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都掌人成为明政府的编户。如曾省吾说：“山都六乡之蛮在国初已为编户，隶戎县羁縻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一》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之《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下称《凌霄诸蛮传》）也说：“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据也。苟之先，在国初为编氓，隶戎县。”［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五《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这个阿苟，“独为四乡雄长。阳顺阴逆，每蛮反出，则苟为之部署。……蛮中称苟为得居王，得居乡名，苟内寨得居，外寨凌霄为两窟”。又有载：“山都蛮王阿苟、蛮长阿肉等豺狼异类，久负固于凌霄，枭獍凶资肆，凭陵于僰道。”［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〇《征蛮杂录一一》，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本文所引《征蛮杂录》均见《平蛮全录》卷一〇。又如：“阿熊么，属蛮也。每每交通勾引，其罪甚于叛蛮。一妻一妾皆阿花之妹。”［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二《与刘将军十六》。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载：“（都掌）僭号称王者数十人，至嘉、隆而极矣。嘉靖时蛮首称骠桀者，阿大、阿二、方王。”且注云：阿大阿二“皆土蛮”［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二《都掌》，明万历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虽然所记竭尽污蔑之能事，但说明明代“都掌蛮”中的主体乃是世居当地的“都掌”人，当无疑问。都掌人“夷落”相望，各踞一处，互以为援，进行了持续的反明斗争。
第二，逃入汉人
明代的“都掌蛮”中，有大量汉人融入在内，有的甚至成为“都掌蛮”的首领。如《征蛮杂录八》：“近日汉人亡命，悉逋逃于中，黠者遂为谋主。”曾省吾说：都蛮自成一区，且“蜀中亡命大盗又悉逋逃其中虎而翼之”；又说：“山都之役，非地所堪。……积案大盗悉逋逃其中。”［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答肖甫张中丞书二》。逃入其中者包括《檄文三》所提到的“未获强盗、脱逃军犯、内地人民先年逃入在寨”三类汉民。
正因为如此，时任成都知县的于鹤才认识到“都蛮”今昔之不同：“近年以来，生齿日繁，而虏亦众矣。侵疆日辟而地亦广。逋逃日聚而党益植矣。……则今之都蛮非昔之都蛮也。”［明］于鹤：《平蛮凯旋序》，载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五。这种状况的形成也是由来已久，曾省吾说：山都“以据险称雄，而逋逃咸入其薮，滋蔓难图，渐成尾大，为日久矣”。汉人亡命者在“都掌蛮”中占有相当比例：“昨据解到凌霄擒斩各贼，大抵蛮居其半，余多亡命强盗。”［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孙肯堂侍御书一》。
汉人亡命最著者有方三、阿幺儿等。瞿九思《凌霄诸蛮传》说：“九丝之蛮以万数，阿大、阿二、方三最剽桀。”其中方三乃一“逋囚”，或言“方三系高县百姓”，其“义父”乃“首恶阿祖王”。又有“仁寿大盗阿么儿者，脱罪至凌霄，为苟义子，勇而枭，蛮众亦畏之”［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二《都掌》；曾省吾《平蛮全录》卷六《檄文七二》；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征蛮杂录一一》也说：“有阿幺儿者，仁寿大盗，逋逃凌霄，为苟义子，勇而黠。”方三、阿幺儿等人与都掌人结为义父子关系，表明“都掌蛮”与汉人在文化上已不再完全隔膜。
