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么，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却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曾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给政府当局参考。因分歧较大，终未形成一致的方案。（参见胡适：《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胡适本人极力主张同日本直接交涉。为此，他曾给宋子文、罗文干写过信，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申述他的理由。与此同时，他又力倡国际调节。当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时，他表示衷心的欢迎，尽管那个报告书并没有维护中国的主权。胡适坚持对日直接交涉和依靠国际调节，目的就是避免对日作战。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太弱，无法同日本较量。他认为同日本打仗，无异是以血肉之躯去同现代的武器拼命，绝无取胜的希望，可能遭难更惨。他甚至说：“我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对日作战。”（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第二，他认为国民党的政权不稳固，同日本打仗，内部会出乱子，所以，应先谋国内的统一。他的“统一”首先是针对共产党的，其次也是针对各种反蒋势力的。他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是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是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大公报》，1935-11-07。）第三，他认为，在日本同其他大国，如英、美、苏等的矛盾尚未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中国抗战不易得到切实的援助，所以应等待国际环境的变化。1935年6月20日，他写信给王世杰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但“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由于日本侵略势力过分膨胀必激化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因而在“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383页。）。
胡适反对抗战的言论在当时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受到舆论的激烈批评是很自然的。但把胡适说成是卖国主义者，又是不合实际的。第一，胡适主张对日交涉并不是没有原则的。1935年华北危急时期，他曾很不客气地批评当局无原则退让的方针。（同上书，1382页。）他在给罗文干的信里曾提出交涉的原则：“（一）取消满洲伪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胡适来往书信选》（中），135页。）第二，他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对日作战，只是主张在国内统一和国际条件变得于中国有利时再对日作战。对他的拥蒋反共的立场和等待外援的错误思想自应予以批判，但应实事求是，不宜轻加“卖国”的罪名。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七七事变后，他逐渐改变态度，走上拥护抗战的轨道。
胡适的转变有一个具体的过程。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南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召集的谈话会。胡适到庐山后，仍不主张即刻对日作战，他希望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他向蒋介石建议，认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他提议应争取谈判达到：“（1）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55（2）。）这时，蒋介石已决定作战，而胡适却仍幻想和平，这种极端软弱的立场使他一度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搅在一起，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参见周佛海：《走火记》，载《古今杂志》，第16期。）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建议并无把握，早几天他写信给蒋廷黻说，苏俄对打仗预备了很久，却仍以避战为方针，何况我们中国？但中国与苏俄有重要的区别：苏俄之所以能避战，第一，因对外有抵抗的能力；第二，对内有控制的能力；而中国这两样都没有。（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63～364页。）这里已流露出所谓“和比战难”的想法。
蒋介石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不给他求和的余地；一方面是全国人民沸腾的抗日情绪。蒋介石感到苟且已不能偷安，才不得不决心作战。此时他特别需要了解英、美等国的态度，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援助，遂委派胡适以非官方使者的身份出游欧美。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临行时，他向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三人表明，他不再祈望和平了。（同上书，364页。）
9月26日，胡适飞抵旧金山，当日即对华侨发表讲演《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有比较清醒的认识。10月1日，又对全美广播。12日，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此后便在朝野各界广泛活动，争取同情。从当时胡适的忙碌情形可知，他是相当认真地对待他的使命的。他谢绝了英、美几家大学的聘请，放弃了各种娱乐活动，全力以赴，“为国效劳”。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他说：“我在外国，虽然没有危险，虽然没有奔波逃难的痛苦，但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胡适致江冬秀的信（1937年12月30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441～442页。）他告诉妻子：“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胡适致江冬秀的信（1938年4月7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453页。）他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然后又到加拿大，一路上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发表许多许多的演说，力求争取人们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
1938年7月，当胡适结束在美国的活动前往欧洲时，他遇到了一生中一次重要的抉择。他于19日到法国，第二天就接到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此事他考虑了一星期。当他到伦敦，第二次接到蒋介石敦促的电报时，终于决定勉应其命。7月30日，他写信给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因江冬秀一向坚决反对胡适陷身政界，所以，他还不肯一下子就告诉她全部真相。当大使的任命正式发表后，他才再度写信给夫人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两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461～462、467～470页。）在写给傅斯年的信里也表示，他是万不得已才接受政府的委任，“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369页。）。
