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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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1)

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人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方式的普及,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灌注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魏晋以来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呈现出与先秦、两汉文学的不同面貌,其重要的、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生命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的冲击、渗透、感染和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讲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增添两种新成分,带来两种新变化。第一,中国文学如《诗经》等原重人事,庄子散文富于玄思,达观任运,顺应自然,汉赋重描绘山川风物,而佛教不同,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意境。唐代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批判宇宙人生,对自然人事多作超越的批评,宣扬彰善瘅恶、因果报应的佛教主旨。第二,中国固有文学较少富于幻想力,很少超时空、超现实的幻想,偏重于写实的描述,即使是一些列仙传、神仙传,也显得简单拘谨;佛教不同,它富有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无边无际,表现了浓烈的浪漫色彩,影响所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第一节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园地。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量的佛典,他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度论》等,译文弘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其中《维摩诘所说经》叙述大乘居士维摩诘有疾,释迦牟尼佛遣诸弟子前往探问,多数弟子因畏维摩诘的神通辩才,不敢前往,唯有舍利弗和文殊师利敢去,于是维摩诘为他们现身说法,应机化导,显示种种神通和辩才无碍的本领,宜扬大乘佛教义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这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妙法莲华经》虽以宣扬众生都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人人皆能成佛为主旨,但是经文譬喻较多,有不少优美的寓言。题为房融笔受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简称《首楞严经》、《楞严经》,有人疑为唐人伪撰。),宣扬通过由低到高的修行阶次,达到诸佛国土的教义,生动形象。这三部经典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驮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叙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书是佛经译本中文学色彩极为浓厚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影响也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于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尔后文学的发展。

印度佛经重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印度佛教重视利用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大量寓言故事,作为“喻体”,附会上自己的教义为“喻依”,来解说和宣传自己的教义。佛教经典中,除了散在大部头经典中的许多故事以外,仅以“譬喻”为名的,就不下六种。其中以《百喻经》(《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也简称《百譬经》。)最有条理。此经为南齐求那毗地译,二卷。列举譬喻故事近百条(《百喻经》号称“百喻”,实际上只有98喻。),以宣传佛教教义,劝喻人们信佛。这部寓言性质的佛教文学作品,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佳喻很多,若果剔除其说教部分,实也具有移情益智的作用。鲁迅先生曾将其当作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捐款刻印,以广流传。从文学发展史来看,《百喻经》等寓言故事的译出,为我国的寓言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前进、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是伴随佛教而传入印度声明论(声明论:古代印度学者研究的一种学问,近于语言学中的训诂和词汇学。),导致了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另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渗透,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一、四声、八病和格律诗

中国古代诗歌也是注重音节的,《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三百篇就是诗乐合一的。古代作家也逐渐重视对声律问题的探讨,魏李登就曾作过韵书《声类》(已佚),但是,毕竟长期来并没有音韵规则可循。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交往密切。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以及与沙门昙济过从甚密的周颙,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沈约等人发明声律论,既吸取了我国以往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直接受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的结果。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和论述,他说:

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d,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四声三问》,见《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沈约撰有《四声谱》(已佚),并提出八病之说,强调做诗应避忌八项音律上的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沈约一派人的诗歌创作,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重要转折。虽然四声、八病之说为诗歌创作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禁忌,容易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助长追求雕饰、绮靡柔弱的倾向。但是注意诗歌的格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诗歌的音节美提高到首要地位,有了人为韵律,使人们有可遵循的律诗格式,这对于古体诗向律体诗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般若与诗,禅与诗

