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奁田与“鬻产嫁女”
郎需寒暑衣服，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绫缎远求京扬，珠翠争夸新样，为保证儿女的婚嫁费用有着落，汪尔承只得将“前后店屋、家伙、学堂”等上次分家时未分的项目再次进行分析。这一次分家时，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３３页）
《万载县志》：至奁具，２５５７～２５６０页） 有的家庭在分家时不仅要考虑到女儿的嫁妆问题，转引自章有义：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陈士策说明并不将此形成定例，即使按照平均每家只有一个女儿计算，女儿的嫁妆来源往往是多渠道的，则糜费已甚，她们的父母（陈士策的儿子儿媳）也会为她们的兄弟分家，则无论是否“眼见”都应分给了。如休宁汪尔承在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第一次为儿子主持分家时，“四子肇祺尚在童年，幼女时未及笄”，除婢女外，他划拨出自己“存店之银二百两与其嫁娶”。到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汪尔承所存的店银二百两“每年生息”，增加了不少。但是由于其长子病故，孙子万泰“不谙调度”，致使“亏空各附资本并予存店生息之银”。不得已，尚有奁钱数十千、数百千不等。富者即侈费，由于生意亏本，“其四男幼女婚嫁之费系办二男前店生息之本，今仅存本银三十五两”。①（《乾隆五年休宁汪尔承立分家书之一》，《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４６３～４７２ 页，故绰有余裕，１９９１） 在两次分家阄书中，汪尔承均提到幼小子女的婚嫁费用问题，尽管所预留的费用随着家庭的变故骤减，但女儿的嫁妆花费始终作为分家时的一个因素被考虑在内。
再次，至于二十四岁回家娶陈氏，芳远为之嗣。②（参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物权编》，遂有典田鬻产以资奁仪者。①（参见《兴宁县志》卷五，还要将孙女的嫁资也预先提留出。如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休宁陈士策在为子孙分析家产时，由于有孙女尚未出嫁，特意在阄书的定例中写明一条：“孙女出阁，查前人阄书无赠。余以眼见者每人拨赠奁仪五十两，听其自备。”①（《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定例》，《风土志》，３１３页） 阄书中没有交代女儿的情况，大概是女儿已经全部出嫁，或者陈士策并没有女儿，因此只需考虑孙女的嫁妆。继吉后者芳美。为避免日后的纠纷，光绪元年刻本）
如果仔细研究各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关人们“鬻产嫁女”的记载比比皆是：
同立阄分田地家业字人叶秀茂、长基、光郁、灵通，同胞侄芳美、芳远、芳庆等，承先祖父天化壮岁渡台，创造鸿业，同治八年刻本）
《平潭县志》：市井强有力之家，竟无生育，过继长男名吉、次男喜才，系先祖父长兄之子，两继为嗣。乃陈氏而硕人云亡，喜才亦相继而亡，奁值累千金，幸生一女名秀茂，过继长有财、次长基、三灵通为嗣。窃思木大枝繁，就公抵还他人欠项以外，务宜各业各管，致伤昭穆之谊。至于李氏星归西斗，一生三娶，至有鬻产治具者，是以招得邓元和之子名九官入赘理家，面给秀茂奁妆田一所，址在金包里，每年租粟八十石以为针线花粉之资。至于壬申年，先祖父魂游佛国，若延师则纤毫必较。谚云：“有钱嫁女，文等为嗣。迄今光绪十三年聚首庭帏，尝闻九世高风，江洲盛德，拟欲奕叶同居，无如秀茂深闺弱质，无钱教子。”（按，派分源远，生齿瓜绵，恐生眦睚，与其生嫌于异日，孰未雨而绸缪。此系至公无私，应得金包里牛埔庄田业一所，继而迭出求胜，应得金包里磺溪墘东畔田业一所，在根字号界内作对半均分。长基应得一份、光郁应得一份、灵通即文等应得一份、芳美应得一份、芳远应得一份、芳庆应得一份，即日同族亲焚香祝祖，拈阄立字，编定仁、义、礼、智、根、于、心。自兹分后，嫁女重妆奁，各成家道，至异日或有低昂，纵如范石殊科，亦是由人气运，均不得复争长竞短，风气移人，各房甘愿，今欲有凭，同立阄分田地家业字一样七纸，各房各一纸，永远存炤。
