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杜甫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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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明(4)

杨慎是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

言道旁之池,虽曰旧水,人所共弃也,而不知一斛之深,蛟龙藏焉。摧折之桐,虽曰死树,人皆以为薪也,而不知百年之材,琴瑟中焉。用此以比苏徯。今虽与世相违,然有才无命,终有得遇之时。故又申告之曰:丈夫事业,盖棺始定。今君未老,而有隐遁之情,山谷之中,诚不可处。风雷得以震荡其心胸,从容展夫清眺,魑魅得以惶惑其志意。为此言者,正以勉其显拔而立身行道也欤。”(卷一〇)阐释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诗的内容,又点明了诗的主旨,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杜诗。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解说杜诗,总的说来,可谓忠实、准确、优美。过栋《序》云:“其说深沉典雅,清融鬯达,意与境适,情随事惬,取材定格,一一本之于杜。”(《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杜诗博大精深,完全准确地注释不容易。《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和释都有一些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宏观而言,它是明代研究杜甫的高水平的著作,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杜甫集注释之作。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而符合杜诗本意。张缙彦说:“古今注杜诗者,有赵氏虞氏数十家,独邵氏二泉颇简实有据。”(《杜诗分类全集序》)张缙彦站在杜甫学历史的高度,对邵宝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唯夫春意无私,而日光犹有偏照。

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说,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以杜解杜的阐释方法,是直接继承单复《读杜愚得》的阐释方法,并加以发展,而达到完善的境地。它既是一种文献阐释方法,也是杜诗研究的方法。其要点是准确把握杜诗的主旨,并加以表达。对杜诗全诗用古文翻译成白话式的方法,加以解说。它的最大优点是比较忠实于杜甫诗歌的原意,引导读者去领略杜诗的思想。在杜诗学穿凿附会风气弥漫的情况下,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适逢逆水舟迟,显得尤为可贵。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在明代成为杜甫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后世的杜甫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慎对杜诗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考证杜诗中的“罗些城”即南诏乐些城,明代作“摩些”。他说:“《唐书》:骠国之地‘南尽冥海(即今滇海),北通南诏罗些城,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乐些,即杜诗所谓‘和亲罗些城’是也。今作‘摩些’。其字虽异,地一也,音一也。”(《升庵诗话补遗·乐些城》)认为杜诗的《赠花卿》为赠当时蜀中猛将花敬定,讽刺他僭用天子礼乐。他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稜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但见空灵霞石峻拔,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盖花卿在蜀颇僭,子美作此讽之。当时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升庵诗话》卷八《子美赠花卿》,另《绝句衍义·杜子美赠花卿》与此条内容大致相同)杨慎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注本皆引此说为《赠花卿》之解。杨慎以花敬定为花卿,可备一说。而详诗意,花卿应是歌妓。杨慎之说不能作为定论。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师廷和子。正德六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帝怒,后贬云南永昌尉。长期生活在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杨慎幼警悟,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杂著多种。《明史》卷一九二有传。

杨慎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杨慎刻《李杜诗选》的《杜少陵诗选》批点,(《杜少陵诗选》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类存目评此书说:“杜甫诗凡二百四十余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抄录,(二)解说杜诗诗意的部分,取配李氏并行耳。”)其余关于杜甫的研究散见于他的诗话和其他著作中。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也是重要的杜甫学家,在杜甫学上有很大的建树。闵映璧《杜少陵诗选》序说:“我朝杨太史用修阅上批骘之,才致所关,但经拈出,偶一寓目,辄欲搔首问天。是少陵之神得诗以传,诗之神复得用修以传。”(《杜少陵诗选》)对杨慎捧得太高,不能令人信服。但恐兵戈扰攘为可忧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人对杨慎杜诗学的推崇。

杨慎研究杜诗有自己的视角。他特别注重从“言志”的角度来研究杜诗。他认为杜甫是屈原似的伟大诗人,其诗是雅士骚人的诗。他说:“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仙翁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丹铅总录》卷一八《评李杜》)杜甫确实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儒家风范的饱经忧患的诗人,他的作品正是写他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具有雅士骚人的韵致。杨慎的说法很有新见。

