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学步集:曾召南道教研究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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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试论明宁献王朱权的道教思想(2)

以上相继发生的三件事,头两件是对朱权的重大打击,后一件则是对朱权敲响警钟,告诉他在今后的人生路途中,到处都隐藏着陷阱,继续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说不定哪一天会遭灭顶之灾。所以在第三件事出现之后,朱权决心改弦易辙,走韬晦退隐之路,以致逐渐接近道教并信仰道教。《明史·诸王·权传》说:“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何乔远《名山藏》卷三七说:“自是不敢有求。请覆殿瓴?,用瓦而已,不琉璃。而构精庐一区,莳花艺竹,鼓琴读书其间。用是得终成祖世。”到成祖逝世,仁宗、宣宗在位期间,又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使他信奉道教之心更坚定了。《明史·诸王·权传》说:“仁宗时,法禁稍减(可见成祖时对他的防范禁令很严——引者注),乃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帝答书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宣德三年(1428),请乞近郭灌城乡土田。明年,又论宗室不应定品级。帝怒,颇有所诘责,权上书谢过。时年已老,有司多龀以示威重。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冲举,自号馰仙。”由上可见,朱权之隐退和信仰道教,是事业遭挫折和明成祖、仁宗、宣宗等朝对他不予信任并严加防范的恶劣环境促成的,他一生走过的是一条由王爷到准道士的曲折之路。他在进入老年后,对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予生于疆宇宴安之日,值幽闲娱老之年,缅思曩昔经涉之务,勃然惩怆,是以心日已灰,志日愈馁矣。于是屏绝尘境,游泳道学,身虽汩于华衮,心已外于!极。但日常飞神玄漠,出入天表,纵神辔,策罡飚,乘白云,谒虚皇,稳岸天巾,振衣霄汉,长啸则海天失色,謦縕则万籁风生,俯视寰壤,渺焉一点青烟,半泓秋水,是时天地在吾腹,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与人不同者矣。”(《神隐》卷上,《藏外道书》第18册)

史载,朱权知识渊博,著作甚多,“所论著及于卜筮、修炼、琴弈诸书”( 《名山藏》卷三七)单是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就不下二十种,如:《洞天秘典》、《太清玉册》、《神隐》、《净明奥论》、《阴符性命集解》、《道德性命全集》、《救命索》、《命宗大乘五字诀》、《肘后奇方》、《吉星便览》、《肘后神枢》、《内丹节要》、《运化玄枢》、《乾坤生意》、《寿域神方》、《庚辛玉册》、《造化钳槌》、《馰仙斗经》、《洞天清录》、《原始秘书》等(据《明史·艺文志》、光绪《江西通志·艺文略》、《逍遥山万寿宫志》卷五《净明朱真人传》等汇集)可惜大部佚失,目前尚能见到的,只有《太清玉册》、《神隐》、《原始秘书》、《肘后经》等几种。现仅能根据这十分有限的几本书来对朱权的道教思想作分析了。

一、道论

朱权出身帝王之家,本人又是藩王,虽信仰道教,其道教思想内容仍与一般道士有别。他对道教之“道”的解释就很特殊。他称道教之道,以天为主,是奉天之道。他说:“道教之来,自太始太素之先,鸿未兆之初,天地溟腷混沌始芽于是时也。……无形无名,杳杳邈邈,毕竟莫知之其名。然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者,何物也?老子始发其妙,包举二仪,乃强立其名曰道。”(《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一,《正统道藏》本)至道生天地以后,“凡帝王所受天命者曰天子,是以子之事天,以天为父。故仲虺之诰有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太甲曰:先王顾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是以受天明命,奄有四海,上以奉天道,下以治人事,又曰上天眷命,又曰奉天承运,是皆奉天也。故其殿曰奉天门,曰奉天承天,未尝不以天言也。是以道之为教,以天为主,故曰奉天之道,名曰道教”(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一。)。

从同一思想出发,他把道教的三清尊神,与所谓“上三皇”相比拟,曰:“上三皇”之“天皇即玉清圣境元始天尊盘古氏是也”,“地皇即上清真境灵宝天尊地皇是也”,“人皇即太清仙境道德天尊人皇是也”。又把道教的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与所谓“中三皇”相比拟,曰:“中三皇”之“天皇即天宝君也,以元始之玄?化生中三皇之天皇氏也;地皇即灵宝君也,得元始之元?化生中三皇之地皇氏也;人皇即神宝君也,受元始之始?化生中三皇之人皇也”。还将道教所尊始祖黄帝置入所谓“下三皇”中,与伏羲、神农相并列,曰:“下三皇”之“天皇即太昊伏羲氏”,“地皇即神农炎帝氏”,“人皇即黄帝轩辕氏”(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一。)以上说法,表现出朱权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十分勉强地把道教称为奉天之道,又十分勉强地把道教尊神与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捏和在一起,以示神权不能超出皇权,只能臣服于皇权之意。

