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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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五代两宋政权与西南民族的关系(2)

前蜀咸康元年(925)末,在后唐军队的攻击下,王衍举国降,前蜀灭。后唐同光四年(926)正月,新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到达成都,成为西川的实际统治者。后唐长兴元年(930)九月,孟知祥反。后唐军攻讨失利,乃于长兴四年(933)二月,以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又册封知祥为蜀王《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第四·孟知祥》。第二年(934)闰正月,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当年知祥病死,其子昶即位,宋乾德三年(965)后蜀政权被宋灭而亡。

后蜀广正九年(946)十一月,蜀施州(治今湖北恩施)刺史田行皋叛,遣将讨之。广正十三年(950)十一月,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荆南,被高氏执而归蜀。唐宋时期田氏乃施州地区少数民族中的大姓,田行皋很可能属此大姓,后蜀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当地长官。《通鉴》载蜀广正十八年(956),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僚反”,被讨平。胡三省注云:“周闵帝元年(557)置陵州,因陵井为名。荣州,古夜郎国,汉开为南安县地。唐置,取境内有荣德山为名。”[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周显德三年(956)“是岁”条。这一地区,正是成汉以降僚人大盛之地。

广正二十三年(960)正月,宋受周禅。是岁,“大理国段思聪觇我国(按:指后蜀)委任非人,欲乘衅入寇”。大理臣高侯以为“蒙诏强盛时,与吐蕃连兵,尚不能侵夺巴蜀”,大理段氏从其言而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二·后主本纪孟昶》。这可能是大理国企图以兵北进“乘衅入寇”见诸史籍的唯一记载,值得研究大理史者注意。

李焘《长编》载诏称:“伪蜀时,边郡守将遣牙校赍信币入黔南并院及思、费、播、夷、獠、南、辰、锦等州,率用私觌,以邀厚报,颇闻夷獠甚苦其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966)十月丙子。疑有误字,中华书局标点本。乾德四年(966)十月丙子,宋太祖诏“自今”后不得受其献。据《宋会要》载雍熙二年(985)九月:西南蕃王龙汉璿归宋,“并上伪蜀孟氏所给符印,请降真命,以安远俗。招授汉璿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刻印赐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十一。说明孟蜀统治势力范围,曾远及于本土之外。唐宋时之“西南番”所居远及今黔南、黔西之地,龙氏乃西南番诸部中势力之最大者。而前揭《宋会要》所载“西南蕃”之牂牁,“孟知祥镇蜀后,不通朝贡”,只能理解为不通中原王朝而已。

五、楚

在五代时割据今湖南及黔东、桂北一带的马殷本为唐地方之一裨将,随着其势力的膨胀,逐渐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朱梁代唐,马殷受封为楚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马殷受封为楚国王,以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马殷死后,其子希声、希范、希广、希萼、希崇相继为楚王,其中马希范在位时间最长(932-947)。楚国后为南唐所灭(951),其后楚地成为南唐、南汉和后周政权争夺的战场。

楚国境内民族众多,特别是在其西部、南部,马氏政权一开始就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唐乾宁二年(895)十一月,唐将蒋勋“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飞山蛮在邵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州北十五里,比诸山为最高峻,四面绝壁千仞。梅山蛮在潭州界,宋时开为安化县,在州西三百二十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乾宁二年(895)十一月,胡三省注文。 光化二年(899)八月,唐将马殷军攻道州(今道县一带),“群蛮”恃山林以抗。马殷军燔林,而拔道州,进而尽得湖南之地。

天祐三年(906),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彭圩请降于湖南,“圩本赤石洞蛮酋,钟传用为吉州刺史”[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钟氏亡后,彭圩及其弟瑊请降于马氏。路振《九国志》卷一一《彭圩传》也载彭圩世居赤石洞为酋豪,后为吉州刺史,最后“以所部并其族千余人”归款于楚。二十多年后,溪州彭氏强盛,二者关系虽史无明载,然其线索应是清楚的。彭圩归楚,“楚王殷表圩为彬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开平三年(909)七月。地方志有载:“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瑊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引《龙山县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页。由上观之,楚国统治者与彭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彭氏在马楚政权的扶持下,成为湘西之地少数民族诸部新的统治者。

