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集》为中心
本章与下章将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同时也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做出归纳。本章为经，以《文集》为中心，联系《论语集注》与《论语或问》，从纵的角度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阶段性发展做出考证；下章为纬，以《朱子语类》为中心，从横的角度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略做总结。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划分，大致因为朱子在《文集》中对“曾点气象”的讨论时间跨度较大，对它的纵向分析可以反映出朱子在不同阶段对“曾点气象”的不同看法。相对来说，《朱子语类》所记录的朱子对该问题的讨论更为集中，更为全面和深入，也多集中在朱子的晚年，因此更能代表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
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从二十几岁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前，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总的来看，这一漫长的讨论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朱子在论“曾点气象”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朱子非常警惕过分渲染“曾点气象”所能导致的流弊，因此一再强调“曾点不可学”，尤其是不可虚说。而来自朋友与弟子们对其论“曾点气象”的一再质疑，也在不断逼使朱子反复强调这一点。另一方面，朱子始终又对“曾点气象”包含儒学积极价值的一面非常欣赏，对“曾点气象”抱有难以割舍的情愫。因此，朱子在讨论“曾点气象”时的态度就非常复杂：既不是简单地不喜谈“曾点气象”，当然更不是在泛泛地宣扬“曾点气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矛盾处还体现为，他很难很好把前人的各种“曾点气象论”统一起来：为朱子所景仰的程明道对“曾点气象”的评价极高，也很“虚”，而这又是颇为朱子所反感的谢良佐的“曾点说”的直接源头。相对而言，程伊川对“曾点气象”的看法就很一般。由此，如何恰当地融会这些“曾点说”就是朱子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他在公开和激烈地批判谢的“曾点说”的同时，往往又要对明道的“曾点说”有所保留和回护。这都使得朱子在论“曾点气象”时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态。这也正是本文希望深入挖掘的内容。
当然，朱子之为大贤，就在于他能够通盘考虑上述因素，并且找到恰当的折中点。在他看来，对于“曾点气象”不能持像泼洗澡水时一并把小孩也泼掉的态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谈该问题，而是应该怎样去谈它，怎样才能把它谈好。同时又要注意随时把谈的收获转化为指导我们去行的纲领，从而有效规避时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失误。具体的说，就是在论“曾点气象”中，既要注意有效地“损”其消极的一面，又能注意充分“益”其积极的一面，还要注意自觉用所知去引导行，做好反身这一大文章，实现二者的贯通。朱子之所以反复讨论此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朱子对“曾点气象”的“益”，表现为突出强调曾点的所见是“天理浑然”，是儒家的大本。这是他在努力赋予“曾点气象”以新的内涵，使之完全成为儒学的应然理想。朱子对“曾点气象”的“损”，表现为大力清除“曾点气象”中可能包含的消极因素，尤其是剔除其中的佛老气息，使之由杂转淳。当然，朱子的努力若仅限于此，犹不脱空谈之讥。更为重要的是，朱子非常注意用自己所一贯强调的“理一分殊”模式来规范之，把它重新放置在自己所一贯主张的“格物穷理、下学上达”的基础上，使其不再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对他而言，“气象”只能在实处见，是在做工夫处见到的“豁然贯通”。这就把“曾点气象”和朱子的为学之方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自此，“曾点气象”在朱子手中遂面貌一新，带有了典型的朱子特色。这也正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之突破前人之处。而这一全新的“曾点气象”，自然也成了朱子批判时弊的有力武器。
其二，朱子论“曾点气象”也体现出了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调整的深刻辩证法，而这与其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知道，朱子在“中和新悟”之后，思想的大框架已经基本定型，这是其不变的一面；而其思想的微小调整则与年俱进，直到易箦之际也没有结束，这又体现出了其思想的开放性的一面。就他的论“曾点气象”而言：一方面，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确定了他对“曾点气象”之看法的基调后，他讨论此问题的大方向没有发生过改变。他此后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修改，只是要对其做出不断的完善——进一步明确其想要表达的观点，弥补其中可能包含的漏洞。这是其思想相对不变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朱子思想发展的某一大的阶段，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就相对集中在某一主题上，这又体现出了朱子思想发展性的一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也大致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做了划分，以此来简要地勾勒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一般演进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虽然前贤们已经对朱子的所有书信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编年工作，但人们还是无法准确判定朱子每一封书信的具体写作年代，其中就包括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一部分书信。而本文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分析也只能建立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之上，尤其是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这就决定了本文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考察，只能是宏观的，概括性的。
