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杜甫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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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唐五代(1)

一唐概说

唐朝自开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百花齐放,国力强大,社会富实繁荣,生机勃勃,史家艳称为“开元盛世”。随着统治者的日益享乐腐化,重用奸佞,政治混乱,在富庶太平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朝廷在军事上重用胡人为藩镇,更埋藏着致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安史叛军攻占了首都长安和广大地区。经过数年的战争,安史之乱才平息,而局部的战争仍然在延续。战乱重创了唐王朝,虽然中唐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很短暂,力度也弱,唐王朝已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沉重的负担,使王朝日益衰落。最终,唐王朝在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灭亡。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杜甫正是生活并创作在封建社会由极盛而大衰的盛唐至中唐时期,杜甫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发展的。我们只有站在封建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和他的作品,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学。

唐代是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杜甫学初始的时期,也可以称作基础时期。

唐代的杜甫学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杜甫生前时期。

伟大文人的文章能流传万载,必定生前已名震天下。杜甫的诗在当时已有巨大影响,杜甫又与当时众多的著名文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交往唱和,在当时文坛有重要地位,杜甫学在杜甫生前就已经发端,当时即有大名。李肇载“开元曰……位卑而著名者”(《唐国史补》卷下)即有“杜工部”杜甫。严武说:“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韦迢说:“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的研究最为重要,他这样描述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见《右玄集》上)他评论杜诗的风格和历史地位道:“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同上)对杜诗宏伟磅礴、浑涵汪茫的诗风有准确的把握,认为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经将杜诗称为“诗史”。孟棨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所谓“当时”,按常理应该是指杜甫在世之时,或逝世不久的一段时间,故我们将此说放在这一时期。这里所谓的“诗史”,按孟棨的记载,有两层含义:其一,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杜甫自己的经历,这就是“毕陈于诗”;其二,表现了杜甫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就是“推见至隐”。换一个角度说,所谓“诗史”,就是杜甫用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与生活、思想与感情。这样来评价杜甫是非常准确、精彩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人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非常深刻,也反映出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非常崇高。杜诗为“诗史”之说,经孟棨记载,遂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是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

第二时期为中唐时期。

准确地说,是杜甫逝世后的中唐时期。这是杜甫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杜甫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

重要的杜甫学者有韩愈、元稹、白居易、樊晃、刘禹锡。

这个时期的杜甫学主要是有四大成就。

(一)编辑杜甫文集和杜甫小集。

杜甫文集为六十卷。从樊晃记载“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杜工部小集序》,见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看,又从郭受“新诗海内流传困”(《杜元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见《杜工部集》卷一八)推知杜甫在湖湘时尚未有文集流传,杜甫文集的编纂当在杜甫逝世后的40年内。杜甫之子宗文、宗武能文,杜甫文集当时是由他二人编成的,我们推测杜甫集编成的大致时间当在杜甫逝世后20年内。这时编成的杜甫文集是一切杜甫集的始祖。杜甫以文鸣世,杜甫文集的问世对于确立他在文坛的地位至关重要。从杜甫学的角度说,他为杜甫学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在杜甫文集问世后,樊晃在未能见到的情况下,搜集杜甫作品290篇,编成《杜工部小集》。作序说:“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樊晃编《杜工部小集》,表现了当时的人对杜诗的热爱,而到宋代它又成为人们重新编杜甫集的重要资料。

(二)确立了杜甫伟大诗人的地位。

韩愈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他认为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伟大作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对杜甫与李白在文坛的定位最高,也最准确。韩愈还对杜甫与李白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形象化的论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元稹在高度评价杜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后,推崇杜甫是古今第一诗人。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的评论作于墓志铭中,真可谓盖棺定论。实际上,杜甫逝世后,社会已经安定,历史需要对杜甫进行评价和定位。韩愈和元稹站在历史高度对杜甫的评价和定位代表了社会的公论,因而也代表了历史对杜甫所作的评价。盛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韩愈和元稹对杜甫诗歌的评论和定位,尽管是中唐作的,但中唐的诗歌成就没有高过盛唐的,他们的评论即便在后世来看,文字也一直是正确的,遂成为经典。自然,元稹将杜甫评为最伟大的诗人和韩愈将李杜并称,其间是有区别的。后世或宗元或宗韩,也产生了杜甫是最伟大诗人和李杜并称的区别,也产生了关于二者定位之间的争论。

