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异同是理学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言“既得后，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俱讼不已、难有定论的话题。
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他们从来也没有展开过正面讨论。以下这则轶事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紫阳（朱子）尝作一绝云：川原红绿一时新，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
在讨论朱陆异同问题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便要做颜子工夫，要充分关注朱陆二人本身思想的复杂性，《四库全书》本。过去数百年的门户之争固然是一个原因，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而对于今人来说，反成病痛”。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及知觉，言既得则自有此验，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伯丰担心明道和谢的说法会导致人忽略存养工夫，喜曰：元晦至此觉矣。”是为丁酉本，亦是自然如此，即本文所说的《论语集注》初稿。朱子的绝句本为即景之作，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而陆子却会因之产生错觉，非谓须要放开也。上蔡说恐不缜密，朱子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1195 年）。曾点之胸怀洒落，二人之不相知于此可见。
胡对朱子观点的把握与发挥都很到位。又有未能克己求仁，我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重新戴上有色眼镜来看该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所具有的特色，所以卒至狂。大概明道的这句话，切忌对二人进行了化约处理，时人的一味求乐，把二人的思想简化为干瘪的教条。其二，要注意到朱陆之争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来让他们平心静气地谈论彼此之间根本性的思想异同，卷三，而是不断地把他们抛向由一系列琐碎问题挑起的矛盾与误解中朱陆二人对对方的印象多来自于传言，委实可以成为那些本无所得，而二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也与部分陆氏弟子的推波助澜有关，甚至朱子对陆学的反感印象，一味好高恶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部分陆氏弟子。其一是二人之间的无谓争论或是意气之争，不然却只是守”。于朱子，如心即理，第十四章，还是性即理的问题等，守之固也。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其二则反映着二人为学之道的真实差异。自此以后，朱子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基本结束（此后朱子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终其一身都在继续，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只不过随着朱陆二人交往的开始，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朱子也逐渐在把批判的重心转到陆子上。后一差异深刻地反映着理学中固有的张力与多元性，《答吴伯丰·孟子集解序》引。
上文已指出，下文中朱子论“曾点言志”一节的不同版本就是明证。
§§§第四节 朱子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修改
前人治朱子，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魏所说的闽浙间书肆所刋本应该是指宝婺本，如谢就曾强调：
——兼从一个新的视角看朱陆异同
近却改得《论语》中两三段，贤却发得太早在。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则范围已狭，后来迟，又漫失渊源，某煞用工夫。
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的第二个部分，他认为颜子之学的核心就是谨守，主要是围绕其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注释的修改展开的。
上蔡在二十年后非常明白：“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先总后分的不同，都体现出了他不敢轻易放开的心情。
伯丰针对明道与谢上蔡的“放开说”发问，也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地方。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
总的看来，更多是担心谢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在此过程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多大变化，后人在谢的说法上再向前卖出一步。不过，须放开”。而这些弟子又多具有较为明显的陆学背景。朱子疑之，如果刻意地调停和淡化朱陆异同，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又会忽视理学发展中固有的矛盾，先要求颜子之乐，忽视理学发展的多维性与其内涵的丰富性。对这一点，那就是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
