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看似褒扬胡适，其实是将乃师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做一分别。前者主张读书，后者实为找材料。王国维以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这不仅批评疑古派，也针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帐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载《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萧公权也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往往在立论之后才大量补充材料，虽因悟性高而不至于大谬，毕竟有先入为主之嫌。选择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为题，用意不在申明其贡献，而在指出其流弊。用以比较的对象，主要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后来写成的《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一文，虽然主角变换，立论基本是那次关于梁启超报告的引申。
现在反省，当时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了解仍然表浅。尤其对于学者的身世交游缺乏足够认识，连王国维号观堂缘于京都亦蒙小野信尔教授赐教，论人论学，很难入木三分。或许因为对梁启超贬义过甚，讨论时有学者提出，评价学术，除非评论者的见识超过所评对象，否则难以征信。欧洲学者亦有人见解相同。此说多少有点悖论的味道，值得一评的前贤往往名重，后学高明与否，须待时间检验。但由此所得启示，是必须解决研究学术史的方法问题。追寻前人的相关研究，可为入手前提。
§§§第二节 学术史
“汉学”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历来认识不一。“国学”概念的争议更大，傅斯年等人甚至根本反对用这一名词来涵盖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欧洲汉学本身并无后来学术界所认定的藩篱，国学也几经转折变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在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更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因为任何概念的抽象都后于事实，只能概括现象的主要和基本特征，不可能涵盖一切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概念的不确切恰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书即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概念并作为标题。
20世纪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与自我认识同步进行，汉学研究史始终为世界各国学术界所关注，除了专题性论文和目录学形式的成果（如考狄（HenriCordier）《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外；全面概述的论著有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为法国教育部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所编《法兰西科学》第2卷（巴黎，1916）所写《汉学》，马伯乐（Henri Maspero）为“历史评论丛书”（BibliothequedeLa Revue Historique，Paris，1927）之一《最近五十年的史学与史学家》（Historie et Historiensdepuiscinqanteans）所写关于中国与中亚部分（这篇为法兰西亚洲学会百年庆典而写的综述，长达43页，分时期和门类评论20世纪头25年全世界中国研究的发展成果），俄国东方学大家巴尔托德（W.Barthold）撰写了《欧洲及俄国的东方研究史》（虽然初版于1911年，且以俄国为主，范围包括中世纪以来的整个东方研究，但后来再版时有所增补，而且汉学研究为其中重要部分。此书1913年译成德文出版，在欧洲影响广泛），德国的海尼斯（Erich Haenisch）写了《汉学》一书（柏林，1930）；分国别的研究综述则有福兰克（OttoFranke）所写《德国的汉学研究》（见《东亚的新生——远东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研究论文集》，汉堡，1911），傅路德（LutherCarringtonGoodrich） 《美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States，in：The Chinese Socialand Political ScienceReview，vol.15，no.1，Apr.，1931）等。
日本的中国研究在方法上多受欧洲汉学的影响，尤其重视收集整理学术情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利用其与欧亚各国的广泛交流之便，密切注意欧美各国的研究动态，对各种著作、刊物的出版，学者的研究动向及生平，相关学术组织与活动，均及时予以报道和评介。综合论文有岩松五良的《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载《史学杂志》，第33编第3号，1922年3月），和田清的《西洋诸国に於る支那学の现况》（载极东通信社编：《北京周报》，第228—230号，1926年10月17日至10月31日），田中萃一郎的《支那学の沿革》（载《东洋学报》，第8卷第1—4号），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现况》（载东亚同文会调查编辑部编：《支那》，1927年第 7—9月号）、《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关系诸杂志》（载《东亚》，第7卷第10—12号，第8卷第1号，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专著则有石田干之助的《欧人の支那研究》（见《现代史学大系》，第8卷，东京，共立社，1932）、《欧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东京，创元社，1942）。国别的综述有松本信广的《佛兰西に於ける支那研究》（见庆应义塾望月基金支那研究会编：《支那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30），石滨纯太郎的《ロシアの东洋学》（载东洋史研究会编：《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6号，1936年11月），后藤末雄的《支那文化と支那学の起源》（东京，第一书房，1933），青木富太郎的《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东京，萤雪书院，1940）。
此外，欧洲有关汉学研究史的论著，多被及时翻译，如前述沙畹、马伯乐的论文和巴尔托德的专著，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被译成日文刊载出版。被翻译介绍的还有戴密微的（PaulDemieville）《法国の汉学发达》（载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研究》，第3卷第2号，1934年12月）以及《东亚》所载介绍苏俄东方学概况的论文（载《东亚》，第4卷第9、10号，1931年9、10月）。
国际汉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理当重视，加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派提倡按照西方汉学或东方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更需要了解动态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著名学者个人及其研究成果，而且不少人是由于留学等因缘，如冯承钧之于伯希和（PaulPelliot）、杨堃之于葛兰言（MarcelGranet）、姚从吾之于福兰克、郑寿麟之于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因研究领域兴趣相同而有多人介绍的，则以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为典型。另有个别的国别研究，如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年自刊本）。还有以专门为主线的综述，如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由于全面了解需掌握多种外语和多门学科的知识，否则应有长期情报积累，但中国当时这方面人才不多，语言好又具有相当研究能力者，多有各自的专门，不能全力以赴。最适宜此道的陈寅恪，归国之初曾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西人研究东方学之目录学，欲由佛经讲起。这实际上是为具体研究开道，而非一般性的概论综述。至于胡适、傅斯年等人，虽然泛泛推重国际汉学，留学期间所下工夫并不在此，很难全面具体地了解和把握国际汉学的态势。