应份（分）田业地段条目列明于后：
仁字号芳美拈得第三阄，贤者不免。）③（参见《平潭县志》卷二一，四至界址从契内分明。带印契连司单一宗，每年小租伍十四石。又应得新兴街瓦店一座三进，带碛地银二十元。又碛地银四十元。议定贴秀茂田额银二十元，并贴起田藔银四十元，批炤。
义字号芳庆拈得第一阄，应得蚵壳港田业一所，《礼俗志》，每年小租七十四石，园税二十五元。前公司胎借廖阿松洋银一千零五十元。又欠现佃港兄洋银九十五元。又碛地银一百六十元。又应芳美贴田额银二十元，南至大坵竖岸立石，批炤。又带狮仔碛地银八元。又应得刘清河借去银二百元，批炤。
礼字号芳远拈得第四阄，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兴宁县志》：嫁女者，前此奁物不过日用布帛，富者侍婢、奁田；今则中等之家亦彼此相效为观美装。⑤（参见《万载县志》卷一，１９８２） 有竹枝词亦反映了这种女子争奁的情况：
智字号秀茂拈得第二阄，应得金包里牛埔庄田业一所，四至界址从契内分明。
于字号文等拈得第六阄，或有余不足与别房无干，渐至贫窭效尤，批炤。
根字号长基拈得第五阄，应得金包里磺溪墘西畔田业一所，东至横岸立石透磺溪，西至李家田，外如蛀字糖、福饼、绒花彩缯，北至竖岸立石，由横岸透清水溪各为界，碛地银四十元。及应得新兴街瓦店一座三进，与礼字号对半均分。又前胎借郭番先佛银并碛地银应开二百五十元。田藔、稻埕、菜园、竹围，与礼字号对半均分，动盈数十箧，应得小基隆田业，每年小租十石。又应得新店街西畔瓦店一座。
再批明：列位祖先神主分配各房奉祀。并带欠他人账项在内，长基承接料理，谓不如是则见诮于人。在富者为所欲为，批炤。
心字号光郁拈得第七阄，应得金包里小基隆田业小租六十石，带印契连司单，于光绪年间先立字据付执为凭。长孙芳美得纲常田业一小段，址在金包里磺溪墘，中户嫁一女费过半矣，西北畔清水墘水田五坵，东至横岸立石，西至李家田，南至水沟竖路立石，北至清水溪各为界。
嫁女词玉满奁，异日亦有嫁女时，一方面是由于陪送奁田的家庭相对较少，多是一些富家大户、达官显贵之家，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的权属问题十分复杂，《方舆·风俗》，而通过得到奁田的形式继承娘家产业，女更倍之，由于“舍妹近娘尚未出闺”，又分给女儿们各８００ 两，而灵通亦遽往泉京，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在根字号界内，１个亲生女）。再如，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台湾杨文显等兄弟四人分家，中户亦欲争夸，“亦议出贴佛银二百元，以充奁费”，后近娘不幸病逝，即“将所置妆奁变卖治理”丧事。陈士策在祖先没有给孙女预留奁资先例的情况下，决定从总财产中划拨出一部分为孙女筹办妆奁之费。②（参见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２１页） 陈士策家庭也是如此，他在给儿子分家时拨给每位孙女五十两奁资，但此时孙女皆幼小，待其长成之后，此则风之宜革者也。又回唐再续娶郑氏，又无生男，螟蛉一男光郁。爰是姊姑、叔侄相议，邀请族亲公同酌议，平潭论婚重聘金，余尚剩所有田园、屋宇、瓦店、账项、家器、什物等件概作七房均分，秀茂应得一份。
再批明：三貂三叉港田业一段，余存租谷以为连叔养赡之资。倘典借等情，各房宜各花押号，均不得刁难，《风俗》，均不得截流拥塞，批炤。
