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认为杜诗的艺术技巧无所不有。潘德舆说：“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风，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绚丽风花伤其正气，由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杜公虽涉于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后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陈、奇常莫不好也。’观此，则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垞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氏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类，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使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古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更难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杜甫艺术的秘诀是根据内容运用技巧。只要内容需要，一切技巧都可以使用，包括那些不是技巧的技巧。没有内容所需要的技巧，就根据需要创新。潘德舆的论述含义非常丰富与深刻。（一）杜甫心中没有技巧的好坏与高低之分。一切技巧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设计，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关于技巧的理念。（二）只要内容需要，一切已有的技巧可以运用，没有的技巧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打破了人们关于技巧框框，最广泛地运用技巧，充分创造技巧。（三）杜甫集历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又敢于创新，技巧无所不有，无奇不有。
第三，认为杜甫最善于运用语言。语言含义丰富，表现力强，最有意境。潘德舆说：“朱子曰：‘杜诗佳处，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唯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鸟更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此即朱子所谓‘佳处在用字造意外，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者乎？……唯叶氏石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唯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之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闲肆，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此段议论，虽讲用字造意，而所见造乎象外，入其环中，可以参朱子之说，而痛砭今之专研《律髓》《诗眼》，至于病入膏肓者。”(《养一斋诗话》卷二)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精炼、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创造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杜甫最善于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也就是最善于创造形象，因而表现力也最丰富，最强。
“变化无方，境与天会”(《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可以看做是潘德舆对杜诗艺术总的论述。乍看起来，这个论述有点虚，有点玄，而事实上，杜甫的艺术太丰富，太高妙，经细细琢磨，只有这样的话语才能准确概括。潘德舆的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杜诗艺术方法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二）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这种意境达到天然的境界，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潘德舆的评论是独到的，非常能概括杜诗的艺术特质。
潘德舆学问渊博，思绪严密，善于考证。他对杜甫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进行了考证。如杜甫一生的主要经历、杜甫救房琯、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杜甫非饫牛肉白酒而终。他的考证不仅在于弄清事实，不仅在于考证材料充分，论证有力，令人信服，更在于通过考证说明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批驳一些错误观点。潘德舆认为刘辰翁、江盈科对杜甫事迹不熟悉，又用鄙陋的心胸来看待杜甫，使杜甫形象严重扭曲变形。在用考证杜甫生平来驳斥二人关于杜甫生平的谬说之前，潘德舆先对二人研究理念与思想品格进行分析，说明造成二人研究错误的根本原因。潘德舆说：“此君(按：指江盈科)论杜，与辰翁却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论杜，与此君之论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诗之为心声，枯菀穷通，皆可自见。今谓少陵之出群，由于东道之豪盛，已觉不成议论，又以得见丽人为少陵喜幸，此其鄙恶居何等乎？青莲奇气凌云，视爵赏如尘芥。今谓流窜夜郎以后，兴趣索然，此稍有气概者所不为，况傥荡如青莲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称怀，亦不得谓诗人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莲夜郎以后诗篇少见，安知不由编辑零落，亦不得断其兴趣颓唐，而况皆不然哉！今详据杜公年谱，并核其诗以为证。”(《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提出学术研究不仅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且也和研究者的思想品格有密切关系。尽管是针对刘辰翁和江盈科来说的，其实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理论意义。同时，这样说对探求二人在杜甫生平研究上的致误原由更全面。对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潘德舆也进行了新的考证。潘德舆说：“《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訔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奭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气度，恃思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沉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于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衅，且待之加厚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于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褆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身世间之常法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考证认为杜甫与严武友情深厚，很有说服力。同时对两唐书关于杜甫的错误记载与评论进行批驳，对黄彻的错误辩解也进行了辨析。(笔者认为史书记载杜甫说严挺之云云，亦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潘德舆信之，使考证略显不足。)