楚境诸民族常与楚国统治者发生冲突。据《资治通鉴》载,后梁开平四年(910)十一月,“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辰州治今湘西沅陵,溆州即唐巫州,后又先后改名为沅州、溆州。 乾化二年(912)二月宋邺等降楚。贞明四年(918),梅山蛮犯邵州,被楚将樊须击走。又龙德元年(921),辰、溆蛮侵楚,为楚军姚彦章讨平。又如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横山蛮寇邵州”,时邵州属楚境。

楚国与其治下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最值得一书的是溪州铜柱之盟。天福三年(938)十月,文昭王马希范妻楚顺晌夫人彭氏(彭圩女)自杀。翌年九月,溪州刺史彭仕愁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并曾乞师于蜀未得允许。兵败,逃入深山。天福五年正月,仕愁命其子师暠率诸蛮请降。二月,楚王将溪州徙近内地,仍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双方盟誓。《通鉴》载,“自是群蛮服于楚”,“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于溪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天福五年(940)二月。胡三省注云:“今辰州会溪城西南一里有铜柱,即马希范所立也,天策府学士李皋为之铭。”辰州,治今湖南沅陵。此即“溪州铜柱”,原位于今湖南省永顺县太坪乡酉水河畔的会溪坪。《十国春秋》卷七四《李宏皋传》载宏皋撰铜柱铭全文,其中说:

今五溪辑宁,群帅内附。……盖闻牂牁接境,五溪遗风,上古以之要服,中世渐尔羁縻。师号滑夫,相名姎氏。汉则宋均甫肇靖溪山,唐则杨兴师遂开展境。迩来豪右,时恣陆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仕然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百万夫。……彭师暠为父输诚,束身纳款,我王愍其通变,爰降招携。……乃依前奏,授彭仕然溪州刺史,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粟,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于平岸,溪之将佐,衔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

楚国允诺溪州各部首领保持原有官职,世代承袭,朝廷不向溪洞征赋抽兵参见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174页。,延及至宋仍然如此,是典型的羁縻州制形式。据《九国志》卷一一《彭师暠传》,溪州之地,“西接牂牁、羽林,南抵桂林、象郡,东北近代澧、朗,方数千里。山水险恶,舟车不能通。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俗无文法,约束系于酋长。当仕愁之世,昆弟强力多积聚,故能诱胁诸蛮皆归之。胜兵万余人。春夏则营种,秋冬则暴掠”。所谓“蛮有六种”的溪州所在的湘西地区本来就生息有众多民族,更兼新入主该地、俨然一独立王国的彭氏势力集团统治的长期存在,在民族史上亦颇具研究价值。

铜柱之立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也正如宋路振《九国志》卷一一《刘言传》谓马希范在位时期,“溪洞酋长多求款附”。《郡县释名》载天福五年(940)另有“罗甸王普露附楚”[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八《楚世家二》自注引。《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载莫彦殊附楚乃天福八年(943)十二月事:“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唐末置宁州于清溪镇(今贵州惠水),去黔州29日行。如此,则楚国势力范围及于唐宋黔南羁縻地区。前已言,后蜀曾给龙蕃封印。显然,黔南乃蜀、楚相争之地。

《十国春秋》卷六九《楚三·废王世家》载后汉乾祐二年(949)正月,楚戍将徐进“败蛮于风阳山,斩首五千级”。乾祐三年(950)六月,马希萼“诱辰、溆州及梅山蛮以攻益阳。蛮素闻长沙之富,争出兵赴敌”,八月戊戌,“又以群蛮破迪田”。又《十国春秋·符彦通传》载:马希萼“率群蛮破长沙”后,府库累世之积,皆为溆州(即沅州,今芷江)蛮帅符彦通所得,“彦通由是富强,称王于溪峒间”。公元951年,南唐趁楚国内乱之机派军灭楚。原楚将刘言等人抗唐,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然以蛮贪而止。显德元年(954),已降附后周的原楚将王逵遣将王虔朗使苻彦通,说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今足下上无天子之诏,下无使府之命,虽自王于山谷之间,不过蛮夷一酋长耳。曷若去王号,自归于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节度使,与中国侯伯等夷,岂不尊荣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元年(954)十一月。彦通遂去王号,因虔朗献铜鼓数枚于王逵,授为黔中节度使。

