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杜甫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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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宋辽金元(8)

杜诗喜欢写实,多用史实入诗,用现实名物入诗,又喜欢化用前人诗文,不加以注释,故读者很难理解杜诗的含义。苏轼对杜诗有些精辟的注解和阐释。他的《书子美自平诗》注解杜诗“自平宫中吕太一”云: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宫中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笑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苏轼用《玄宗实录》来解“自平”之诗,恐怕人们会一直在迷惑中徘徊。苏轼释杜诗之“荨草”也颇为精当。《荨草诗》云:“杜子美有《除荨草》一篇,蜀中谓之毛荨。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草点之,一身失去。叶背紫者入药。杜诗注云:荨音潜,山韭也。”(《仇池笔记》)杜诗作于蜀中,苏轼为蜀人,以自己的见闻来解释荨草,非常准确。

苏轼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也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李白、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像元稹一样,苏轼也认为杜甫更卓绝,“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认为杜甫的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

苏轼把杜甫推为古今诗歌第一人,认为杜甫之后,诗人难有作为,因为杜甫已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中国文化名人,他对杜甫的崇高评价,对于加固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造就宋人对杜甫的崇拜,有特殊的作用。

苏轼认为杜甫和李白诗登上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峰,但也是诗歌艺术衰落的开始。苏轼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九)物极必反,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杜甫与李白的诗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苏轼的见解是极为独到、深刻的。杜甫、李白继承、综合一切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并加以极大的创新,使诗歌艺术登峰造极。既然要达到极限,难免用力太过,失去诗的天然风致。既已经达到极限,自然就会给人达到尽头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顾整个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更体会到苏轼论断的正确性,更体会到苏轼哲人的睿智。

宋代好杜诗成风,学杜诗也成风。但真正学到杜甫人格的人很少,学到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人很少,学到杜甫艺术风格的人也很少。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指出,人们应该努力学习杜甫的精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这对于促进人们对杜甫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非常有益。

苏轼是一个关注社会、关爱百姓的官吏,他也把杜诗用在为政中,用在教化百姓中。他在海南时,看到海南乡村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极度劳累,而家庭却很贫困,与杜甫写的夔州女子极为相似,便诵杜诗教化当地父老。苏轼自己记叙道:“‘夔州女子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到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东坡题跋》卷二)

将杜诗的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用在教化中,用在政治中,是苏轼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举措,也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开拓。

苏轼是中华民族著名的文化巨擘,他对杜甫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开拓也是多方面的。他是杜甫学术研究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七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也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是在宋代杜甫学非常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成员成分颇为复杂,诗风也有很大差别,但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以杜甫为宗祖。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袖,最提倡熟读杜诗、研究杜甫、学习杜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有所建树。江西诗派中的人物,当时都是杜甫学的著名学者,都有杜甫学的成果传世。据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共26人,在黄庭坚之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检黄希黄鹤《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之《集注杜诗姓氏》,江西诗派成员共26人,除江端本一人外,其余25人(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杨符、谢迈、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皆在其中。此书号称“千家注”,其《集注杜诗姓氏》所列注家151家。而江西诗派即占去25家,即占整个注家的六分之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比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诗派在宋代杜甫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领袖黄庭坚,在宋代杜甫学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高。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分别加以论述。即将黄庭坚单独论述,将江西诗派除黄庭坚外的成员集中论述。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幼警悟。举进士,调叶县尉。教授北京国子监。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世之表,世久无此作。知太和县。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以亲嫌,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后主管玉隆观。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名而卒,年六十一。

黄庭坚对杜诗评价极高,认为杜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他说:“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文章韩杜无遗恨”(《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七,《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他像元稹一样,认为杜甫是诗坛第一诗人。这对牢牢树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强烈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是非,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看重杜诗,首先就是重视杜诗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内容。据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韩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黄鲁直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又见《竹庄诗话》卷一二)足见黄庭坚是把政治思想内容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的。其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样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报遗篇校舛差。”(《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忠义,表现出纯正的儒家思想,这正是杜诗伟大的根本所在。

