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融摄佛教各宗派的理论和信仰。中国佛教的融摄性，还表现在唐以后各个宗派之间互相融摄的倾向，愈来愈显著，愈来愈紧密。大体上先是禅教互相融摄，其次是其他各宗分别与净土的合一，再次是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各派大融合。不少名僧成为兼修各宗学说于一身的人物，从而逐步失去了过去特定宗派的本色。率先大力消除禅教对立，宣扬禅教一致的是唐代宗密。宗密既是华严宗五祖，又是禅宗荷泽神会的四传弟子。他认为佛内心的意向和佛言说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又说，一部大藏经论只有三种言教，禅门修行也只有三宗，而这三教三宗也是相应相合的。三种教是密意依性说相教（相当于唯识宗）、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当于三论宗）和显示真心即性教（相当于华严宗）。三种宗是息妄修心宗（指神秀等北宗禅师）、泯绝无寄宗（指牛头宗）和直显心性宗（指洪州、荷泽等宗）。上述三教和三宗依次配对，互相融摄，从而论定"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宋代禅宗法眼宗人延寿（904-975），对于禅宗学人空疏不通教理、指鹿为马的现象深感不安。他继承和发展宗密的禅教统一的思想，强调"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宗镜录》卷1。），明确宣扬禅教并重的观点。他还召集当时唯识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三家学者"分居博览，互相疑质"，最后以禅理为准，统一各家学说，编定《宗镜录》100卷，南宋以来影响颇大。佛教天台、华严诸宗，本来都各有自家的观行法门，到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禅宗人也主张禅净双修，净土法门实际上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由于宋代以来禅净两宗最为流行，提倡禅净双修兼及其他宗派成为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也以明代四高僧为例，袾宏不仅是净土宗的大师，也是华严宗的名僧，同时对禅学的造诣也很深。他认为各宗不是对立的，"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普劝念佛往生净土》。）。他主张各宗同唱，归趣净土。真可，并无专一的师承，思想学说不拘一宗一派。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4。），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调和诸宗思想的实际表现。德清，曾专心净土，又因恢复禅宗祖庭曹溪，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他还继承华严宗的遗绪，竭力倡导禅净一致，致意于华严。他把禅、净和华严诸宗加以融通，对坐禅、念佛提出新见，认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又何行坐之可拘"（《答许鉴湖锦衣》，见《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15。）。他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示优婆塞结社念佛》，见《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2。）这实际上是以本心来统摄各宗。智旭的思想，是结合禅教律而会归净土。他认为天台宗理论和修行应当遍摄禅、律、净土、唯识诸宗，同时又用唯识解天台教义，即在理论上融会性相两宗；他认为念佛即禅观，即在实践上主张禅净合一。他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并以净土摄一切佛教。智旭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为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矣。"（《法语三》，见《灵峰宗论》卷二之三。）把禅、教、律三学摄归于一念，这是智旭思想的特色，也是后期佛教趋于诸宗合一的历史演变的典型表现。
（三）简易性中国
佛教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都是烦琐的经院哲学，体系庞大博杂，论证繁复琐碎，论述艰涩枝蔓。其中唯识宗流传数十年即趋衰落，天台、华严两宗由于在理论上都以说心为主，在宗教实践上都情况不同地讲顿悟，剔除了印度佛教那种繁杂的宗教修行方法，而比唯识宗流传久远。中国佛教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都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佛教的主流，禅宗实际上是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宗和净土宗的共同点是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性。虽然禅宗的简易性是建立在深刻的理论基础上，即抓住成佛的理论核心予以直接明快的阐述，并相应地提倡一套简易的修行方法，而净土宗的简易性则是建立在简单的肤浅的信仰基础上的，但是简易毕竟是这两宗的共同性。所以，简易性也成为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点。以下分三点做简要的说明。
1."见性成佛"。禅宗主旨是强调精神的领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宗旨以净性和自悟为理论前提。慧能认为"佛性常清净"，而且是人人共有的。佛性就是人的本性。同时，人人都具有先天的菩提智慧（即所谓成佛智慧），能够觉悟本性而成为佛。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为佛就是因为迷惑，即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如果信仰佛教，坚持修证，一旦妄念俱灭，真智显露，就会内外明彻，悟识本心，而成就佛道。慧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敦煌本《坛经》。）"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慧能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只是因为迷悟而有先后不同，从而和印度早期小乘佛教仅承认释迦牟尼佛不同，也和后来印度大乘佛教有宗认为有一部分人不能成佛的主张有别，带有一种浓厚的中国化色彩。慧能禅宗是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从而否定有外在的佛；是把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或者说是把平常人提高到与佛相等的地位，体现了人与佛仅是迷悟不同，实是平等的思想。这种理论虽具有鲜明的神秘直觉体验的性质，但它明快简易，与中国传统思想吻合，无疑是既适应专制社会上层统治者追求来世继续享福的心愿，也适应下层民众要求摆脱现实苦难的渴望，因而得到广泛的流传。
