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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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佛教的各类典籍(2)

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据当代著名佛教研究专家吕澂先生所作的编目有582部,4172卷(详见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24~15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其中包括现存的唐代以前的大部分撰述和唐代以后的重要撰述,也包括流行于我国的少量的高丽新罗(今朝鲜)学人的著作。从撰述的体裁来分,有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从撰述的数量来看,章疏部分居首位,数量最多,反映了佛教徒的崇信经典、热衷解注经典的性格。其次是论著部分,反映了隋唐佛教宗派学者的创作热情和独特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风格。史传部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反映了中国僧人重视历史记载的长处。在所有的撰述中,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的是唐代禅宗实际创始者慧能的《坛经》。这是禅宗学人对抗印度佛教,突出中国祖师学说的一种表现。中国佛教学者所撰的佛教典籍,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历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史料。要了解中国佛教,当然首先应当了解印度佛教,但关键还在于研究中国佛教,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僧人的著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佛教的思想脉搏和思想本色。因此,中国僧人的论著、语录和部分章疏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大乘法苑义林章》,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慧能的《坛经》,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普济编的《五灯会元》,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延寿的《宗镜录》,契嵩的《辅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批判、总结。

此外,梁僧祐编著的《出三藏记集》、编纂的《弘明集》和唐道宣纂集的《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也是极为重要的佛教思想资料。还有三朝的《高僧传》,即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赞宁的《宋高僧传》,这些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必不可缺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第四节写经、刻经和排印本藏经

佛典的流传伴随着写刻印刷历史前进的脚步,大致经过了由写经到刻经,再到排印经本的演变过程。

一、写经

在新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卷帙写传,即以抄写本的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民间。由于抄写并非易事,所以六朝以来,大的寺院盛行一种建造经藏以珍藏写本经卷的风气。据现存记载的粗略统计,仅从陈武帝令写一切经12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为止的100年间,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就达800藏之多,数量十分惊人。写经事业大约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943—957)才终止,其数量当更为可观。但可惜的是,这批古人辛辛苦苦抄写成的藏经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六朝隋唐写经虽然已是残编零卷,也堪称举世的瑰宝了。这些写经对于研究宗教、哲学、语言、文物以及考古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二、刻经

中原古代刻经有两种形式,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石刻,二是木刻。石刻就是将佛教典籍镌刻在石上,刻在石上的佛经也称石经。石刻最早出现于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齐高氏王朝统治时期,其代表作有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等。到了隋代石刻佛经仍然在继续发展。最为著名的是幽州大房山,即今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石刻佛经。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始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三十天启年,前后千余年共刻经石15000余块,刻佛经1122部,3572卷。云居寺石刻佛经的创始人静琬在唐贞观八年(634)的题刻中说:“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刻经的碑版封在石洞和地穴之中。这是佛教徒鉴于北魏和北周两个王朝均曾利用政权力量焚毁经像、消灭佛教的历史教训,巧妙地利用北方的自然条件,刻经石上,埋藏地下,以使佛经流传久远,佛法永存。云居寺的石刻佛经以其稀世珍本,独特的形式,丰硕的内容,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木刻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唐代已有少量的木刻本佛经问世。现存的唯一实物是刻于唐懿宗李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的《金刚经》。扉页有“祇树给孤园”本刻版画,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18个字的题记。可惜这一极其宝贵的文物早已流失到国外去了。根据现有资料,全部大藏经木刻本的雕造,是始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此后直至清代约1000年间,先后共有10余次官私木刻版本大藏经的雕造,这些版本的大致情况是:

(1)《开宝藏》:因在宋太祖开宝年间雕刻,故名。又因在益州(成都)刻成,也称“蜀版”。它的印本已成为我国后来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朝鲜)、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现仅存数卷残本。

(2)《契丹藏》:始刻于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公元1031年),历30余年完成。近年在山西应县的木塔中发现了12卷,另有《开宝藏》的残卷,它们同是我国的稀世珍宝。

(3)《崇宁藏》(福州东禅院本):刻于北宋末叶,其版式为后来许多版本仿取。现仅残存20多卷。

(4)《毗卢藏》(福州开元寺本):刻于两宋之际,现国内仅在山西残存一册。

(5)《圆觉藏》:南宋初年雕刻完毕,因在湖州思溪(今浙江吴兴)圆觉寺院雕刻,故名。现国内仅存有零散版本。

(6)《资福藏》(思溪本):南宋中叶在思溪资福禅寺刻造竣工。入经1459部,5940卷。现北京图书馆藏5300余卷。

(7)《赵城藏》:金代刻造,元初又补刻过。以前未见传世记录,1933年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入藏(编入藏经流通)6900余卷,现存5600余卷。此藏不仅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本来面目,还补充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因而价值极高。

(8)《碛砂藏》:始刻于南宋末年,完成于元代,历时近百年。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今江苏吴县陈湖)碛砂延圣院(后改名碛砂禅寺),故名。陕西和山西均有保存,但略有残缺。1931—1933年曾根据陕西藏本影印过500部,缺佚者以《资福藏》本等补入。

(9)《普宁藏》:元初刻造,云南、山西、陕西等省均有保存。

(10)《弘法藏》:相传为元代官版藏经,然迄今尚未发现有流传下来的印本。

(11)《洪武南藏》(初刻南藏):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刻造。现存的孤本藏在四川省图书馆,稍有残缺。

(12)《永乐南藏》:一般称之为《南藏》,为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在南京重刻的洪武本藏经,但略有改动。现全国各图书馆多有保存。

(13)《永乐北藏》:明成祖继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刻成《永乐南藏》后,又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在北京刻经,至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竣工。永乐南北两个藏经的版本因多次地大量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庙,所以是保存下来的全藏中最多的版本。

(14)《嘉兴藏》:明末清初刻造。初在山西五台山开雕,因气候寒冷,刊刻不便,后迁至浙江余杭县径山等地继续刊刻,最后由嘉兴的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所以本藏既名《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此藏特点是摒弃了以往沿用的折叠式版本,而改为轻便的线装书本式;再是全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为《永乐北藏》的复刻本,《续藏》和《又续藏》系收藏外典籍而成。《嘉兴藏》版本格式的改进和吸收藏外佛教典籍的特点,对后来的刻经和佛藏的编纂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5)《清藏》:又名《龙藏》,系清代初年的官版藏经。在木刻藏经中,它是我国藏经版片至今基本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