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19岁赴美留学，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高足。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倡导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
胡适曾历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名誉秘书；抗战期间，一度出任驻美大使。曾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在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均有重要影响。1949年离开大陆后，寓居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
胡适生前，交游极广，在著述、公事之暇，有细心保存书信、文件的习惯。1948年离开北平时，在其寓所留下大量文稿、书信、日记及公私文件。这些资料作为胡适个人的档案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精心保管。
据初步统计，这批档案中有胡适文稿958件，他人文稿1898件，胡适书信约600通。其家属的信件亦近600通，他人致胡适的书信，约10000余通。胡适日记，包括记事录、来往书信登录簿等计43册。公私文件近1000件，总共所藏资料1.5万余件。这些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分三个部分作一介绍。
一
第一部分是胡适遗稿，这里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材料。胡适后半生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稿、笔记和抄录备用的材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现存在台湾胡适纪念馆。该馆所编印的《胡适手稿》共10集，前6集都是有关“《水经注》案”的材料。我们这里收存的“《水经注》案”的稿子，有许多是胡适治“《水经注》案”的早期文稿，有些还保存得很完整。例如由王重民、刘修业代抄的长达246页的《〈全校水经注〉辨伪》，这是胡适遗存的全部“《水经注》案”遗稿中最完整的一篇长文。此稿写成于1944年4月23日。作者有两篇题记，第一篇用绿墨水写于抄稿首页末。文云：“我的《水经注》案诸文中，此为最早写成的一篇，故最不满我意。两年之中，我收得的材料更多了，懂得的东西更多了，故此文必须重新写过了。胡适卅五、六、十四。”隔了10天之后，作者又在目录页之后用红墨水再题道：“此本是王有三先生和他夫人君寄女士代我抄的，原稿本我已拆散重写了。此本可以保存我在那个时期的第一篇重要文字的原来状态；胡适卅五、六、廿五。”这两篇题记都是在自美归国的太平洋船上写的。
另一篇《〈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手稿130余页，是由文字不相连属的几个部分组成的。仔细阅读可以看出，这就是上引题记中所说，被拆散了的原稿。我们再看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第二集卷一《〈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一篇长稿，其中第一部分《〈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之后，胡适题语云“卅五、六、廿四日太平洋船上改写卅三年的旧稿”，表明这部分稿子就是拆散了卅三年四月写成的那篇长文之后重写稿的一部分。而该书影印的《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则是由王氏夫妇代抄的那部文稿中的另一部分改写成的。
上述的例子使我们明白，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胡适“《水经注》案”遗稿，与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水经注》案”遗稿互相参读，可令人弄清胡适治“《水经注》案”的进程及其思想变迁的痕迹。
在一篇较早动笔而未完成的不连续的长稿（编者拟题：《胡适自述治〈水经注〉案的缘起及论述片断》）中，作者提出“《水经注》案”的背后有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的影响。他强调，全、赵、戴三家治《水经注》皆有独立的大贡献，正如科学史上，差不多同时先后数人得到同样的发现一样，不应把这看成是互相偷窃。他引述了美国学者汤姆斯女士所作《二人或二人以上同时独立的发现与发明》的历史年表，该表列举了148种重要发现或发明都是差不多同时由二人或二人以上独立作出的。这一点形成了胡适治“《水经注》案”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这部分遗稿中有关批评杨守敬、孟森判断“《水经注》案”的错误的稿子（如《杨守敬审判全、赵、戴三家〈水经注〉的错误》、《批评杨守敬审判〈水经注〉疑案的考证方法》、《驳杨守敬“赵戴未见朱笺原本”的妄说》及《孟森先生与赵戴两家〈水经注〉》等等），以及《总论一百年来许多学者审判〈水经注〉疑案的方法的大错误》，这些重要遗稿必能有助于了解胡适考证“《水经注》案”的基本动机和基本思路。胡适后来经常说到，他治“《水经注》案”最大关切是治学方法问题；而治学方法在胡适看来实际就是养成一种谨慎戒约自己的良好习惯。这种良好习惯可用四个字来代表：就是“勤、谨、和、缓”。“勤”，就是勤于搜求，眼勤、手勤、腿勤，多得材料，多得证据。“谨”，就是谨慎，不轻信，不武断，反复推求。“和”，就是心平气和，不假意气，不动肝火，尤不能动“正义的火气”。“缓”，就是不急于下结论。证据不足，把握不到十分，宁可悬而不断，不可遽下结论。胡适认为，从前的许多学者，对“《水经注》”的学术公案之所以铸成冤案，使像戴震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蒙偷窃赵一清的污名达150余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勤、谨、和、缓”。