曾省吾说：“蛮得日耕获于其中而又勤杀掠于外，六县百姓以为莫我救也。其不胥而为蛮者几希，所以昔年蛮少而今日蛮多，其故可想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一一《报内阁揭》。《征蛮杂录三〇》：“邻近百姓以都蛮积威所劫，恐事不成而害益甚，反窜入蛮砦，共敌官军。”可见一些并非所谓“逋逃”的汉民也融入“都掌蛮”之中。
第三，掳获汉民
除了一些汉人自己跑到僰人地区以外，“都掌蛮”还掳略了为数众多的汉民为其效力。都掌本处“山险林深”之中，曾省吾说：“都蛮陆梁于中，久之不问，不惟土官慢易，已包藏祸心。而汉官所治之民，其不化而为蛮者无几矣。”冯成能在万历甲戌（1574）述曾省吾的“功绩”时称：“异时僰蛮称乱，暴戾恣睢。叙泸以南，老稚接踵而死于蛮者数十世矣，士女群虏胥衣冠之俗而夷之者数百里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一》，卷一五《先刻征蛮奏议序》。《檄文七》说都掌“近年猖獗尤甚，长驱江、纳，几薄叙、泸。……所掠军民，或卖或囚，尽化为剪发凿齿之异族。”这些话充满了统治阶层的民族仇视心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都掌势力在明代不断扩大这一事实。
《征蛮杂录八》：“隆庆五年（1571），阿大、阿二领蛮数千纵劫，初至长宁县。封民结一寨御之，名曰宝瓶寨。相持五日不破。后阿苟从凌霄率众助攻立破之。其中男妇老幼三百五十余名口，仅幼小三四十口以生掳得全，余尽为戮鬼。”《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五》：“二百年来，六县生灵虏县杀者不知其几千万矣。而近益恣，长驱之势，即叙州、泸州、江安朝不保暮，间岁一至江安，所掠男女千七百余名。一望室庐煨烬。乃有司莫以闻也。”又《寄孙肯堂侍御书一》说在凌霄战捕获的俘虏中，“及审幼男女子，多系每年掳进南六县及江安泸州之民，有口称一次而掳至七八百名者”。
都掌人在与明政府的斗争中，利用了本有的穿耳凿齿习俗，《平蛮全录》卷八所载的一则公文说：“其功级虽以穿耳凿齿为准，但闻蛮近狡猾，自不穿凿，反穿凿掳去汉人，使之当先。”《檄文二三》也说：“审得被擒王正朝等三名，原系戎珙良民，被虏入寨。候查明另议等因，并解各犯到院。又该本院复审，王正朝执称：‘夷俗将掳过汉人剪发打齿，不穿耳。若临时势穷，或斩或擒，送出搪抵。’……今后功次，俱要阵前擒斩真正凿齿穿耳者，解赴该道审验明白，方准照格议赏。”
第四，其他民族
《檄文三六》称：“访得各蛮雇令苗兵五六百名，在于得穵口地方扎寨，挑沟以待我兵。若有游兵巡警，岂容苗兵公然交通出入。”《凌霄诸蛮传》也载，万历元年六月后的都都寨之战，“（诸蛮）乃募苗兵六百人，从恶泪坎直走得穵口挑战。”可见有部分苗民曾助都掌人进行反抗斗争。《檄文七》说：“或土司、水都虑其危而坚唇齿之助。……自逆蛮作孽，不分汉民、苗民，或被掳胁从，或交通煽诱。”又说邻近土府、土司“乃至与蛮结亲，声势相倚”，造成了先前征调的失败。《檄文四一》也说“邻近土司，因其世结姻亲，潜相党护”。邻近土司多为彝族先民，可见“都掌蛮”中，也有部分苗民甚至彝民融入。
至今流传的珙县《九丝之战》故事中，哈二王（阿二王）曾说过与“汉民弟兄、苗民弟兄”一起斗争，“印把山苗寨弟兄二千人马来援救都都寨，内官、黄土寨的奢崇清等十二路绿林英雄，分别带八百汉族弟兄，分二路声援九丝城。”兴文县《玉冠洞和苗寨姑娘》也讲述了明代“苗家几十个寨子”起而造反的故事珙县和兴文县文化馆1980年分别编印了《僰人悬棺民间故事选》和《兴文石海洞乡民间故事集》。另有晓帆等搜集整理的《悬棺之谜》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这些传说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应当是“历史”留下的回响。二、“都掌蛮”的消亡及其原因
万历初明政府对“都掌蛮”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之后，活动了上千年的“都掌蛮”便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学者对此有种种推测和研究，较早如林名均《川南僰人考》载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原刊于1941年《文史教学》创刊号。一文推测“僰人衰灭”的原因有三：一为明曾省吾所剿灭，二为明季流寇所屠戮，三为苗族所排挤。明季“流寇”指张献忠的农民军，《庆符县志》卷二一《边防志》说：“明季兵燹频仍，僰、羿、苗、猓之属，亦罹屠戮，所存无几。”这种说法出于对张献忠军的偏见，并不可靠，今人也多有辨之，此无需多言。