六、南汉

唐末,岭南刘谦、刘隐相继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为节度使。梁开平三年(909),封南平王。欧史《南汉世家》谓:“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911),刘隐进封南海王。是岁卒,弟岩立。《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载:后梁贞明元年(915),“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缪为国王而己独为南平王(按为郡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因未得允许遂断绝了贡使,并于贞明三年(917)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二年(918),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南汉统治者“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刘氏本大食商人后裔,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陟()传》。,表明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后唐乾化三年(913)闽使祭南汉先王云:“总百蛮五岭之殷,有出将入相之盛。”[唐]黄滔:《黄御史集》卷六《祭南海南平王》。《资治通鉴》载,南汉治内道州盘容洞蛮酋盘崇“聚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寇郴、道州”,胡注云:“盘,姓也,即盘瓠之后。郴、道二州时皆属南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文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南汉以残暴统治著称,其治下诸民族不会甘于安静应在情理之中。

其实,“西通黔蜀”所表明的商贸关系自西汉初南越王国时就已存在。南汉与西南民族势力集团交往最令人瞩目的是与云南大长和国的通婚关系,南汉乾亨七年(923),“云南骠信郑旻遣使致朱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郑旻好学有文辞,……遂以(刘)隐女增城县主妻旻”《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传》。《十国春秋》卷五八《南汉一·高祖本纪》系于乾享九年(925)十二月,“县主”作“公主”。大长和国在此前后曾向蜀国进贡,其与南汉通婚显然是其寻求与外部联系的努力之一。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云南八国”辨析

——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1075)八月庚寅载“戎、黎等州买马司”事条,在“附注”中有一则关于“云南八国”的记载。其记宋如愚在元丰三年(1079)三月所撰《剑南须知》中所载之《云南买马记》云:

嘉州峨眉县西十里有铜山寨,与西南生蕃相接界,户不满千,俗呼为小道虚恨姓。……虚恨固无能为,仅六七百里有束密,束密之西百五十里至苴咩城,乃八诏王之巢穴也。其地东距交趾,西北连吐蕃而旁靠蜀。蜀自唐时常遭南诏难,惟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然不与朝贡,故久不谙蜀之蹊隧焉。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蕃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峨眉有进士杨佐应募,自倾其家赀,呼群不逞佃民之强有力者,凡十数人,货蜀之缯锦,将假道于虚恨,以使南诏。

又言杨佐后来受到“八国王”的召见,办好了买马之事而回。又谓次年云南蕃人贡马若干到寨,因“陕西诸蕃就汉境贸易如初”,“钤辖司即下委嘉州通判郭九龄前视犒劳,且设辞以绐之,谓本路未尝有杨佐也,马竟不留。初,佐受云南八国都王回牒,归投帅庭,后缘颁示九龄,遂掌在嘉州军资库”。

鉴于北宋政府长期与大理国阻隔,有关史料极少,因而这段文字显得弥足珍贵,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其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却颇令治西南民族关系史者感到困惑,如事关宋朝与大理国关系这一大事的太宗册封其首领白万为“云南八国都王”事就是如此。所谓“云南八国”,方国瑜先生解释为:

大理前期设治之二级政区有八,亦称“八国”,杨佐《云南买马记》说:“太平兴国初,有首领白万(王)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所以称“云南八国”者,当因所属有八个政区,犹之宋封勿邓为“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638页。按:《云南买马记》作者当为宋如愚而非杨佐。据《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宋如愚撰《剑南须知》十卷(今佚),《云南买马记》是其中的一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理”条中用此说释为: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区域内设“首都(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也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这也是现在通行的说法。

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将八个行政区称为“八国”本身就值得怀疑,在历史上是难以寻觅到类似例子的,且不说是两类不同的行政区。其次,所谓太平兴国(976-984)初宋太宗册白万为云南八国都王事,出自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峨眉进士”杨佐之口而为宋如愚所记,仅见之于前面所揭《长编》卷二六七“附注”所引《云南买马记》中,而在其他史籍上却未能有蛛丝马迹,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杨佐并没有指白万为大理国王,若他真的亲见其国王,岂有不知大理国之理?

大理国是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氏所建,时正值后蜀国(934-965)统治时期。而早在大理国建国前的数十年,就已有“云南八国”这样的用法载之史籍了。据《旧五代史》载,前蜀国创立者王建早在唐末龙纪元年(889)春即被授为“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旧五代史》卷一三六《僭伪列传》。《新五代史》也有同样职衔的记载,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