(三)将杜诗的研究心得,运用于创作之中。

白居易、元稹和李绅等为了更好地使诗歌为政治服务,准备大量写作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的诗,以引起朝廷的关注,促使朝廷改革弊政,关心民间疾苦,促进社会的中兴与繁荣。于是他们发动了新乐府运动。怎么进行新乐府的创作?杜甫的创作对他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寅恪说:“二公(今按:指白居易和元稹)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楷模,固可推见也。”(《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其实,杜甫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乐府运动首先是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包括使用生活的语言。元稹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其次,是学习杜甫表现现实的诗歌形式与技巧。元稹说:“近世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白长庆集》卷三〇)第三,是学习杜甫诗有深刻的寓意。元稹说:“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同上)杜甫学与新乐府的密切关系说明,杜甫学一开始就注重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合,杜甫研究始终具有强烈的新的时代色彩。这是杜甫学的重要特点,也是杜甫学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四)中唐已将杜甫的创作经验上升为诗歌创作的理论。

刘禹锡总结杜诗的用语,提出诗用僻字要有来历。他说:“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尝讶杜员外‘巨颡折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刘宾客嘉话〉三事》)另外,从这条材料也可以看出,唐代虽然没有杜甫文集的注释工作,而有关典故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

第三时期为晚唐时期。

晚唐的杜甫学又有新的发展。杜甫学的学者更多,关于杜甫的研究又有新的开拓。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的诗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认为他们的诗是“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实际上也赞美了他们经天纬地的无比巨大的才华,赞美了他们诗歌无比巨大的力量。杜牧则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述了杜诗神奇的感染力。司空图认为作家的文和诗的风格往往是一致的,他认为杜甫与李白的文均宏拔清厉,和他们的诗风是一致的。他说:“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衒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又尝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言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庶俾后之诠评者,罔惑偏说,以盖其全工。”(《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这是杜甫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从诗与文比较的角度,对杜甫之文所作的崇高评价。

杜甫生活在唐代,唐代留下了很多有关杜甫生平和诗文的重要资料。最重要的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余如李肇《国史补》、郑处晦《明皇杂录》、孟棨《本事诗》等。尽管很多记载较简略,甚至有错误,但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材料,供我们研究。

唐代由于人们对杜甫诗的学习和研究,杜甫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唐书》说:“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特别是文人,从杜甫那里受益良多,包括思想、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技巧。中晚唐的著名文人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受到杜甫的显著影响。

二任华

任华,盛唐时人,与李白杜甫同时。唐玄宗时官秘书省校书郎,出为桂州刺史参佐。狂狷之士。曾留书责京尹贾大夫恃才傲物,与杜中丞书责其始以文章见知而终不相顾。上御史严大夫笺,以为失在于倨,阙在于傲。任华与庾中丞书云:公幸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公顷谓李太仆曰:任子文词,可谓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耶?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当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皆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任华有当世之志,故书有干谒之意。(事见《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二二,《全唐诗》卷二六〇,《全唐文》卷三七六)

任华是一位诗风独特的诗人,他擅长作长篇歌行,语言参差不齐,有特殊的节奏与韵味。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寄杜甫,对杜甫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对杜甫的诗作了崇高的评价。诗云: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诸葛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任华与杜甫有交谊,而诗又是直接寄给杜甫的,其诗内容的可信度非常高。诗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任华对杜诗的风格概括非常准确精彩:“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写出了杜诗那种千汇万状、沧海激荡的雄奇闳深的风格。(二)任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诗名隆盛的情况:“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足见杜甫在身前诗文之名已非常大。(三)描绘了杜甫性格狂狷的一面。杜甫为人文质彬彬,儒雅清淳,但有时却是“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里常醉卧”,“半醉起舞理髭须,乍低乍昂旁若无”,与李白的狂放颇有几分相似。任华的诗虽是诗,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三樊晃

樊晃,中唐时人。官润州刺史。

樊晃是杜甫身后第一个编杜甫小集的人。他将搜集到的杜甫诗290篇,以事相类,编为六卷,让其在江左流传。《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杜甫集》六十卷。又《小集》一卷,涯州刺史樊晃集。(周采泉按:涯为润之误。润州即今镇江。《嘉定镇江志》卷一四唐润州刺史条,有樊晃。又一卷应作六卷。)”《小集》在宋代尚存,今已佚。

可以说,樊晃也是第一个给杜甫以最高评价的人。他的《杜工部小集序》云:“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阨,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从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杜甫诗生前就在江南流传。(二)杜甫去世不久,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流传。因为战乱,江东对杜甫文集知之较少。(三)樊晃认为杜甫后期的作品是大雅之作,认为杜甫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四)樊晃寻求杜甫文集,想进行研究,并进行评价。樊晃的序很有史料价值。

樊晃是早期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

四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幼孤勤学,擢进士第。为宣武节度府观察推官。后为宁武节度府推官。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累官职方员外郎。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谏佛骨事,帝大怒,贬潮州刺史。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为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六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