在胡适看来，厘清“《水经注》”这段公案，关键是个校勘学的问题。校勘贵在多得版本。而杨守敬、孟森、王国维等人都没有在校勘上下够工夫，他们所见版本太少。许多与本案有关的重要材料，他们没有看到，没有认真作比勘。这正如法官断案，没有向本案有重大关系的证人取得证词，只根据原告的片面之词就给被告定罪一样。这是“勤”字没有做够。他们只注意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证据，而忽视一些反面的证据，往往得出错误的观察、错误的推论（例如王国维提出一个通例说：“夫书籍之据他书校改者，苟所据之原书同，则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之证据也。至据旧本校改，则非同见此本不能同用此字。”这条通例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所据都是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则两种不同本子或多种不同本子在历史渊源上很可能有同一的依据，他们字句的相同应属情理之中的事。何以断定，所据本子不同，就不可能有相同的校改呢？这正是王国维的不谨慎处。也就是没有做到一个“谨”字）。胡适指出，杨、孟、王诸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他们听信了指控戴震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本”一派人的意见后，便动了“正义的火气”，顶起了“正义”的大旗之后，便有了一种感情的冲动，就不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就不容易做到公平断案。就像一个法官，若对被告产生了正义的冲动，势必不会注意被告的申诉，势必会放过许多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他的判断就很难公平了。这就是没有做到“和”字。杨、孟、王都是没有搜求到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过早下结论，认定戴震犯了偷窃罪，就没有做到“缓”字。
胡适以勤、谨、和、缓自律，搞“《水经注》案”20年，未写成全案的定稿，似有勤、谨、和、缓有余，而决断不足之嫌。但我们翻阅他的考证“《水经注》案”的稿子，确可以使我们对治学之道有深一步的领悟。
其他文稿有些是曾经发表过的，例如，关于曹魏、孙吴“校事”制的文字，《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四十自述》的一些章节等等。
这里收存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稿子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里颇多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材料。例如《〈墨经〉新诂》，过去只发表过一篇《〈墨子·小取篇〉新诂》。近代史所收藏《〈墨经〉新诂》的全部手稿，共三篇。即《〈经上〉、〈经说上〉合诂》、《〈经下〉、〈经说下〉合诂》及《〈墨子·小取篇〉新诂》。前两种稿子，作者自题作于民国五年。当时胡适仍在美国读书。归国后，他有重新修订发表的打算，但只改了《小取篇》，其余两篇未及完成修订。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朋友对这两篇遗稿一定非常感兴趣。同样地，论“五行”的一篇长稿（编者拟题《五行考》），也一定会备受人们关注。档案中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初稿，可供研究者了解胡适对古代哲学史的见解形成的过程，而其《清代思想史草稿》，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胡适从未发表过的对清代思想的见解。当年根据胡适的提议北大开设科学方法论的课程，由许多著名学者担任各门学科方法论的讲授。例如任鸿隽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科学方法论，陶孟和讲社会学方法论，汪敬熙讲心理学方法论等。而胡适本人担任了第一讲“引论”和最后一讲（十四讲）“结论”的讲授。这两部分讲演提纲，可以为研究胡适方法论思想补充新的材料。
关于西方哲学史、世界文化史的几种稿子肯定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例如《西洋哲学史大纲》，《关于西方思想家的提纲》，《关于宗教革命的提纲》，以及关于古埃及文化史、两河流域文化史、古印度文化史等方面的文字，这些遗稿使我们对胡适关于世界古代文化史的思想可有直接的了解。
有关文学和文学史方面的遗稿，也颇有一些极可珍贵的。例如，胡适早年读书时期所写的读书笔记《藏晖室小说新语》、《适庵说诗札记》以及他陆续写出的《〈诗经〉新解》。后者有一部分曾在少数朋友中传阅并发表过，其余都是从未面世的材料。这里还有一篇未曾发表的小说《我的车和我的车夫》，使我们知道，自己承认“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毕竟不只写过收在《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里的《一个问题》那一篇小说。此外这里还保存了一些人们不曾见过的胡适的诗作。当年为教学需要所编的《中国文学史选例》，对于了解胡适的文学史见解显然也有帮助。
胡适的遗稿中，还有一些时论与杂文、讲演及序跋文字、札记文字。有些虽发表过，而人们很不易见。
