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在一些人的回忆录或批判胡适的文章里有一种说法，说五四刚刚过后，胡适要把北京大学南迁，并说这是一项破坏北大的阴谋。（参见曾文经：《五四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见《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沈尹默：《我和北大》，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他们往往以直接见证人的资格讲话，似乎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我一向不大相信此说。很遗憾，本人不具备直接见证人的资格，所以，只有靠证据说话了。
（一）何以会有北大南迁的问题提出？
人们知道，北大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中心。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皆视为激进分子的大本营。要扼杀新潮，必从摧残北大入手。
1919年5月8日《申报》载称：5月5日政府阁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主将北京大学解散”。当时教育部长傅增湘认为，“古今中外无此办法，以去就力争”。此项消息传播甚速甚广。5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尚在上海的胡适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他估计，旧势力不会甘心，“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来对付北大。蔡元培于5月9日宣布辞职出京，北大情形岌岌可危。当时教育界进步分子对此十分关注，纷纷献策以为应付。在南方教育界颇有声望的黄炎培、蒋梦麟两人于5月22日写信给已回到北京的胡适，提出“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他们的结论是“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
以上材料说明，所谓北大南迁的问题，是在反动当局解散北大的威胁之下，一部分南方教育界人士为图补救，准备在南方办一所新大学，以欢迎北大新进分子，聚集力量，图卷土重来。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北大南迁、破坏北大的问题。
（二）胡适持何种态度？
沈尹默先生在其回忆文中说，五四后，有一天他和马幼渔、钱玄同、沈士远、陈大齐等商量事情，胡适、罗加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说得似乎很具体，但经不起历史家的验证。第一，没有具体时间。第二，没有具体地点。第三，没有明确会议的名目，故不知沈氏何以会同钱玄同、沈士远等人一起开会，商量北大的事情。而胡适作为评议会推定的在蔡元培离校期间参与维持校务的委员却不在场，尤其是代理校务的温宗禹何以也不在场？第四，所引的一段话，究竟是胡适说的，还是罗加伦说的，还是傅斯年说的，还是三人同声说的？第五，他们提出这一主张时什么理由也没有提出吗？对胡适稍有了解的人都可知道，他决不是那种只讲主张而不讲理由的人。
还有人回忆说，陈独秀为此事把傅斯年叫去训斥了一顿。这说法更不可信。陈独秀于3月底以有关“风化”的问题被挤出北大，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不可能不有所知，而他平日与陈独秀关系本不甚密切，陈独秀也不至于那样不知分寸。在所涉及的几篇回忆录和批判文章里，还甚多经不起推敲和明显错误的地方。这些材料是事隔三十多年或四十多年以后写的，记忆已不可靠，何况又是在大规模批胡运动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们的可靠性是必须加以检验的，不能遽认为信史。
可惜的是，胡适本人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记载材料无从找到。我们只有从他人的文字中寻找旁证了。
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后，蔡元培已出京，代理校务的温宗禹是理科学长，缺少组织行政才能，故有推举胡适、沈尹默等襄助校务之决定。胡适颇怪蔡元培不该撒手不管。以今日眼光观之，蔡元培辞职出走有其积极意义，但因变起仓促，安排欠周也是有的。胡适当时对革新北大最积极、最热心，许多改革的方案、措施是由他首倡，经蔡元培认可的，有的已经着手实行，有的正待实行。蔡元培一走，这些似都有成为悬案之虞。胡适因此不很高兴，一度意存消极，但维持校务责任在身，他不可能完全不管。（参见蒋梦麟致胡适的信（1919年6月28日）。）蔡元培以北大师生和各界挽留，亦随时准备返校，所以他经常通过蒋梦麟向胡适了解北大的情形。从5月22日至6月28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梦麟至少有六次写信给胡适，都谈及北大有关问题。他要胡适报告“大学内部什么样？教授会进行如何？”“好讲给蔡先生听听”（5月24日信）。在6月28日的信里，他引证蔡元培的信以说明蔡“对你（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7月5日，蔡元培亲自写信给胡适，说明“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信中要胡适概照前约办事，一切由他完全负责。
上引材料充分说明，在五四后蔡元培辞职离校这段时间里，胡适作为北大新派教员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参与维持校务的，蔡元培对他的维持之劳是表示感激的。所谓胡适要北大南迁以破坏北大的说法，纯属子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