中国诗坛,在魏代中期以来,玄学思想成为了诗歌的基调,出现了所谓“玄言诗”。后来玄言诗一度消歇,至东晋时代又重新兴起。与此同时,佛教般若学也得到广泛的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的思潮给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影响,一些佛教学者就在玄言诗的土壤上,散播新的种子,结出了新的果实,形成了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由此在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佛学渗入诗歌领域的新局面。这些诗作或融合玄学,或结合山水,或独说佛理,表现出佛教诗歌命意构思的新特色。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般若学学者支道林(支遁),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杰出的佛教诗人。他的作品很多,现保存于丁福保编《全晋诗》的尚有诗18首。支道林深通庄学,对《庄子·逍遥游》有独特高超的见解。他的诗结合老庄思想和山水自然,文采冲逸,才藻新奇,极得文人的赞赏。当时玄言诗的著名作家孙绰、许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游,共探玄理,深受影响。晋宋之际的大诗人谢灵运(康乐),也是对佛学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他极善于刻画自然景物,所作诗大都描写浙江、江西的山水名胜。他继支道林的路子,进一步把山水和佛理结合起来,在刻画山水个性的作品中,移入一种怡然自得的意境。谢灵运在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流行的情况下,转而着意山水景物的描写,这对于玄言诗的消歇和山水诗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支道林是开结合老庄山水创作诗歌之先的话,那么,谢灵运则是诗歌创作上“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转关人,他开文学史上山水诗的一派。此外,单说佛理的,有支道林的《咏怀诗》、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谢灵运的《净土咏》、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等,在玄言诗、山水诗之外,另成机杼。

唐代禅宗兴起和唐诗蔚为一代文学精华几乎同时,归趣根本不同的宗教与文学相得益彰,这其间存在着相互联结的内在因素和并行兴衰的变化轨迹。禅和诗都需要内心体验,都重视象喻和启发,都追求言外之意。禅宗这种宗教实践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某些类似性,提供了二者相互沟通的桥梁。禅宗自南朝竺道生唱导佛性论、顿悟论逐渐演变而成,唐诗则由南朝“永明体”和山水诗缓慢蜕变而来。在唐代,一些著名诗人谈禅、参禅,做诗表达禅趣、禅理,禅师也和诗人酬唱、吟诗,表达人生的理想、境界,从而表现出禅对诗的单向的强烈渗透和深入浸染,为唐代诗歌创作打开了新路。禅对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即把禅意、禅味引入诗中;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即以禅宗的观点(禅理)论诗。以禅喻诗涉及文学理论,留待下面再论。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的禅趣。如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字摩诘,平生奉佛,索服长斋,仰慕和崇拜维摩诘居士。他是唐代著名诗人、画家,兼通音乐。当时有所谓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王维的诗篇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辋川集》)远山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黄昏时分落日微光返照在深林里的青苔上,象征着世界的无常。这是依据禅宗的“返照”、“空寂”的义理,通过描绘鹿柴深林中傍晚的景色,表现寂灭无常的心境。又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同上)芙蓉花,此指辛夷花。诗是说在幽深的辛夷坞山谷里,辛夷花盛开怒放,又纷纷凋谢。这是通过写花自开自落的情景,表现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一种任运自在的恬淡、空灵的心境,也正是禅宗的人生处世态度的形象表述。和王维同一类型的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作品也都义本经论,语言较为典雅,佛理与情景交融,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光佛影。另一种类型是用通俗诗,也就是以通俗语言表述佛理禅机的,有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王梵志(约590—660),原名梵天,唐代著名诗僧。他写了大量的诗篇,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如“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王梵志诗校辑》卷6)他以平实质朴、通俗浅近的语言,表达了否定世俗见解,寻求超脱心境的佛教思想,长期来为禅师们所引用。寒山子,一称寒山,唐代著名诗僧,有诗300余首。寒山子曾与友僧拾得居姑苏(苏州)城外寒山寺。他的诗作明白如话,机趣横溢。如《茅栋野人居》诗说:“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寒山子诗集》)表现了作者清幽冷淡的心境。又如《一住寒山万事休》诗说:“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寒山子诗集》)抒写了任运自在的禅趣境界。寒山诗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响久远。如白居易的《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炎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白居易集》卷32)诗文饱含禅味,语言通俗直露,接近于寒山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