以国际汉学史为专题研究，在中国主要开始于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时一方面受日本的影响，易于获得日本学术界积累的有关信息；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受到局限，不得不回避某些课题。同时法、德等国的汉学家聚集北京，开办研究机构和杂志，而重要的参考书如法国的考狄所编《汉学书目》共5册（含补遗1册），1938年由北平隆福寺文殿阁影印出版，为汉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主要研究成果有梁绳祎的《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书院编：《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唐敬杲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载《东方文化》，第1卷第2期，1944），王静如的《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北京，1943），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虽然出版于1949年，据其序言，实际写成于1943年）。
另外，还翻译了不少欧洲、日本学者的有关成果，如石田干之助的《欧洲的中国研究》，海尼斯的《汉学》（王光祈译，“中德文化丛书”之六，上海，1937），福兰克的《德国的汉学研究》（杨丙辰译，标题为《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载《研究与进步》，第2期，1939年7月），青木富太郎的《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唐敬杲译，改题《六十年来日本人之中国学研究》，载《东方文化》，第1卷第1期，1944）。
不过，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虽然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国际汉学研究史专著，却不免以抄撮代著述之嫌，书中关于鸦片战争后汉学发达部分主要依据梁绳祎的论文，却未注明。时贤推重此书而未曾指出，不免失之于蔽。
抗战胜利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的旋涡，只有方豪等人发表过《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载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0日）、《中法文化关系史略》（载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26日）等论文，内容简略。此后，因政治变动，有关研究主要在台湾地区继续发展，先后成立了几个专门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7）、《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汪秋雁编，台北，汉学研究资料暨服务中心，1982），撰写了一批论文（参见《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所附参考书目）。这些论著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汉学研究的状况有较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但对于了解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则提供的新信息有限，主要依据原来中外学术界的有关成果。
二战后国际汉学发生重大变动，汉学传统也成为一项研究对象和保护资源，欧美各国均有学者撰写国别的研究史。如戴密微的《法国汉学研究简史》（载东京东方文学研究所《亚洲论丛》，第11期，1966），米·苏远鸣（M.Soymie）的《中国研究》（载《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专辑《近五十年法国东方学：1922—1972》，1973），傅海博（H.Franke）的《德国大学的汉学》（威斯巴登，1968）等。甚至对于铁幕之后的苏联汉学研究状况，也有美国学者予以关注，撰写了《俄国的中国研究》（E.StuartKirby，RussianStudiesofChina，Totowa，N.J.：Rowmanand Littele-field，1975），并组织人力物力，设法与苏联汉学家沟通联系，由各方面的专家集体撰写了《苏联的前近代中国研究：近来的学术评估》（SovietStudiesofPremodernChina：AssessmentsofRecentSchol-arship，Gilbert Rozmaned.，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4），主要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研究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进行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逐渐恢复，虽然在对战争的反省过程中学者们更多地受中国革命理论的影响，但对国际汉学仍予关注，尤其是对曾经给予日本东洋学和中国学影响极大的法国汉学，不断有所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美国的中国学影响日益扩大，重新检讨和调整原有的观念方法已不可逆转。为此，有人将欧美的东方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中发现利弊得失（参见福井文雅：《欧米の东洋学と比较论》，东京，隆文馆，1991）。
中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关研究较为沉寂，20世纪50年代初杨树达曾撰文记述其与苏联汉学大家阿列克（V.Alekseev）的交往，而对欧美、日本，则主要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环，如敦煌学史。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或在专题研究中涉及相关的国际汉学史，如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4）第17节专论《西欧汉学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或旧稿翻新，如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中的《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机运》、《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等数篇论文。
近年来，经人文语言学科的提倡努力，研究国际汉学颇成一时之热。相继出版了几个专门杂志，发表了一批论文译文甚至专著，国别的如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综合的如金应熙的《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另有介绍美国、日本中国研究概况的资料性手册，并举办过专题研讨会。其实此事绝非易易，既要掌握若干语言和浩繁的史料，又须了解分化日益细密的各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且须兼顾中外两面，还要进而区别主从正邪高下优劣。目前所见成果，主要还在翻译方面，至于研究性、综述式评论则有概略而少辨识，个案式则具孔见而乏联系，且因操之过急而不免格义附会。就此而论，中外学术隔绝数十年，虽经恢复，毕竟时日无多，了解认识反不及近代学者之广且深。因为同时代者往往是师生同好，体会自然较后来人贴切。如对葛兰言的研究，现在连欧美学者也须以杨堃的著述为主要依据。而近年的相关论著却甚少引述近代学者的成果。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翻译和汇集前人成果，在编辑汉学研究史目录索引的基础上，精选（包括翻译）一些优秀作品出版，首先了解相关研究的源流概况，进而把握选择取舍的准绳，然后才能言及深入研究。否则，很难摆脱低水平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