，所以我特别请他担任这件事。他现在竟肯担任这件事，也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政策有信心。
在君为了中英庚款的事要南来，这是几个月之前预定的计划。孙传芳请他担任淞沪总办的事，他南下之前确不知道。孙传芳向他谈此事，已在卫灵敦子爵到上海之后了。在君先同我和王景春先生商量。我们都知道卫灵敦子爵（本名Freeman Thomas）在议会多年，又有过多年的行政经验，是英国一个有名的政治家，所以在君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依据他的政治经验，给他一点意见。卫子爵曾同他长谈几次，很恳挚的鼓励他勉力担负这一件重要而困难的责任。
据在君自己对我说的，当民国十四年八月孙传芳在杭州答应出兵援救江苏的时候，他曾问在君，奉军赶出江苏之后，他自己肯不肯来帮帮他的忙。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上海商埠督办或总办的事。在君最爱谈这一段故事，他说：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