胡适的日记，1985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排印本，但其中《藏晖室日记》部分有遗漏（缺宣统二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即1910年6月7日至27日的日记），而1921年至1922年的日记，附录材料有删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曾影印出版《胡适的日记》18册，其中第一至第三册，即1921—1922年的日记。但该版本系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所藏的缩微胶卷影印的，而我们这里保存的是原本。此外，胡适遗存的一些记事簿、来往书信登录簿等等，都有可补日记的作用，可为我们提供不少研究历史的重要线索。比如在1920年的记载人员来往的簿册中即可查到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一条。对照该年毛泽东7月9日发给胡适的明信片的内容，可以见出，毛泽东当年自北京返湖南时，曾把他的想法事前同胡适谈过，并征询过胡适的意见。
二
胡适档案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书信部分。这里收存胡适致他人的信和电报（包括胡适手写信稿和抄件共350余通，另有给其家属的信240余通），无疑是了解胡适的思想和生平活动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胡适家属写给他的信，更有助于增补胡适的传记材料。尤可注意的，我们从胡适母亲和他夫人江冬秀的信里还可以了解一些民间生活、民俗习惯等有趣的史料。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有60余封信给胡适。此人在胡适的亲人中，除了父母之外，是对他最有影响的一个人。他颇能读书，兼有社会阅历，身历辛亥前后20余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从他的书信中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最初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随即产生的失望，很可加深我们对那场革命的了解。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胡适同数千人之间的往来书信的高度史料价值。与胡适通信的人，几乎包括了民国时期在各领域、各行业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为使人们对此有明确的印象，我在下面开列一个名单。
给胡适写信或发电的人，有国民党主要领袖和高级军政人员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孔祥熙、张学良、王世杰、王宠惠、张群、李宗仁、白崇禧、戴季陶、罗文干、罗家伦、段锡朋、郭泰祺、卫立煌、傅作义、张治中、陈诚、陈布雷、朱家骅、赵恒惕、李品仙、孙连仲等等。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和活动家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吴玉章、邓颖超、张闻天等等。其他政界名人还有宋庆龄、蔡元培、吴稚晖、梁启超、马君武、邹鲁、林长民、范源濂、陆徵祥、顾维钧、易宗夔、蒲殿俊、郑孝胥、陈炯明、彭一湖、彭学沛、张君劢、张东荪、曾琦、李璜、陈启天、章士钊、李石曾、黄炎培、陈叔通、易培基、何思源、张奚若、杨杏佛、许德珩、梁漱溟、罗隆基、杭立武、胡霖、董显光、吴鼎昌、陶希圣、翁文灏、叶恭绰，以及陈公博、王克敏、高宗武等等。
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如著名学者王国维、章太炎、朱希祖、钱玄同、吴虞、陈大齐、黎锦熙、王照、吴宓、胡元倓、黄文山、傅增湘、袁希涛、沈兼士、梅光迪、杨树达、杨振声、汤用彤、林语堂、傅斯年、单不庵、刘半农、刘文典、郑振铎、丁福保、丁西林、周予同等等。著名史学家孟森、陈寅恪、陈垣、陈衡哲、顾颉刚、萧一山、金毓黻、罗尔纲、周谷城、邵循正、姚名达、杨联陞、郑天挺、商承祚、于省吾、钱穆、蒋廷黻、雷海宗、吴晗、邓广铭、吴相湘、王毓铨等等。著名哲学家熊十力、金岳霖、贺麟、冯友兰、吴康、朱谦之、郑昕等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高元、罗常培、魏建功、丁声树、王力等等。著名教育家张伯苓、邰爽秋、查良钊、陶行知、吴贻芳、郭秉文、马叙伦、蒋梦麟、陈鹤琴、梅贻琦等等。著名考古及古物学家马衡、董作宾、李济、劳干、裴文中、夏鼐等等。著名经济及社会学家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千家驹等等。著名图书馆及目录学家袁同礼、杜定友、顾廷龙、王重民、严文郁、蒋复璁、韩寿萱、裘开明、房兆楹等等。著名的新闻界人士和新闻学家狄楚青、邵飘萍、陈博生、张季鸾、徐宝璜、戈公振、邹韬奋、储安平等等。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高梦旦、汪孟邹、汪原放、舒新城等等。著名的政治学和法律学家高一涵、张慰慈、钱端升、周鲠生、吴经熊、周炳琳、燕树棠等等。著名文学家和文学史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谢冰心、朱自清、胡怀琛、徐志摩、朱湘、苏雪林、孙伏园、王实味、余上沅、邵洵美、梁实秋、林徽因、凌叔华、陆侃如、冯沅君、孙楷弟、郭绍虞、刘大杰、吴世昌、沈从文、萧乾等等。著名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丁文江、任鸿隽、胡先骕、竺可桢、李四光、周仁、秉志、茅以升、汪敬熙、高鲁、唐钺、凌鸿励、吴健雄、饶毓泰、梁思成、丁绪贤、叶企孙、谢家荣、曾昭伦、过探先、严济慈、钱三强、吴大猷等等。还有著名医学家钟惠澜、施今墨；美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丰子恺；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等。还有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陈光甫、徐新六、郑铁如、穆湘玥、沈恩孚、冯耿光、聂其杰、王敬方、李烛尘；社会名流毛彦文、沈昆三、杜月笙、吴弱男、袁昌英、张昭汉、章元善等等。此外，还有著名宗教界领袖于斌、余日章、太虚等。总之，现代中国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几乎都有书札保存在胡适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