§§§第一节 朱子“早年”思想发展概述
朱子之论“曾点气象”，体现出了他对什么是儒学的理想境界，如何实现这一境界的基本看法。要想全面地认识朱子对此问题的看法，就有必要探究他的这些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即有必要对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历程做一简要的介绍。由于在这方面同样有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因而这里只是结合本文的主题对此做出有选择性的概括与总结。
在研究朱子的文献中，前人几乎都提到了朱子“综罗百代”的广阔胸襟，并且把他推为集孔子以下学术之大成者。也难怪，上自五经与孔孟学庸，中间包括汉唐诸儒的训诂章句著作，下至北宋诸贤如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二程周张邵）、二程的诸弟子，乃至于佛老玄学、两汉经学，这些都是朱子所吞吐批判的对象。朱子思想之宏大，决不只是单纯继承道南四传的结果。不但如此，朱子思想也绝不只是单纯继承二程之学（如朱子之推尊濂溪、康节就与二程大异其趣），乃至单纯继承北宋理学的结果。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朱子对孔孟以下思想的吸收，也能看到自北宋五子以下直到谢上蔡、李侗（字愿中，福建延平人，故后人多称为李延平，1093-1163）对朱子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在讨论朱子的术渊源时，就要注意眼光放远。当然，若牵扯过多，讨论过泛，也无必要。
对于朱子“早年”思想发展阶段性的划分，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过学界一般认为，朱子在四十岁左右的两次“中和”之悟是其确立基本为学工夫的关键阶段。在此之前，朱子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为学之方的探索。在此之后，朱子基本确立了其主敬与穷理两相兼顾的为学工夫，也确立了其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此后，虽然朱子的思想还在不断的调整，但是其思想的基本精神却不再发生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此后不久，朱子开始对“曾点气象”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本节重在关注朱子在“中和之悟”之前探索为学之方的过程，并且统称其为朱子“早年”思想发展历程，以期找出朱子讨论“曾点气象”的立言基础。其中，谢良佐、李侗、张栻和二程都对朱子为学之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也正是顺着朱子与这些人之间的思想互动展开的。
一、无所不学阶段
据现在资料看，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第一个阶段大致从乃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1097—1143）处发蒙，并且立志于为己之学开始，直到其正式师事李延平之后，在为学工夫上发生重大转折为止。朱子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苦读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泛观博览。
朱子探寻为学之方的历程，毫无疑问是从接受乃父的启蒙教育开始的。是朱松确定了朱子一生的为学基调——那就是私淑二程和为己之学。另外，朱松还以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引导朱子形成了刚恪严毅，是非分明以及坚持民族大义的做人品格。应该说，朱松对朱子的影响身教多于言教。黄宗羲指出：朱子之学，虽传自延平，而其立朝气概，刚毅绝俗，则依然父之风也。
朱松早亡，他对朱子学业的影响毕竟有限。朱子后来介绍，他对父亲传给自己的二程之学，多未能通其大义“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说（指二程的《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见《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要义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朱子在朱松那里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启蒙教育：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杨敬仲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某自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髙似论、孟者，竟无之（郭友仁录）。同上。
某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功夫（胡泳录）。同上，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
朱松对朱子的要求颇为严格，朱子五岁入小学，随即开始诵读《孝经》，四书戴铣：《朱子实纪》，卷一，《（朱松）与内弟程复书》。朱子读《孝经》事，亦见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所引的李方子《紫阳年谱》，《四库全书》本。这种家庭熏陶，基本上奠定了朱子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朱子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尊父遗命转从胡宪（字原仲，学者称为籍溪先生，1086—1162）、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1101—1147）、刘勉之（字致中，称白水，又号草堂，1091—1149）三先生处继续进学，他的求学之路得到了延续。
