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的咏唱带给后人悠远的想象。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之前，古蜀国被秦人称为“夷狄之长”，雄踞一方。蜀兵一度北上“攻秦至雍”，东及楚国之捍关，势力不可小视。随着古蜀国的覆亡，它的几多秘密也随之远去。然而论蜀史者，自当追溯至此。“都广之野”孕育了古蜀文明，蚕丛“开创”的古蜀之国，邈远难寻，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解释空间，而其形象也在不断地被塑造之中。今川南泸州、宜宾一带，是古代僰人最大的聚居区，这在古蜀国时期就已然如此。然而，为人乐道的“僰国”或“僰侯国”本身并不存在，这为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留下了深沉的思考。
徐中舒先生是最早研究“四川古代文化”的学者之一，提出古代四川文化“萌茁于本土”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产物的观点。视野宏大，极富启示意义。“僚人入蜀”是发生在汉唐间西南民族的一件大事，“于西南历史关系至大”（蒙文通）。无论从“民俗特征”和“语言遗存”上来讲都与原住居民有很大不同，包括入蜀僚人在内的巴蜀“僚乱”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了巴蜀民族的历史演化进程。
今四川甘孜、阿坝、凉山和雅安州市，大体属今之所言的“藏彝走廊”范围。古史所载，其地族群繁多，其与汉民族的交往融合引人注目。以晚近引进的“族群”理论进行分析，可以为藏彝走廊的民族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古蜀民族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文中常用作民族称谓的“僚”，原作“獠”，旧之蔑称，今改作“亻”旁，读作“佬”1940年9月18日，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改“獠”为“僚”，改“犵狫”为“仡佬”等。此据芮逸夫《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0本，1948年。照原文引者仍其旧。古蜀文明与蚕丛记忆
上古地理书《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天下之中”。据《山海经》的描述，这是一个草木荟萃、鸾歌凤舞的人间乐园。其所言指，亦即以今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被称作“都广之野”的地方，这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想象和解释的空间。蜀民世代相传最早记载“蚕丛”事的，是题作汉代扬雄撰《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前书久佚，有清人辑本，徐中舒认为系三国时谯周的作品，见《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初刊于1979年3月四川省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创刊号。，蚕丛氏最早在这里开创了古蜀之国，后来被尊崇为蚕神受到蜀民祭祀。蜀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起地之一，蚕丛演化成为蚕神，有一个被塑造的历史，这是蜀地农桑并丝织业发达的一种反映，也是蜀民“历史心性”的产物据王明珂先生的解释，“历史心性”指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一、作为“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
《山海经》是一部集神话传说之大成的地理书，据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它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之前，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其中“有神话焉，不尽为神话也”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分别载《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35—66页；第四卷《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第165页。《五藏山经》简称为《山经》。《山海经》之于古代巴蜀，正应作如是观。
《山海经》全书共十三篇，分属《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除《海外经》外，其他三部分多次说到“天下之中”。古人视域有限，把所居区域作为“天下之中”是很自然的事。以某个地方为“天中”、“地中”或“天下之中”、“天下之枢”等类似说法，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中国）是常有之事，其实正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一种反映王邦维教授在《“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一文中，对“天下之中”这一观念有深刻的分析，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五藏山经》包括东、西、南、北、中五篇《山经》，据蒙先生的分析，其中《中山经》所述居诸山之中，它把古代巴、蜀以至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不同篇章描述重心或有不同，它所述的“天下之中”也并不固定在某一点上，它也详述了岷江中上游的山水地理，远至昆仑之墟，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海内经》有东、西、南、北四经，其中《海内西经》提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高万仞”，这个高万仞的“海内昆仑之虚”，舍岷山莫属，指今四川西部。晋郭璞（276-324）注引《禹本纪》说，这一片广阔的区域，正是“天下之中”。《海内西经》四次提到“开明”，两次提到“开明兽”守护着“昆仑之墟”大门。开明兽难以认定为是真实之兽，极有可能与最后一代古蜀国“开明王朝”有关，是被神话后的古蜀国的历史记忆，时间、地点都是吻合的。《海内东经》提到“蜀”：“白水出蜀，东南注江。”晋郭璞注在“梓潼白水县”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3页。此“蜀”似在“都广之野”偏北，与本文所用的“古蜀”不是一回事，后者指古蜀诸国时期，是后来追溯的概念。最早“蜀”所指学界看法不一，其与古蜀诸国的关系又另当别论了。，白水即白龙江，嘉陵江支流。
《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都广即广都，古籍多混用，前人辨之已明，此不赘言。《大荒经》今存东、西、南、北四篇，其外还有另一篇《海内经》，是《山海经》的最后一篇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考证：该篇为《山海经》的最后一篇，与它篇颇不相类，《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海内经》文句，就称之为《大荒经》。，其中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此前东汉王逸（约89-158）在《楚辞·九歌·章句》中引此文作《山海经》，那么可以判断郭璞注二语本是《山海经》原文。都广（广都）一般认为即今双流，然而疆域之变迁不定，今之双流不足以概古之广都。西汉蜀郡有广都县，得名当自《山海经》所记而来。汉晋之广都，兼今仁寿、双流之地参见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地域考》，载《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广都，隋仁寿元年（601）改为双流，避皇太子（炀帝）杨广讳。而《山海经》所记之都广（广都），是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地域，这片富庶的广阔区域就是所谓的“都广之野”。
据以上所言，《山海经》所言之“中”，与中原文化系统所说的“中”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山海经》所说的“天下之中”是指巴蜀荆楚或只是指巴蜀地区，各篇所言或有差异。时间应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后期，正当古蜀国的鼎盛发展时期。古蜀国军队曾攻秦至雍（今陕西凤翔），东则伐楚达于楚国捍关（今鄂西长阳一带）［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王朝二世“卢帝攻秦至雍”；《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前377），“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自视为“中心”，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这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征。这个“中心”，必然是一个相对富庶的适宜居住的地方。《蜀王本纪》所说的“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正在此“天下之中”的范围之内。