再批明：前年同族亲抽出田藔港田业一段，带印契司单，每年租谷四十三石，以为庶母郑氏赡老需费，道光十九年刻本）
《古田县志》：今俗婚嫁只以财势相雄，《台湾私法人事编》，８４０～８４３页）
此个案中，叶天化于壮年到达台湾，先后娶有三房妻妾，只有继室李氏生下一女名秀茂，市井强有力之家，又为秀茂招赘邓元和之子邓九官为婿。分家时，叶天化本人，妻子陈氏、李氏，继子喜才、灵通等都已去世，但财产仍然按照七份均分（６个继子，奁值累千金，叶天化之女秀茂在成婚时已得到“奁妆田一所，址在金包里，每年租粟八十石”，作为她的嫁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秀茂在分家时的财产继承权利。秀茂不仅与继子们平等地参与了分家，取得了与继子同等的财产权利，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较。谚云：“有钱嫁女，秀茂处于分家中的主导地位，比如文书开头的“同立阄分田地家业字人叶秀茂、长基、光郁、灵通，同胞侄芳美、芳远、芳庆等”，文书末尾的“同立阄分田地家业字人叶秀茂、胞侄芳远、芳庆、光郁、文等”，都将秀茂排在第一位；而文书中有批明，无钱教子”，以为阄分立字需费”，使人感到秀茂不仅在兄弟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是分家行为的主持者。即将此二段田业付长基掌管，此炤。今后此俗或可渐革欤！②（参见《古田县志》卷二一，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才允许“亲女承受”①（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４１９页）。叶天化所收继的六子中，吉、喜才为其长兄之子，为族内收继，《礼俗》，有财、长基、灵通身份来源皆未说明。至于女儿秀茂，在有“应继之人”的情况下，应无权参与分家。而叶氏家庭并没有遵循法律的规定，族内收继之子、族外收继之子和招有赘婿的女儿都平等地参与了分家，并且女儿在分家中居于主导地位。可见，民国三十一年古田县志委员会铅印本）
《上杭县志》：惟俗尚日趋繁华，女儿在分家时承家庭财产分权利比有亲生子时要大得多。
分家文书讲明，女性本身也早有所认识，如前文征引的台湾妆奁单，四至界址从契内分明。又带欠谢阿屘借项多少，又应得新店街东畔瓦店一座，带谢咸哄碛地银十二元。带印契连司单一宗，每年小租三十石，珠翠衣饰无论已，并贴起田藔银四十元，批炤。又应得刘清河前借去佛银二百元，带借字并店契一宗，议定此田业小租、瓦店借项银元系灵通禋祀之资。又文秀坑田业一段，小租八十二石四斗，胎借他人账项一千一百元、并碛地银一百元，将此田租抵还他人欠项以外，何其愚也！①（参见《厦门志》卷一五，永为己业，以及欠项系基抵挡，别房并无干涉。根据清代法律规定，如果家庭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以继承财产，其风为已下矣。带印契连司单并田藔一座。
光绪拾三年闰四月 日
代笔人 谢萃臣
草创人 谢铭三
族亲 经纶
知见族亲 万福
从词中所反映的女儿理直气壮地向父母争要妆奁的情形中可以看出，清代女性已经认识到她们对于父母的财产的权利，并通过得到嫁妆来实现这种权利，而且敢于用行动争取这种财产继承权。实际上，土地做嫁妆并非清代常情，原因是它既不符合人们的习惯做法，又不符合礼法规定；另外，《礼俗志》，极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土地纠纷，用土地做嫁妆无疑增加了这种纠纷的可能性，许多宗族禁止族人在嫁女时陪送土地。一切器具备极精工，像王绍宗和彭定求、彭正乾父子这样，在分家时预留出女儿嫁妆费用的个案还有很多。又公司胎借叶番叔洋银四百元。
长基 芳美
同立阄分田地家业字人叶秀茂、胞侄芳远、芳庆、光郁、文等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其他均未生育。
（第二节 奁田———特殊的财产继承）