黄庭坚认为杜诗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汲取一切文化的精华,无一字无来处。《论作文》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强调诗要有实际内容,要“言近而旨远”。《答洪驹父三首》其二云:“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杜甫学识广博,转益多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造就杜诗伟大风格的重要原因。黄庭坚用“无一字无来处”总结杜诗,确实点明了杜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然,“无一字无来处”并非学术研究的精确表述,而是文学形象化的话语。虽然认真看,有些说过了头,但事实上,杜诗从内容到艺术,都有很多创造,没有依傍,有些东西来自民间,不全是“无一字无来处”,故黄庭坚的话也引来一些批评。另一方面,黄庭坚指出杜诗从学问中来,是非常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黄庭坚笺释和校勘杜诗,使更多的人阅读到文字正确的杜诗,真正领会杜诗。黄庭坚著《杜诗笺》,对杜诗的注解多有发明。如:《已令请急会通籍》条释“请急”:“晋令,给假者五日一急,一岁以六十日为限。书记所称急、取急、请急,皆请假也。”《石尹行》条释“石笋”:“《华阳国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至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九尺,盖石,俗名为石笋。”《蚕崖雪似银》条释“蚕崖”:“蚕崖在茂州带雪山。”其余,如《杂论》释“腹腴”:“燕人切鲤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腴,鱼腹下肥处也。故杜子美诗云:‘偏劝腹腴贵年少。’”又如释《至日》“一线”为女工“一线之功”而非日影一线之长:“《至日》云:‘愁日愁随一线长。’释者谓:《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线。’而《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此说为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又如释《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的“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注引《嵇康传》,浅陋。乃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温藉者为潦倒,出此也。”(同上)在校勘方面,黄庭坚根据杜甫的诗意来确定文字,亦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和校勘功力。如:“黄独无苗山雪盛”不少版本作“黄精”,黄庭坚认为应为“黄独”,其校勘记云:“老杜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揜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士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杂书》,参见《杜诗笺》之“黄精无苗山雪盛”条)这样的校勘很好。其余如:校“只今年才五六十”应为“只今倏忽已五十”:“《百忧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旧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语似方五六十,才五六十也。”又如,校“减”应为“检”:“‘看题减药囊’,一作‘检’,‘检’字乃合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当然,黄庭坚的有些解释和校勘也有过分拘泥的地方。如“‘野航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同上)显然,此处应以“航”字为优,诗人作诗用词不一定取本意,而取其基本意思,因而词意往往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就总体来说,黄庭坚博学多识,距唐较近,对唐代的史实、典章和文化多有了解,他见到的唐和唐以前的书籍比现代多得多,他对杜诗的注释和校勘多有精彩之处,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黄庭坚的一些笺释,短小精悍,颇似后世的诗文评点。这对于评点这种文学评论样式的产生有开启作用。尽管这种笺释还不能算评点,但可以说它是评点的鼻祖。

黄庭坚热衷杜甫研究,在杜甫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也受着杜甫的巨大影响。

首先,他的文学理论的建立和杜甫研究的心得有密切的关系。他“点铁成金”的著名文学理论,就源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研究结论。黄庭坚认为,杜甫、韩愈诗文无一字无来处,故诗文皆登峰造极,进而推导出“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当然,“点铁成金”的理论并非文学创作的好理论,因为它引导人们在前人作品中讨生活,而不去创造。这样,势必造成因袭守旧、剽掠稗贩,把文学创作引入死胡同。王嗣奭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余谓换骨夺胎不离于窃,巧则骗人,拙则败露。高人偶合,原非袭也。请箴以一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管天笔记外编》)批评虽然尖刻,却中肯棨。推求黄庭坚所以提出这样错误的理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和他研究杜诗继承前人的创作成果,得出过头的结论——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他的创作风格也和杜诗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对杜诗烂熟于心,深入研究,其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杜诗的影响,加之创作思想受杜甫的影响,因而他的诗风和杜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实际上黄庭坚并非一位只知道点铁成金的方士,而是一位有创造才能的作家,他能在杜甫的影响下,创造自己奇险健雅的独特诗风。他虽然没有完全学到杜甫的精髓,没有学到杜甫的善于创新,没有学到杜甫善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他也并不简单模仿杜甫,而是总结杜甫创作的某些经验,加以运用发展。所以,“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黄庭坚热衷于宣传杜甫,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始终提倡熟读杜诗。他在《论作诗文》中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六)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就是一个崇奉杜甫的创作团体,一个学习杜甫的诗派。

黄庭坚努力促进杜诗的保存流传。他在蜀中做官时,亲自书写杜甫蜀中诗,由杨素翁请人刻石,建高屋保存。其屋取名大雅堂,并作《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和《大雅堂记》。其序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其记云:“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长雄也。闻余欲尽书子美西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从刻石可以看到黄庭坚保存杜诗和促成杜诗流传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