杨慎对杜诗也作了一些很好的校勘。他的校勘往往结合其他版本,结合诗的内容进行考证,方下断语,故非常精确。校“舍”应作“社”:“韦述《开元谱》云:‘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为社北氏。’杜子美诗‘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后人不知,乃改‘社’作‘舍’。《君不见》阐释云:“公简旧友苏徯之作。”(《升庵集》卷六十八《社南社北》)校“短褐”应作“裋褐”:“杜少陵《冬日怀李白》诗:‘裋褐风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竖。二字见《列子》。”(《升庵集》卷五八《裋褐》)校“天”不作“天阅”:“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阅’,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窥’,引《史记》作‘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秋兴赋》‘窥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纪其空灵山水之胜而作。言沄沄逆浪之中,其用‘天窥’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天窥’,窥天也。‘云卧’,卧云也,此倒字法也,言窥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中之殊于人境也。”(《升庵集》卷五七《天窥象纬逼》)校“握节”应为“秃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为正也。’慎按《后汉书·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正用此语。后人不知,改‘秃’为‘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旧本,亦不知‘秃节’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浅学乎?”(《升庵集》卷五七《秃节》)校“山东”应为“东山”:“杜子美诗‘近来海内无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升庵集》卷一○《东山李白》)这些校勘虽不一定作为杜诗文字定本的依据,但可作为重要的校勘异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慎认为杜甫在艺术上有绝大的开拓,把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他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所谓“畅”即可随心所欲地表现思想。艺术极为丰富,极为成熟,涉笔成趣,天地广阔。物极必反,最盛的时候也是衰微的开始。说古诗从杜甫开始走下坡路,形成美好的意境。其代表性的解说,也是事实。

杨慎注意对杜甫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创作需要多读书,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要的经验之谈。他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今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又尝记宋宣政间,文人称翟汝文、叶梦得、汪藻、孙觌四人。孙尝自评曰:‘吾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翟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今之学文者,果有十年书乎?不过抄《玉篇》之难字,效红勒之轧辞而已。乃反峻其门墙,高自标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辈,何异‘蚍蜉撼大树’乎?”(《丹铅总录》卷一九《读书万卷》)深刻阐发杜甫重视读书对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因思向日遗恨,耻为达人所嗤诮,而回舟卜居,诚亦延赏山川佳处,岂不领略其要妙哉!”(卷一)阐释非常准确、生动、明白,完全传达了杜诗的意蕴,传达了杜诗的神韵。

杨慎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在学习《文选》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升庵诗话》卷七《学选诗》)“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升庵诗话》卷七《刘须溪》)“谢宣远诗:‘离会须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往往用通俗而优美的语言逐句解说杜诗,实祖之。颜延年诗‘春风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升庵诗话》卷八《杜诗本选》)《文选》所选的作品,是齐梁以前作品的精华。杜甫正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成为伟大诗人的。杨慎总结了杜甫继承和发展的创作思想,总结了杜甫所走的创作道路,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杨慎一般是将杜甫和李白并称的,把李杜看作诗坛并峙的双雄。但由于文艺理念、审美情趣、艺术好尚等因素,也表现出抑杜尊李的倾向。杨慎说:“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云:‘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升庵诗话》卷七《巫峡江陵》)单就这里所举的李白和杜甫的诗而言,李白确实胜过杜甫,杨慎的话不无道理。但从宏观来说,所形成的意境与杜诗本身的意境相当接近。《宿次空灵岸》云:“公自岳之潭,李白和杜甫的诗各有所长,各有成就,总体上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杨慎有意标新立异,强分优劣,以偏概全,无意中落到了“谤伤”杜甫的境地,有时对杜甫诗有激烈的批评。仇兆鳌说:“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杜诗凡例》)公允地说,杨慎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推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但对杜甫的某些评论失之片面与偏颇,影响了他在杜诗学上的成就。身逢此地,山水颇佳,可营居室,少舒闷怀。

四杨慎

杨慎特别强调杜诗的抒情性,故强烈反对杜诗为“诗史”之说。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栝柏掩映奔峭,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为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家寡妇诛求尽’也。山川毒瘴,亦何足畏。叙饥荒,则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与讪讦,得以观经历之妙,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丹铅总录》卷二一《诗史误人》)虽然杨慎反对“诗史”说太偏激,批评杜诗太露也表现出他文艺批评中保守胶固的一面,但他强调杜诗是抒情诗,强调杜诗像《诗经》一样“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却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