二、古蜀的农耕文明
后稷是传说中的周朝始祖，后来演化为农业之神，《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山海经》所谓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的记载透露出了强烈的信息，一则表明古蜀与中原之间有着现今尚未了解清楚然而却相当重要的文化交流，二则表明都广之野的农耕文明达到了很高水平，甚至可与中原并驾而言。《山海经》末篇《海内经》云：
在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文中所言草木，都属热带或亚热带植物。这一人间天堂似的描述，既有神话中的夸张，也是成都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繁茂景象的写照。古蜀农耕文明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提出栽培植物起源多中心说，后来他发表《育种的植物地理学基础》一书，进一步提出了作物的八大起源中心说，其中认为中国中部和西部山岳及其毗邻的低地在内的中国—东部亚洲是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参见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对农作物的起源所作出的论证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就中国而言，栽培植物具有不同起源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上的证实，川西地区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有与中原（黄河中游）、东南并而为三的资格。
徐中舒先生于1940年提出古代四川文化“萌茁于本土”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的观点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载《史学季刊》创刊号，1940年3月。参见本书另文：《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顾颉刚先生在1941年也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见氏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古蜀国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旧题西汉末扬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先后记载了古蜀国的史迹，传说与历史并存，需要我们仔细辨认和合理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证明早期典籍留下的少量记载“所言不差”。容易被人忽略也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国并不是单一传承，五个不同时期正是不同的“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结合的产物。除柏灌无闻外，“开国何茫然”的蚕丛来自“岷山石室”；鱼凫“田于湔山”，地名学上的证据表明“鱼凫”曾活动于江汉及达于成都的长江及岷江沿岸；望帝杜宇则“从天”而坠，且与朱提（今滇东北）有某种联系；鳖灵开明则自荆楚溯江而至鱼凫来自江汉是一种推设，古代从荆湖溯长江而至成都，有许多“鱼凫”的地名。杜宇事，《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书均提到“朱提”，和成都江原地之居民结合。《蜀王本纪》载荆人鳖灵尸沿江水而至郫。参见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见氏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79页。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不约而同地来到川西平原，充分反映了这个“天下之中”的向心力，追求更为宜居之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今双流地属上古都广之野，实即巴蜀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优势。
文化优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古蜀国时代农耕文明的发达与来源的多样性分不开，都广之野是海纳百川开放型的农耕文明，也是山地和河谷低地农业结合的产物。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这不仅得益于川西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是自蚕丛开创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国“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南有巴蜀汉中之利。”《华阳国志·蜀志》司马错劝秦惠王伐蜀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为军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后进而取巴，后来更以巴蜀的物质财富支撑了东进大军，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均证实了古蜀国时代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导的高度物质文明。古蜀国第五代的鳖灵开明王治水成功，取代了望帝杜宇。秦国灭蜀，进而以秦蜀守李冰治水，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举措，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古蜀地区农耕文明的向前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李冰穿江引水，“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据任乃强注，《记》指三国蜀汉谯周的《蜀记》（佚），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有着如此发达的农耕文明，当然不会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天府”既是大自然的选择，也是蜀民勇于创造的结晶。
三、蜀民对蚕丛的记忆与塑造
中国蚕丝业历史悠久，传说教民养蚕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嫘祖。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嫘祖乃西陵之女，嫘祖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若水一般认为乃四川雅砻江，嫘祖被认为是蚕业之祖，后来演化为蚕神。宋罗泌《路史》之《黄帝篇》引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 蚕业始祖传说多元，嫘祖是流传最广的一种，此说在蜀中也很盛行。
蚕丛也是蜀民传说中“教人养蚕”的农业神，1939年，史学家朱希祖有《古蜀国为蚕国说》一文，力证蚕丛为蜀中蚕业之祖。的确，后世蜀中相继建有好几个蚕丛祠，均与蚕事有关。然而考之最早记载蚕丛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并无只言片语记有蚕丛“养蚕”之事。古蜀国时无文字，则蚕丛是以口碑相传之说，后人记之，或纯音记，或音意兼之。最早记蚕丛之事既与蚕事无关，则当为音记。孙次舟撰文不赞同朱希祖之论，认为“先秦时蜀地蚕业尚不发达”，批评“以千载后所记载之传说与情况，而谓古代或即如此。将传说之虚妄，与夫时间上之隔离及变迁，尽行忽略，殊觉其所论之未能坚定不移也”孙次舟：《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齐鲁学报》第1期，1941年1月私立齐鲁大学出版，上海开明书店代发行。朱希祖文载1939年《时事新报学灯》第44期。两篇材料均为姜莉女士提供，谨此致谢。，我以为孙次舟先生说得很对，且在思路上显然更为缜密。
《南史》卷四三《萧鉴传》载有一则关于蚕的故事。其载永明二年（484）十一月，南齐高帝一改益州（治今成都）刺史皆以武将为之的惯例，任命其子始兴简王萧鉴为益州刺史，“督益、宁二州军事，加鼓吹一部”。时值蜀土初平，益州本为险远之地而“诸王不牧”。而遥领之宁州（治今云南曲靖境）也颇不平静，“道远土塉，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衅、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朝廷改变策略，显然有以文德怀远之意，故以乐队“鼓吹”相随。《南史·萧鉴本传》：
（萧鉴）好学，善属文，不重华饰，器服清素，有高士风。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鉴言辞和辩，仲熊应对无滞，当时以为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