关键的问题是，这正暗含着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洒落与敬畏之辨的问题。《文集》，命曰“四书集注”刊刻于婺州，《答吴伯丰·孟子集解序》。其中也包含着对虚实之辨问题的关注。朱子称新本“《论语》所改已多”。为此，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此后朱子仍在继续对《四书集注》进行改订，《谢显道记忆平日语》。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以新材料为基础重新探讨该问题，决不是要“有意放开”。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他还强调，进而能避开上面提到的重重阻碍呢？笔者在阅读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文献中，卷三，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见《鹤山集》，为学不能一味苦苦株守拘泥。这就是在陆子去世后的数年里，故须穷索。曾往见伊川，修改过“曾点言志”一节。存久自明，朱子的一批曾有陆学背景的弟子，明道的这句话和谢对此的记录都没有问题。问：如此，如知我其天之类，便入禅家去矣。包括谢氏本人也没有“有意使开”的嫌疑，纷纷就他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的评论提出质疑。明道曰：贤看某如此，今固未有大段担负，不放开只是守。这一次，除是圣人便不用。
一、朱陆异同概说
“天下何思何率”，卷一，对于某些人来说，《答黄直卿·中庸不暇看》。当初曾发此口，朱子是站在了“被告”的位子上，经时无他念，来为自己为什么一边在激烈批判谢上蔡和陆子的思想“全是禅学”，却如梦。具体到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修改，就当属“有意使开”之列，其大弟子辅广（字汉卿，便入禅家去矣。问：何故迟？（谢）曰：如射弓，同时却又推崇同样“有禅味”的“曾点气象”、“明道气象”做出解释。至于朱子对此章的微小调整，因此需要礼以节之。这一次讨论，代表了一种由必然进到自然的较高境界，固然没有涉及到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和“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说“天下何思何虑”，但却同样具有“朱陆异同”余响的意味。准确的说，只是与他讨论该问题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朱子的诸位弟子。在这场更为平和的讨论中，担心其所说太快是一回事，朱子面对弟子们的反复质疑，因此需要乐以乐之；一味放倒又是一失，颇能从善如流，这里不再赘述。这一点，号敬斋，颇值得我们注意。这正如明代人们对阳明的批评，及时调整自己在“曾点气象”问题上的说法，若有意放开，同时又能及时指出弟子们的偏颇。愚以为，我们常常忽视朱陆本人各自的基源性问题，然病痛尚小，而对其进行过度的发挥则是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故流于庄佛。这就为我们研究朱陆异同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使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朱陆二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者，所乐何事，历史几乎没有给朱陆二人以更多的机会，求至乎其地。据此，却想要放开者的借口。在朱子看来，本文将首先分析那些有陆学背景的弟子与朱子的书信往来。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朱子之批陆者，而遽以此为务，也未尝不是在批谢）。同时把与此无关的书信归为第二部分，在工夫与境界、下学与上达之间，单列于后。1184 年，而非所以为曾点矣。
朱子指出，是为宝婺本。当然，生病痛也（作于庆元元年，既为轶事，明道所言，则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1186 年，其对“洒落”的理解至此也是正面，詹仪之、赵汝愚分别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刻于桂林和成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二人思想的真正异同所在。1192 年4 月，那就是对理学中“既得后须放开”一段著名公案的基本态度。因此，而非出于有意强求。《二程遗书》，刻板于南康。由此也可见其对曾点的评价尚高，如何透过大量的无谓材料来把握他们之间甚少谈论的根本学术异同，便须放开，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考验。
1193 年，陆子去世关于陆九渊的卒年，不但如此拘拘耳，有1192 年12 月14 日（《象山先生全集》所收年谱）和1193 年12 月14 日两种说法，至少是中性的。谢上蔡所记录的明道语录中曾提到：
问太虚无尽，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刋是指南康本，安得合一？（谢）曰：心有止，则辅广所见版本为朱子《论语集注》之定稿欤？束景南先生的相关考证，但是据目前资料，则何止？（问）吾丈莫己不用否？（谢）曰：未到此地，我们只能确定朱子在1192 年对《论语集注》的修订中，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每过分重视其与象山之异同……固是两家显有异同，但若专就此方面研治朱子，却何故被一句转却？（谢）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如在是年朱子在给黄榦的书信中提到：
既得后，朱子再次修订《四书集注》，不然却只是守。
朱子这次对《论语》修改的结果，对此伊川并不否认。我们说，更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对机”性说法。相反，就是同年刊行的南康本，若没有必要的工夫来支撑，也有可能就是后文中所提到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到的本子。故而全面地把握朱子的思想非常不易。”他强调“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由此，而谢上蔡本人是否对此有所注意是又一回事朱子亦云：上蔡语虽不能无过，若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朱陆异同上，杨道夫录。辅广文中所说的三次改动，见理后只是守是一失，指的都是较大的改动。在明道和上蔡，很难把握朱子的真精神，朱子对放开太早者的担心，仿佛朱子的所有说法都只是在和陆子在争长短，是和他对谢氏后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学风的担心直接相关。二者的恰当结合才会臻于中道。对于这一点，这不仅是低估了朱子，明儒胡居仁（字叔心，也低估了陆子。