有一则苗族传说言其祖先迁来此地时，“原有土著体量高大，四肢有力，善治田地”。苗人思以抑之，乃借风水之说谓若能葬其亲属于山巅，其后必将强大，当地土著果如所教而行，遂乃一蹶不振林名均《川南僰人考》记其亲闻之于苗族青年。另《珙县志》卷一四认为：“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尝灭其宗，乃教以悬葬岩上，子孙高显。”（美国）葛维汉《有关僰人（白人）的历史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8卷，1936年；陈宗祥译文载《悬棺葬资料汇集》）一文记此为“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谓教此种葬者为汉人术士罗因所为。。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苗族迁入此地，与当地原住居民发生某些冲突是可能的，但悬棺葬是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川南悬棺葬乃其一分支而已，不可能因一巧辩之士可致，此传说必是讹传。如前所述，当地的一些传说中，苗族和僰人是友好的，苗民曾参与了僰人哈大王等领导的反明行动，前引《檄文三六》也可证实。
近有学者对川南僚族消亡原因做了如下的基本估计：“虽然僚汉间有过长期的民族战争、民族压迫及因此而发生的强迫同化，但由于民族战争的日益减少，日益发展的民族融合便不可能是强迫同化所能造成的。”韦清风：《略论四川南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载论文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这一从抽象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民族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虽然明代川南民族融合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僰人”亦即以都掌为代表的僚人迅速消亡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林名均先生所谈到的明朝政府对都掌进行的严酷镇压，更主要的正是其所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这在我国古代民族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下面对都掌蛮消亡原因做一具体分析。
第一，实行“雕剿”，残酷镇压。
明朝动员了十多万大军对人数约两万多的“都掌蛮”进行了疯狂地镇压，先行重点打击的“雕剿”政策。曾省吾说：“今方先为雕剿，即于半月之内，擒获元凶及捣破凌霄城险寨，渐图九丝，当势如破竹矣。”又说自隆庆六年（1572）刘显任总兵以来，“选兵设隘，防御即严，相机雕剿”［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覆勘将官疏》，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一》。。《檄文二一》云：“大抵大举者，雕剿之结局。雕剿者，大举之张本。”《檄文五》云：“目今雕剿，悬赏为先。……以蛮攻蛮为上，以兵攻蛮次之。许降不许抚，许真降不许假降。”可见“以蛮攻蛮”是明军既定策略。又如《与刘将军三五》也说：“若早令二乡与四乡先且仇杀，策之上者也。”
都掌被镇压之后，许多都掌人遭到了杀戮。《两朝平攘录·都掌》载：郭成与蛮有大仇，破九丝后，“与蛮有大仇”的明将郭成“即以所获首级，易别将所获生蛮”，并己部所擒者共120人，“乃缚置父墓前树上，亲率家人妇子，设祭奠告墓。令刽二十人剖蛮腹，剜其心，以百二十红盘盛之，大鼓吹祭父灵”。据《荡平都蛮叙功疏》，大量被生擒者，则于军前酌行处决尸，并将所获首级“发枭”各地。“京观”是古代专制统治者炫耀武功也是其残暴本性的见证，《檄文》称：“九丝破后，狐鼠就戮者，其数颇多，事竣亦应仿此。……将阵前斩过尸骸，尽行收聚，用土高厚掩瘗，立石标名。”曾省吾致刘显说：“坑蛮寨，或招或剿，随将军处置，不必固执。若系良善非惟不可杀亦不必动兵。若系叛蛮留在后日，果否有患无患，此将军之责矣。”终于造成“山都之地为之一空”的后果［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一一〇》，卷一二《与刘将军七二》，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六》。。