与严武的关系涉及杜甫的性格与人品，潘德舆的评论澄清了谬说，维护了杜甫的形象，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房琯的考证，是潘德舆所有考证中最精彩的。潘德舆诗话云：“予检杜公《奉谢口敕三司推问状》云：‘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游琯门下有曰，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至于玷污。臣不至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琯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于琯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琯之疏，则知公于国有爱惜人才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余，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琯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战车，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琯于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禆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房琯之明年，琯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琯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之杀张许，又谗房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余焰而助之哉！李肇曰：‘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琯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琯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琯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为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征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养一斋诗李杜话》卷三)学术界一直认为房琯被黜是因为陈陶兵败，而潘德舆则考证出直接原因是客乐师董庭兰。考证清楚细致，令人信服。古人有的认为杜甫救房琯是出于私交，几遭大祸不值。潘德舆则提出房琯为名相，杜甫救房琯是爱惜人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观点新颖，也符合事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杜甫。像这样既注重史实的考证，又重视进一步的思想与理论的探求与提升，比一般层面的单纯考证，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
学术是一个最需要创造与个性的领域。只有具备充分的创造力与个性化，才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潘德舆作为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杜甫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突出的特点。
第一，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也是学术研究的统治思想，学者普遍用儒家思想研究杜甫。但唐以后，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混合，学术研究也存在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混融的现象。潘德舆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杜甫研究中，力倡用纯粹的儒家思想来研究，反对混杂佛老思想。如评论李白，“朱子以其从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颠扑不破。而他日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语’，何其仙圣之杂糅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具有比一般学者更浓的儒家色彩，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的唯一指导思想，不杂其他思想，将其他的思想作为异端加以排斥。（二）将儒家思想贯穿于研究的一切方面，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三）研究目的是为宣扬儒家思想。客观地说，杜甫作为一位信奉儒家思想和践行儒家思想的儒者，也最适宜于用儒家思想来研究。用本家的思想来评价本家的人，一切都洞若观火。潘德舆的杜甫研究也有三大特点：第一，对杜甫的研究见解比较准确，也比较深刻。潘德舆的研究往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刀直入，颇中肯綮，特别是对杜甫思想与感情的分析，精辟深透。第二，胸襟高远。研究着眼于总体、大部，不注重细枝末节。就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阐明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研究杜甫对社会的态度，研究杜甫诗的倾向与艺术风格，研究各类诗体的特点，研究杜甫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三，给杜甫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有“王佐之才”，是孟子一样的圣人，是对古代高度尊杜的总结，是古代对人所能做的最高的推崇与评价。那么，潘德舆为什么如此推崇杜甫呢？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秩序，维护清朝的统治。然而，在潘德舆的时代，封建社会已是弊窦丛生，已处于山崩地裂的前夜。因而，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多少带有卫道士的苦心，卫道士的色彩。“生于末世运偏消”，我们总感到他的卫道力不从心，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
杜甫研究发展到潘德舆的时代，已是硕果累累。潘德舆非常重视前人的成果，也非常注意创新。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对待前人的成果，他用三种方式批判继承：（一）在批判前人的错误中，树立自己的新观点。（二）对前人正确的观点，或补充材料，或进行新的论证，使其理论更高，更完善，更缜密。（三）博采众家之长，形成新的完善的观点。关于前面两点，从上面有关潘德舆的引文已经看得很清楚，无需再引文证明。这里只想引一个例证来说明第三点。如何理解黄庭坚说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如何理解杜诗的继承与创新？潘德舆说：“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可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唯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饾饤，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棨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后，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弮，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单独看，王安石、元好问、程棨、王世懋四家的观点都正确，又都不全面。潘德舆巧妙地综合了四家观点，则深刻而全面。看起来都是别人的观点，综合看则是潘德舆的创新。可以说，潘德舆的一些杜诗研究成果，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与发挥，带有集成的性质。虽然他还称不上杜甫研究集大成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