我引证这些材料，不只是要说明胡适于国家危急之际不得不受命的心情。而且也是要说明，这种紧迫的抉择的作出，最终使胡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战的轨道。
二
中国政府当局极端重视对美外交。孔祥熙认为“列强惟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9月22日），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1页。）。因此对胡适出使美国寄予极大的希望。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这在中国是少有的事。他任使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成绩实在太平常。聊可一述的，大概只有如下几件事。
（一）争取美援
在胡适上任前，已有陈光甫在美专门从事借款活动。陈是中国有数的金融专家，奔走颇得力。胡适对他很敬重，悉力助他。不久，第一次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告成。当时正值广州、武汉陷落，此款数目虽不大，但对蒋政权起了很好的政治作用，所以蒋介石特地发电向胡、陈表示慰谢。由于两人合作，并力推动借款，至1940年3月，又有第二次滇锡借款告成。此后不久，陈光甫奉召回国，蒋介石续派宋子文到美接洽借款等事。至是年12月，又达成一亿美元的信用借款。以后，胡适便不再参与借款的事了。
（二）为中立法案事奔走
胡适到任时，正值美国会讨论修正中立法案问题。此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对发生战争双方严守中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美国以双方未曾正式宣战为理由，未施用中立法。中国政府当局希望法案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援助被侵略国，制裁侵略国。如不能如此修改，便以继续搁置中立法为宜。中立法原规定，美国不向交战国输送战争物资，但不禁止交战国以现款在美国购货，自备运输工具，将货运出。这种规定显然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因为日本具有这种“现购自运”的能力而中国没有。美国会酝酿中的修正案，完全从欧洲的情况出发，要把这种“现购自运”作为唯一的和普遍施用的原则。胡适深知此案于中国抗战关系至巨，所以，积极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与罗斯福会谈多次，与国会外委会主席等人更是频频接触，力言此案与中国抗战利害关系。此案在1938年终于被搁置了。这虽不是胡适一人奔走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他是尽了职的。
（三）阻止美日妥协
美国为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中国抗战一直采取谨慎中立的态度。1940年秋，德、意、日三国结盟，日本加紧南进，同美、英矛盾渐趋尖锐。美国为避免战争，从1941年春便开始同日本谈判。日本想利用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逼使美国让步，在牺牲中国的条件下，与美国达成临时协定。美国避战心切，也有意妥协。其所拟的临时协定草案，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北部允其保留2.5万人；对中国境内的日军，只字未提。而美国却要放松对日经济制裁。11月22日，美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说明美方草案。当时其他大使均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质问，在临时协定期间，有何办法可以约束日军继续进攻中国？胡适即将此事急电国内。24日，赫尔再次召见四大使，胡适仍坚决反对。第二天，胡适接到国内的电报，即向美国务院提出正式抗议。据美国学者保罗·海尔（PaulHyer）说，胡适为此还去找了罗斯福。而且“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学者，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面前发了脾气”（PaulHyer：HuShihtheDiplomacyofGentlePersuasion，inDiplomatsinCrisis UnitedStates Chinese JapaneseRelations，1919 1941，p 167）。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权衡得失，认为美国方案冒险太大。他致电罗斯福说：“我们所焦急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译本第三卷，530页。）罗斯福得知胡适及中国政府之强烈反应和丘吉尔的疑虑之后，决然放弃妥协打算，美日谈判遂告破裂。
美日谈判破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中国抗战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但是很明显，美日谈判的破裂，胡适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美日谈判的破裂本属必然。在美国方面，太平洋是其重大利益所在，它同日本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11月间，美国已截获日本电报，得知日本进攻美国方针已定。它的妥协方案仅是拖延时间而已。既然中国强烈反对，英国也不赞成，美国也就不愿冒丧失同盟者的危险，换取短暂又不可靠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它决心要夺取英、美在太平洋的利益，已向谈判代表下达了最后期限，所以谈判破裂是必然结局。再从中国方面说，蒋介石权衡国内外形势，他不愿在过分屈辱的条件下觅求和平，尤不愿在别人做成的圈套里就范。胡适坚决反对美日妥协方案，可以说并未超出重庆政府的政策范围。但我们毕竟可以说，胡适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是不辱使命的。
三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寄望太深，他们“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孔祥熙致胡适电（1940年11月8日），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82页。）。但胡适为他们争得的却很有限，他们感到失望，由失望而渐致不满。
胡适出任美使，本来就有人反对，使任命的发表推迟了50多天。胡适履任后，不断发生“去胡”的风波。
1938年12月，胡适上任刚刚两个月，因一次演说传到国内而引起风波。有一家《译报》译载演说稿时加按语说：“胡适演说中国抗战，竟谓中国向日本作和平建议，身为使节，竟作此谈话，殊为失态。”（《译报》，1938-12-07。）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有人公开指责说，胡适在美演说，称粤汉失陷后，中国政府态度动摇，并称张伯伦为欧洲和平救星等等，亦认为失态。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查询此事。胡适回电给外交部长王宠惠说，维护张伯伦的话确曾有之，其余皆属妄传。当时胡适因患心脏病住院70余日，外间遂附会传出胡适因病将去职的消息。蒋介石特命王世杰打电报给胡适：外间所传“因病将去职而以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18页。）。第一次风波就此平息了。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须选举新院长，学界不少人瞩望于胡适。这事再一次给反胡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想乘机调胡适回国，于是“攻击他的人很多，尤其是颜大使与孔先生”（张慰慈致胡适的信（1940年5月2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468～469页。）。颜惠庆是觊觎“美差”，想取胡而代之。孔祥熙反胡，则情况较为复杂。大概言之，一则是两人气质根本不同，一为学者，清高自持；一为政客，贪鄙营私。凡政客都以私结党，非其党羽，必相排斥。二则是傅斯年数次上书蒋介石，指斥孔氏一家劣迹。傅与胡关系密切，无人不知，孔氏很可能因傅而疑胡。三则是胡适与陈光甫合作经办第二次滇锡借款，孔祥熙于达成协议后，要求改变滇锡作抵的条件。胡适力拒之，这也增加了孔氏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