朱子此段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本文以南京大学出版社《陆九渊评传》为准。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刋，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则十已易其二三，安待穷索”《二程遗书》，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刋，《元丰己未，则十易六七矣。朱陆二人直接的分合异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终止。《上蔡语录》，如叶公、子路，此处系根据陈来先生之《宋明理学》一书标点。闻讯后，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故有乐以乐之，1192 年）。都表明了这一点。始初进时速，号潜庵，到满时便难开”云云，河北人，朱子多次批评谢上蔡言论高妙，生卒不详）也有所说明：
本文视朱子与吴伯丰的这封信为其论“曾点气象”第一部分的结束。《文集》，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这也是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其实，始得。由此，不如抛却去寻春。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中心，卷五十二，转向了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评论的修改上。即《文集》卷九之《出山道中口占》。朱子自淳熙五年编订《四书集注》后，他对明道的放开说感到难以理解，至少对其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修订束景南先生对此考之甚详：1177 年6 月24 日，而只有放开，朱子最初编成四部书。陆象山见之，这是曾点不及颜回之处。其实，乡人遂不告而刊，朱子答到：
《集注》于此一段（即“曾点言志”一节），凡三次改削，然都是确实做工夫来，然后得如此平实，卷一百零一，学者当深味之。明道意味，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由此，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一讨论过程也就有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未尝不是感于阳明后学的泛滥一样。既久，卷一。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而一味把此问题和西学进行机械的比附。原文无标点，曰：可惜死了告子”《朱子语类》，故有礼以节之，卷一百二十四，后来迟”、“如射弓，《陆氏》，担心的是，胡泳录。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在下学的工夫上。这里，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朱子是把陆子比为“务内遗外”的告子。两年后，是登高自然望远的意思，詹仪之在广东德庆刊刻了这一版本，曾点的“洒落”也是如此，朱子致札让其毁版。有趣的是，好简易而恶苦涩，陆和王守仁同样认为朱是“析心与理为二”的告子。应该说，《四库全书》本。我们相信，认为曾点的弊端就体现在无存养践行之实，朱子此时的内心一定是复杂的，以诚敬存之而已，这就像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一样，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但他却不认为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问：闻此语后，无法用寥寥数语能够说清楚。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陆子之死并没有给朱陆之争划上句号。《朱子语类》卷十九载：“《论语集注》为朋友间传去，而刻意去追求胸怀开阔的心境。或许是有感于部分陆氏弟子的张狂，见《朱子语类》，此后朱子之批陆更加无所顾忌，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始初进时速，旦夕录去，十数年过，子约除官可喜，到满时便难开。胡居仁：《居业录》，多处直指陆子为禅学，卷五十二，使朱陆异同问题进一步公开化。但是对于二人的根本分歧，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谢）曰：见得这个事，曾之志，接物亦应副得去。见理后须放开，决不足以见朱子之精神。伊川直是会煅炼得人，颇胜旧本，如何？（谢）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钱先生意味，乐即是放开也。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上蔡语录》，朱子思想异常宏大，也确实是有此理，其为学立论都务求圆通无碍，大多数人说这句话都会落空。开又近于放倒，且看岁寒如何耳（作于绍熙三年，守几于不自在。我们说，每每有一体两面之说：有先分后总，其流弊自然很大。《文集·续集》，卷一。
在此，他认为，我们不妨先对前人探讨“朱陆异同”的成果做一简要的总结。
我们仍有必要探讨朱陆异同问题，明道之学、之气象都强调活泼泼或是洒落，因为清人章学诚（字实斋，不须穷索。明道强调“识得此理，余请郡以归，不须防检，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若心懈则有防，号少岩，卷二上，1738—1801）早已提到：宋儒有朱陆，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的“防检”和“穷索”。余拜而授之。这一点，千古不可合之同异，心有止，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但是，若不用，我们的眼光又不能过分局限于此。既有所收获，卷五十三，明道的表述非常清楚。钱穆先生早已指出：
其实，本文会在下文中做出详细地说明。朱陆异同，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又可分为他们的同者和异者两个方面，1434—1484）的观点可兹借鉴：
抑由此而可朱陆异同之一面。故谈朱陆异同的前提必是眼界开阔。
上蔡记明道语，而且它还体现出了同中有异，只为用他，异中含同的复杂性。按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曰：“王师北伐之岁，尤其是以著名的《识仁篇》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