《檄文一二一》称：“九丝虽破，工夫全在搜山。搜山尽绝，方称荡平。”《檄文八八》：“攻克九丝之后，选委精兵札定并已降设官外，余即分遣官兵搜剿箐林，务在尽除首恶。”万历二年（1574）四月戊午，兵部言：“九丝都蛮遗匿山箐尚多，及谷炮寨、卜落明等处残蛮苗兵争竞厮杀，及今不剪，滋蔓难图。”要求“严督官兵尽行剿绝”，“务将深箐以次督兵砍伐，若再有漏匿鼠贼，严行搜捕尽绝，以保无虞”《明神宗实录》卷二四；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据《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万历元年（1574）十二月戊辰兵部总计所谓“征剿都蛮捷报”云：“是役也，克寨六十余处，擒斩俘获共四千六百一十五名，内称王酋首阿大、阿二等三十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拓地四百余里。”可见统治阶级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
第二，强迫同化，“以夏变夷”。
事实上，在万历初镇压都掌蛮之后，明政府在此间推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曾省吾上《经略平蛮善后十事疏》，对“善后”之事做了周密安排，总的政策就是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即所谓“以夏变夷”。《西蜀平蛮碑》记载了曾省吾的“功绩”：“当蛮既平，或谓宜稍稍树其种落勿绝之。公曰：弦不易则音不调，根株不拔，拱蘖将复生。遂决荚埽更瑕窳之习，一以中国郡县文法存定之。”分别见曾省吾：《平蛮全录》卷八、卷一四。罗其大者有如下几项：
1．改易地名，“以新耳目”。在万历年镇压都掌蛮之后，明政府将当地带有都掌印记的地名纷纷改名，企图抹去对都掌人的记忆，“以新耳目”。
《平蛮全录》卷四载曾省吾《经略平蛮善后疏》说，参伍汉夷之俗，条为十事。包括有：其一改地名：“县名改做兴文，所名建武，驿名都宁，仓名恒裕。”又以“各寨旧名多恶，宜更换以新耳目。权将九丝城呼为平蛮城，凌霄城为拱极城，印靶山为文印山，吊猴山为降蛮山，鸡冠岭为金鸡岭，内官寨为武宁山，都都寨为都守寨”。
《檄文九五》载：“荡平各处山寨，宣更定美名以新耳目。……黄土城改名荡蛮坡。其余应改者，该道径自定改。”《凌霄诸蛮传》亦载：“初，戎县以都蛮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蛮既破平，当易名。乃请于上，易戎县曰兴文。已，赐驿名曰都宁，仓名曰恒裕，并易九丝日平蛮，凌霄日拱极，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钩猴曰降蛮，鸡冠曰金鸡。”
2．变名易服，列为编户。《征蛮杂录三三》：“都蛮既平，所有降者共老幼妇女千余，亦既变姓名易冠服，列为编户矣。”变名易服，是明政府强制同化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
《平蛮全录》卷九所载的《公移·批申二》载：对“降蛮幼小”者一一改变姓名：“林院改林顺，林常改林悦，罗嘉向改罗嘉恩，周吼改周享，周章改周民，熊惹改熊稳，熊行改熊止，熊加翁改熊加畏，熊喷改熊守，熊省改熊伏，熊雕改熊驯，熊森改熊柔，何烦林改何敢负，胡闹改胡宾，王倒政改王者政。”一些并未“出劫”的都掌人也同样遭到强迫同化的命运。《檄文一三一》说：“其水都四乡虽未出劫，亦系党恶。……其于四乡，何以改其冠服，何以变其语言，何以移其心志，何以一其视听，保甲有无可设，社学有无可建，田地有无可清，差徭有无可复，务要施为得缓急之宜，举动有张弛之节。”
3．变卖入官，分投安插。对本为汉民的“被掳民妇”一般送还原处，而将大量俘获的都掌妇幼“变卖入官”是其主要的手段。在凌霄刚破而九丝未下时就已制定了要将“俘获贼属男妇变卖入官，被虏人口给主收领”这一政策。都掌平后，曾省吾再次强调：“俘获老幼贼属妇女，应变卖者变卖入官，不堪变卖者远行安置。”一则批文明确指示：“首级分发枭示，幼男妇女变价入官。”［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卷八《公移·批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