其次,朱权又具有强烈的尊夏贱夷思想。从此思想出发,又称道教之“道”为“正道”。他说,道教源于黄帝和老子,黄帝、老子之教,“皆中国圣人之道也,故曰正道。所谓正道者何?中国者,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正气,其人形貌正,音声正。其教也,不异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是无翻译假托之辞也;不异服,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所服者黄帝之衣冠,是以有黄冠之称也;不毁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教之始也,得其道者,白日上升,飞腾就天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不去姓,不忘其亲,不灭其祖……行君臣之礼,臣事上帝,人臣之义也。读圣人之书,行圣人之道,循乎礼义,儒道一礼也。”“反此道者,则不正矣。”(《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一)

从上述思想出发,他极力反对在中国传行佛教。他说:“逮乎汉明(帝)之时,气运渐衰,天道盈虚消息之理,至此湮没者太半矣,而有西胡夷狄之教入焉。乃以死后祸福之说而惑世愚,以为西胡之国有名极乐者,如能奉吾西胡之教,死后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是中国愚迷之人,甘心背弃上天而从胡教,而又毁灭天道,作书以骂之,但愿生西方为其幸也。……自是风传俗习,变夏为夷,不可复正矣。……自此天地之间,正气消而邪气盛矣,以夏变夷,于此可见也。”(《原始秘书》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力主在排三教座次时,以天帝居中,反对以胡神(按指佛教释迦牟尼)居中。他说:“凡中国帝王君天下者,其中国之人,皆以天帝居中,孔子居左,胡神居右。其辽、金、元三朝为君,皆以胡神居中,各尊其土神为主也。自晋五胡乱华,姚苌、石勒始之,而后无道之世,背弃上天,谄事胡神,皆以胡神居中,而使天帝、孔子坐于其侧,是中国人而自灭中国之道也。君天下者,既为天子,而又自灭天帝,是子之灭父,可乎!(《原始秘书》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二、摄养论

朱权既信道,对道教的养生术也有相当研究,并亲身有所实践,只不过仍有他的特点。

首先,主张不损不耗的保养法。他说:“凡人修养摄生之道,各有其法。如平昔燕居之日,大概勿要损精耗气伤神,此三者,道家谓全精全气全神是也。三者既失,真气耗散,体不坚矣,曷能拟于仙道哉!”(《神隐》卷上)此,他每天夜半时,实行一套养生功法:“每于鸡鸣时,便可起坐床上,拥衾调息,叩齿聚神。良久,神气既定,方行火候搬运数十遍,一遍谓之一周天。便觉浑身和畅,血脉自然流通。当此之时,华池水生,神气满谷,便当大漱咽下,纳入丹田,以补元阳。”强调施行火候搬运,须寻明师口授,“若是常人所传,绝不可信”( 《神隐》卷上)他又提出一套起居保健法:“如在床上搬运了,就吃些平昔补养的药饵。以两手摩擦令热,乃行导引之法。行毕,徐徐下床,方可栉漱。盥漱毕,乃焚香默诵洞章一遍,逍遥步庭,约行百步,待日高三五丈,方可食粥。食毕,以手扪腹,又行二三百步。大忌嗔怒。”“食消后,随其所业。”(《神隐》卷上)

其次,十分重视饮食摄养和收贮。他说:“腹空即须索食,不得忍饥。”食不能太饱,“太饱则损气”。食后须缓行,“勿令气急”。“食饱不得急行。及走,不得大语,远唤人。”“凡肉补人,莫过于乳酪,?牛当多养几头,以供乳酪,胜如食肉。”若吃肉,须选新鲜者,“有气息者,食之则生恶疮”。“隔宿之物不可食,恐防恶虫,皆要计较,则无他患。”“面食虽养人,益气力,胃气弱者多食,烦闷难消。绿豆、紫苏、芝麻,皆能下气,薄荷又能解热,皆可收贮。其余豉酱、瞏藏瓜菜,干肉之属,食所不可缺者,皆须造下,以防一年之用。”(《神隐》卷上)再次,十分重视滋补药物的贮备与服食。他说:“若能善调养者,必当用药以扶之。少壮者,血气方盛,则无虚弱,其中年之下及于老年,其保残喘、扶羸济弱之理,防危备疾之道,不可不知。”其中,滋补药物的食用就很重要,为此,必须广泛采集贮藏,以备使用。他说:“所用药物,尤宜备赡,如益于人者,山药、地黄、枸杞、甘菊、人参、苍术、胡麻、石菖蒲、苁蓉、防风苗、何首乌之类。当收之时,则多收采,治而食之,甚能益元阳、助真气。如采蔓菁作薤,甚妙,如春间采韭,四时采薤,食之可助肾气不衰。”又说:“如琼玉膏、地黄煎,皆能益寿助气生血,每岁至新地黄出时,可造下数十斤煎。鹿解角时,可收下鹿角熬作胶,入于煎中,大能益补养真元。其鹿角霜亦可熬粥,以助神气不耗。其于防御风气疮疾诸般之证者,宜有药草时都采取下,制造停当,以备不时之用。凡人肉血之躯,岂有常无疾者,故药饵不可缺。”(《神隐》卷上)