2."顿悟成佛"。佛教认为成佛在于"悟"，而悟有两种方式，一是渐，一是顿。渐悟是指须经长期修习才能达到佛教的觉悟。顿悟则是指无须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教"真理"，就可突然觉悟。东晋南朝时竺道生曾首唱顿悟说。慧能禅宗在道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了顿悟说。它宣扬只要一念觉悟，刹那间即可成佛；它还强调不立文字，即无须通过语言文字的理解，骤然顿悟，带有更加神秘的直观性。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敦煌本《坛经》。）这完全否定印度佛教那一套声闻、缘觉、菩萨等修行的阶梯层次，否定旷劫不息的累世修行，是一种高度快速成佛法。再次，禅宗不仅迎合中国的传统思想，也照应中国的风俗习惯。禅宗按理本来是必须坐禅的，但后来甚至连坐禅也省免了，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担水斫柴无非妙道"。一举一动都不离道场，不管是用心用情，都会归于性海，成就佛道；日常劳动生活就是可以顿悟成佛的妙道。禅宗的这种顿悟说，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简易性特征。
3."易行道"和"称名念佛"。北魏昙鸾（476-542）是净土宗的先驱，他曾在《往生论注》中创立难行、易行二道说，认为在所谓无佛之世，世风混浊，只靠"自力"，没有"他力"（佛的本愿力）的扶持，修行成佛犹如陆路步行，十分痛苦，名为难行道。反之，乘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净土，犹如水路乘船，非常快乐，名为易行道。后来唐代道绰（562-645）继承昙鸾的净土思想，把佛的教法分为圣道、净土二门。宣扬离圣人久远，理深解微，圣道门不是一般众生所能悟证的，只有净土门简要易行，乘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能往生净土。道绰弟子善导（613-681）是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他提倡以念佛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念佛法门原有三种，一是称名念佛，即口称佛的名号，如称南无阿弥陀佛，诵念不已。二是观想念佛，即专心观佛的美好相貌和所居佛土的庄严景象。三是实相念佛，即观佛的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昙鸾倡导的念佛包括上述三种，经过道绰到善导，转为侧重称名一门，主张日念佛号七万、十万声。以为如此一心机械地反复念诵佛的称号，念念不舍，就可凭借阿弥陀佛本愿的他力，往生佛国。这种净土法门以其简易方便而流行于中国古代的穷乡僻壤、大小城镇，为缺乏文化而有信仰的平民大众所普遍奉行。
总之，佛教来自印度，在中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从中国佛教的这些特点，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外来佛教民族化的几个规律性现象。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从宗教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观察，在外部，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存在差异和对立，在内部，佛教各派各种学说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每一宗派自身，还需要从教理和修行两方面，尽量适应文化落后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信仰特点。大约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历史表明，佛教一传入中国，就与传统的宗教迷信、道教方术相调和，随后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在隋唐时代佛教宗派的创立者也是这样那样地吸取中国传统思想来构筑本宗思想体系。入宋以后，佛教势力日趋衰微，各宗更是着力于会通儒释，鼓吹三教同源，借调和儒、道思想，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的调和是一直继续不断的，而且是愈来愈全面，愈来愈强烈，以致愈来愈失去原来印度佛教的本色，而几乎归属于儒家，成为儒化的佛教了。再者，印度佛教大小乘经典一起传入中国，迄至南北朝为止，各派别之间基本上是和平共处，平行阐扬。在隋唐时代，各宗"唯我独尊"，带有鲜明的宗派性、排他性，但是又都通过判教的方式，融摄其他宗派的经典和学说，在理论上构成不同的高下层次体系。宋以后，为了协调内部，避免内耗，各宗更是强调彼此互相融摄，和谐一致。唐代中期成立的禅宗和净土宗，教理和修行方法都非常简易，可以适应广大民众的习惯和需要，因此获得久远的流传。中国佛教正是沿着对外的调和、对内的融摄和自身的趋于简易三大轨道演变的，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基本面貌，并由此表现出典型中国佛教的特色。
佛教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和思想，中国佛教在形态、方法和理论系统上都存在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种变化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来源于民族的心理意识、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长期宣传、教育、熏陶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意识，以及以德育抗衡宗教的人本观念，具有对外来思想的转化的力量。因此，佛教各宗派的流传兴衰，往往与是否适应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直接相关，一般说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适应得少的宗派，很快趋于衰落，而适应性愈大的宗派，则能较持久地兴盛不衰。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也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取和改造的过程。佛教是一个博大庞杂的思想系统，包含了若干复杂的思想要素，其中有一些要素是可以脱离原来的系统，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思想系统中去的。外来佛教的某些思想因素为中国传统思想所摄取，一是有其独特之处，二是适应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应当提到的是，如天台宗和华严宗都建立了具有庞大架构的系统哲学，这种构筑庞大规模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对后来的朱熹一派理学体系的构成，也是有启迪作用的；而禅宗思想对于后来陆王心学一派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