三先生都与二程学有渊源，也继承了二程诸弟子泛滥佛老的传统。他们都认为佛老与儒合，不必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不过，朱子从他们那里所受的教育主要还是举业之学，也包括程氏之学（当时还属被禁的伪学之列），而非佛老之学。今《朱子语类》和《文集》中多处录有朱子在十四五岁时立志苦学的文字陈来先生和刘承相博士都详细转引了朱子在二十岁前为学的情况。他们分别收录了来自《朱子语类》和《文集》中的十二段文字，从中可见朱子早年的学习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显示朱子自师从三先生起，开始进入“十年寂寞抱遗经”《文集》，卷四，《送德和弟归婺源二首·二》。的刻苦阅读儒家经典阶段。其中，朱子主要的阅读书目是四书，更准确的说是二程与张载及其弟子们的四书学，而对于科举之学却不太精心《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七，《朱子四·孝宗朝》：某少年时只做得十五六篇义，后来只是如此发举及第。又见黄榦的《朱熹行状》：少长，励志圣贤之学，于举子业，初不经义，《四库全书》本。与此同时，受三先生的影响，朱子也开始了一个“无所不学”的阶段：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包扬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当然，朱子此时的泛观博览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他自己在二十一岁时就已经认识到：
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辞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然学者所急亦不在此。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亦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作于绍兴二十年，1150 年）。束景南先生指出，此帖乃朱子佚文。而李方子之《紫阳年谱》引此帖则是：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词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后山诗固佳，然前辈以为尽力规模已少变化。然学者要务，在反求诸己，精熟语、孟，求所以见圣贤用意处。李氏《紫阳年谱》早失，此为《四库全书》本《宋名臣言行录》所转引。
显然，正是朱松和三先生所倡导的为己之学，有力地约束了朱子在求学之路上的过度泛滥。这也使得朱子终其一生对佛老的认识都非常有限。
在朱子的泛滥杂学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数其泛滥佛老。这也可谓三先生对朱子的最大影响。朱子自言曾“出入释老者十余年”《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二》。一说为二十年，前人已辨其误。这十年大概从在病翁处遇到一僧开始，直到其在同安县作《牧斋净稿》时为止。不过，从上文可知，在此阶段，朱子阅读的书籍中儒家经典毕竟占的是主流——即使在他最痴迷佛老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对儒家典籍的探究。于朱子，他只是在肯定“天下之理一而已”，因而佛老与儒合，佛老也属于为己之学的前提下，才去参究佛老之学的。夏炘认为“其实此十余年之中，沉思经训，潜心理学，未尝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齐头并进，二氏亦在所不遗耳”，《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下同。这一观点是很恰当的。而就经常为大家所引用的《牧斋净稿》来看，其实此时朱子泛滥佛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屏绝尘世之累”，他对佛老的理解也仅限于方法层面，并不涉及信仰层面关于朱子早年泛滥佛老的情况，宗门内对此有很多记载，但都真假难辨，无法尽信。可见束景南、陈荣捷、刘承相等人的相关考证。朱子自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见《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二》。可见其对佛的认识很有限。学者渲染其有限的几次向道谦处问学，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朱子的这个目的也没有实现，他是带着无限的困惑结束这一阶段，转向李延平处问学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之学者多持以下的一种观点，其典型者如：
宋明理学家为了增长儒学日新而日日新的生生活力，激活化解佛道冲突效用力，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他们均效法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出入佛道，而后返求诸六经……出入佛道，才能体认佛道的长短，而超越佛道；在佛道的比照下，才能体认儒学自身的缺失，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提升儒学，从“本然全体”上使儒学理论思辨化，思维精微化，形上学体系化。梁启超先生亦持此看法，见《清代学术概论》。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似是而非，因为其强行赋予了宋明理学家们之出入佛老的一个本不存在的“目的性”，而无视这些人之出入佛老都在少年阶段，而且无一例外地抱着一种真诚的求道之心的事实。而且，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史料中发现理学家是为了要知己知彼，为了要占而胜之的目的才会出入佛老的证据。事实反而是，上述这些人出入佛老在先，随之都产生了于佛道无所得的感受，而确定儒学的坚定信仰更在其后。上述观点如果不是一种杜撰，也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由于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故本文于此不得不详加辨析。
若提到对朱子早年思想发展的影响，有一个人物不能不提到，那就是谢良佐。朱子从此阶段开始，直到其编订《四书集注》之际为止，中间的二十多年始终在迷恋谢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