此外,朱权还炼制外丹,并服食丹药。他曾经服食“九转灵砂”,并批评别人误解它的药性。他说:“九转灵砂,愚人以为火候太热伤人,孰不知有神化妙理在焉。一钱灵砂,加朱砂、琥珀、珍珠、石菖蒲各一钱,枣肉为丸如黍米大,每服九丸,人参、石菖蒲汤下服之,其药性径至丹田,以固元气,此灵砂之功也。其寿若无百年,必过九九之数,谓阳气不绝,不能死也。予常服之,亦不知其热,而热何至哉!老者必当服,此其常药也。”(《神隐》卷上)

在《仙家服食》一节中,他又记下了“山中煮白石法”、“服食钟乳法”等二十余种药物的制作及服食方法,这些都证明他对道教的炼丹术确是很在行的。

由上可见,在朱权的摄养论中,饮食卫生及药物补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反映出他作为藩王的富贵本色。

三、隐逸论

朱权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人生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和一帆风顺的,坎坷曲折是常有的事。他说:“川流之长,江汉之大,泛溢之日几何,无波之日固少。草木之有荣悴也,芬葩之枝,其日苦短,繁实之木,其枝必折。物之美者,不能自全,爵其大者,众怨必至,山峭者崩,泽满者溢,故君子不欲尚也。人生百年,得意日少,失意日多,盖以物理推之,物成者废之始也,事成者败之终也,得之者失之由也,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天地尚不能遗万物之情,况于人乎!”(《神隐》卷上)那么,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呢?他采取了“知命听天”,不作任何抗争的态度。他说:“人常要知止知命,老子所谓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天生万物,各有定分,切不可苛求。任尔用尽心力,便求得来做的成,终不长久。……老夫只是顺命听天,以乐此生足矣。”(《神隐》卷上。)更进一步,他又采取避世退隐的态度。他说:人们“务在知进退之节,可出则出,可隐则隐。果道之可行,则激昂振厉,大鼓宣化,为霈泽,为甘霖,以辅王道;果道之不行,便当抱一张无弦之琴,佩一把倚天长剑,骑一角黄牛,拽一辆破车,载其妻子,向青山深处,白云堆里以为巢穴……做一个老实庄家,以保妻子,以老此生足矣。”(《神隐》卷上。)

他把古代的隐逸者分为三类。谓“藏其天真,高莫窥测者,天隐也;避地山林,洁身全节者,地隐也;身混市朝,心居物外者,名隐也。”(《神隐》卷上。)他说他的退隐与三者皆不同,名为“神隐”:“予之所避,则又不同矣,各有道焉。其所避也,以有患之躯而逃乎不死之域,使吾道与天地长存而不朽。放生于黄屋之中,而心在于白云之外,身列彤庭之上,而志不忘乎紫霞之想。泛然如游云,額然如长风,荡乎其无涯,扩乎其无迹,洋洋焉,??焉,混混沦沦,而与道为一。若是者,身虽不能避地,而心能自洁,谓之神隐。”(《神隐》卷上。)

就是说,身体没有离开王府的黄屋彤庭,仍然过着王爷的富贵生活,只把思想寄托在修学神仙、飞升冲举的希翼之中。这就叫“神隐”,这就是他之区别于其他隐士之处。

据有关资料,朱权在晚年又曾离开王府,过了一段避地隐居的生活。《明史·诸王·权传》说,他在被人告发巫蛊事后,曾“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这里未说此精庐建在何处,朱权在《神隐》下卷序中,说此精庐建在南昌西山之巅(或许他所造精庐不止一处,此西山巅之精庐,只是晚年所造者)说:“今西山之巅,有庐存焉,可以藏予之老,西江之曲,有田在焉,可以种吾之禾。壁间有琴,可以乐吾之志,床头有书,可以究吾之道,瓮内有酒,可以解吾之忧。能如是汩其名,藏其形,锉其锐,解其纷,使天下嗤嗤莫能识,莫能知,是为逃空虚,洁身于天壤之间。故有志于是书,使后之观者则曰:涵虚子游方之外者也,岂不高哉!”(《神隐》下卷序)在这样的精庐中生活,自然比上面说的身在黄屋彤庭、心怀紫霞之想的隐逸更像隐士一些,但其丰富的物质供应,又非一般隐士所能企及,真有几分俗人眼中的神仙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