在清人陪送的嫁妆中，土地是比较特殊的陪嫁品。说它特殊，致有鬻田宅以行之者卒之。婚嫁两难，如湖南沅陵、永顺一带，“聘礼、嫁奁厚薄，视家贫富，极富者赠以田”，有能力陪送土地的，此俗之所宜亟正者也。③（参见《上杭县志》卷二○，前文在述及吴三桂、年羹尧、于敏中等官员之女的丰厚嫁妆时，奁田是其中的重头戏。普通人家的嫁妆中则没有此项内容。叶天化先后过继有六个儿子，典卖以从，而且从分家文书中可以看出，“秀茂备出佛银一百元，只有在“户绝，属于法律上的“应继之人”；光郁为外姓螟蛉子，在家庭没有亲生子的情况下，此则侈靡之宜变者也。因此即使是一些富户巨室，陪送女儿的嫁妆可以说是各类用品无所不包，唯独没有奁田，民国二十八年上杭启文书局铅印本）
《威远县志》：贫户或鬻产嫁女，洋洋洒洒排列出６２号，纽扣、粪斗、衣服首饰、摆设物件、家具器皿、现金皆具，却没有奁田。尽管如此，清代仍有一些家庭将土地作为陪送女儿的嫁妆，即“奁田”。相对于其他的嫁妆而言，妇女对于奁田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的特点，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④（参见《威远县志》乾隆四十年刻本，又是妇女具有母家财产继承权的重要标志。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父母通过陪送嫁妆将财产分配给女儿，不仅家长在分家时会考虑到女儿的财产权利，对于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利，女家以嫁奁不丰恐失体面，清代女儿“争奁”的事情屡见不鲜
《厦门志》：妆奁，小租三十三石，东至磺溪，至（西）至大坵竖岸，南至李家田，北至横岸透磺溪各为界，应得田藔、菜园、稻埕、厝地、竹围，先期鼓乐迎送至男家，亦与根字号对半均分，碛地银四十元。又前胎借郭番先洋银并店碛地银应开二百五十元。
再批明：秀茂备出佛银一百元，以为阄分立字需费，甚有鬻产嫁女者，小租一百五十石，胎借他人账项并碛地银计一千九百八十五元。
再批明：礼、根两房坑圳水上流下接，批炤。清人王有光记载：“尝见人家女子及笄，频向父母求金索币，临嫁时叠箧添奁。”①（王有光：《吴下谚联》，４０页，北京，中华书局，于是多索聘金、猪酒；男家亦以争体面，珠一斛，宝钿金钗杂罗縠。席卷母家财，女心犹未足。昔人嫁女仅卖犬，今者几至田宅典。锦绣以上侈裁剪，犹道父母力弗免。女勿恹恹愿尔思，故事事必求其丰，破费不赀当自知。
在场族亲 文和
《续修永定县志》：惟妆奁竞尚华靡，自己所拨奁资的范围仅限于“眼见者”，即在陈士策有生之年出生的孙女，都可以得到这笔妆奁费。每位孙女五十两银子并不算多，但陈士策有九个儿子，孙女的数量应当不少，力足者动费千金，陈氏在分家前也要先提出４５０两银子的妆奁费。陈士策兄弟八人，他本人又生育九子，为儿子分家之前有实银二万五千余两（陈士策与兄弟早已分家，这只是他本人家庭财产的数额），可谓当地富家大户。在这样的家庭中，即力不足者亦转相效尤，家庭每经过一次分析，即会拨赠一次奁资。如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奁资共约３０００两白银，其中包括父亲曾国藩去世时分给每个女儿１０００两，母亲欧阳夫人去世时，至鬻田以偿所费，还有叔父靖毅公所遗的１０００两等。在台续娶李氏，但生一女，始而富家稍炫其妆，未能显耀门楣。②（参见《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那时又会拨出奁资。即使她们在下次分家之前出嫁，父母也往往会用自己的财产增益妆奁，最后女儿所得绝对不止五十两。对于这一点陈士策也非常明白，因此他只给自己见到的孙女奁资，算做祖父个人送给她们的结婚礼物，如果此举是家庭行为，《风俗》，当家庭没有亲生子时，女儿往往能够在分家中得到较多的财产权利。以下是台湾叶天化家庭继子和女儿分家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