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似得狩野直喜好感，半年后去京都的陈源见到仓石武四郎等人，函告胡适：“狩野据说非常的佩服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61～462页。）但这或是狩野直喜的客套，或是陈源的恭维，因为恰在此时，王国维自杀身亡，狩野直喜撰文悼念时说：“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回忆王静安君》，原载《艺文》，第18年8号（1927年8月）；亦见《追忆王国维》，345页。）他认为用索引方式重新条理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大有筑坝令峡谷风景沉没之感，而主张保持和爱惜其自然风光。（参见《胡适》，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2页。）这无疑与胡适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是针对胡适的主张。在此前后，九州大学有人动议请胡适为外人讲师，遭到校长的反对而作罢。（参见《先学を语る：楠木正继博士》，载《东方学》，第62辑（1981年6月）。）
尽管胡适的学术成果多为日本学者注意而其主张引起的共鸣不多，但他对日本中国研究的态度影响却不小。从留学时代起，胡适就是近代中国主张理性对日的少数人之一，一面呼吁国人不要感情用事，一面警告日本必须改变侵略政策。他知道“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中国存亡系乎其手”，而主张从日本开始推行其人道主义。为此，他表示“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决心到日本住两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并批评中国学生“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为“大误”，誓为东瀛三岛的传教士兼朝圣者（MissionaryandPilgrim）。可是当他托人代购日本文法书准备学习日语时，朋友告以由阅历得来的真相是：“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对此胡适不禁叹道：“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学界也，则中日之交恶，与夫吾国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胡适留学日记》，532～533、613、621～622、673～675页。）
在对日问题上，胡适的“理智”态度和“稳健”主张几度引起激烈批评抨击，但始终坚持应学习日本的长处，认为“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3页。另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9年12月15日。），并将中日互相懂得赏识彼此的文化，视为两国和平共处的保障（参见《胡适的日记》，39～40页。）。为此，他曾为日华学会题词：“中国文化的特别长处在于侧重人生，忽视宗教，正德、利用、厚生，这是中国原有文化的三大目标。”（《日华学报》，第3号（1928年2月）。此题词显然有针对日本学者尊崇儒教之意。）
从1922年起，胡适介入了日本以退还庚款举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曾与蒋梦麟拟订计划，主张在中国国立大学和日本帝国大学互设中、日讲座，提倡东方文化研究。虽然抗议日本垄断此项事业的企图，主张却较为缓和。（参见《胡适的日记》，395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57～258页。）任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委员的日本议员大内畅三说，胡适不懂日语“是一件大憾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8月29日。1926年胡适还曾致函大内畅三，论中日文化事业。（参见《胡适的日记（1926.7.17—8.20）》，见《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338页））。
1935年以后，胡适的对日态度改变，和北平知识界一起反对华北特殊化，因而被日本视为反日派领袖。（参见《胡适书信集》中册，721页；《胡适年谱》，249～250、323～324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处理有关文化事业上，他仍保持一贯的理智。当时学术界主张对日索赔、搬回古书古物的呼声甚高，胡适认为私人购去的如莫礼逊文库，不必讨回，用庚款建的学术机关，在中国的可没收，在日本的应鼓励其继续维持。（参见《胡适书信集》中册，1053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84～285页。）1946年，他接到阔别20年的神田喜一郎的来函，并得知铃木大拙的消息。1927年胡适访问京都时，就与时任大谷大学副教授的神田喜一郎见过面，1930年8月，转任台北大学的神田喜一郎来上海访书，与之再度会晤。（参见《胡适年谱》，338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8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适与吉川幸次郎在赴美途中邂逅，毫无芥蒂的态度，令曾是京都乐友会馆听众一员、尚背负战败国民十字架的后者万千感慨。吉川幸次郎对胡适的学术主张异议不少，却认为在其后不大有像他那样对日本学者的业绩敏感的中国学者了。（参见《胡适》，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6～43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日两国学术界联系密切，经历战争创伤，仍得以逐渐修复，其中胡适多少有所作用。
胡适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成为他和朝鲜学者联系的契机。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也出现了建设本国新文化的呼声。1920年6月创刊的《开辟》杂志，以开新纪元，创新时代，养新人物为宗旨，于当年10月出版的第4号发表主编李敦化的署名文章《朝鲜新文化建设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识、普及教育、改良农村、都市中心、科学专家、思想统一六个阶段，实现新文化建设。而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势必为其所关注。该刊第5—8号连续译载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译者梁白华，名建植，字菊如，号杏村洞人，是当时朝鲜十分活跃的汉文学研究者。早在1917年11月，他就在《每日申报》撰文《关于支那的小说及戏曲》，指出：“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有利于发达本国文学，支那文学输入朝鲜三千余年以来，给予极大影响，深深扎根，故不解支那文学，不能于我国文学有一知半解。况且支那文学具有一种特性，于世界文坛大放异彩。支那为东洋文化源泉，思想郁然磅礴，词华灿然焕发，合北方沉郁朴茂与南方横逸幽艳成一雄浑壮大的支那文学，浸及于朝鲜、日本。”该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说戏曲发展简史及其对朝鲜的影响后，指出小说戏曲具有平民文学性质，希望与正在输入的西洋文学融贯调和。（参见《每日申报》，1917年11月4—8日。）他翻译青木正儿的论文，正是想借鉴中国的文学革命，以创建朝鲜的新文学。
1920年12月，《开辟》社致函胡适，寄赠已出各卷外，还请胡适为新年号题词。胡适从留学时代起就关注亡国的朝鲜同学，与金铉九结为友人，对其境遇充满同情，常以无力支持帮助为憾，自责道：“韩人对于吾国期望甚切，今我自顾且不暇，负韩人矣。”（《胡适留学日记》，582页。）接信后，即于12月19日题写“祝《开辟》的发展”，并复函：“适批阅贵志，方知贵志为东方文学界之明星，兹将数字奉呈，以为贵志之祝笔，代登为感。专此敬请贵社日益发展。同呈敝同事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君祝词，并乞收纳。”（《开辟》，第7号（1921年1月1日），此函《胡适书信集》未收。）祝词和复函一并影印刊登于《开辟》1921年新年号上。胡适致函青木正儿时，对《支那学》将变成一个“打破国境”的杂志表示“极欢迎”，并称《开辟》译登青木正儿的文章，“也是打破国境的一种现象”（《胡适书信集》上册，257页。）。
1921年1月，梁建植又致函胡适，表示仰慕，希望其赐稿和照片以刊载于《开辟》。（参见《胡适年谱》，91页。）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压制朝鲜民族主义者与中国进步人士的联系，《开辟》屡遭处罚，此事没有结果。两年后，梁建植参与的《东明》周刊于第2卷第16号（1923年4月15日）刊登了李允宰译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并附有胡适的站立照片。译者解题道：“中国文明精华雄浑，经史书集绚烂，诗赋词章灿然极备，旧文学足当世界。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世，全国一时风靡，破二千年迷梦，精锐步武高扬革命旗，对崇尚陈旧腐败死文学的朝鲜人以深刻刺激，特抄译供诸君参考。”
此后，胡适的思想主张陆续为朝鲜的报刊介绍，如整理国故、新诗创作、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等。（参见胡适著，李像隐译：《实验主义》，载《现代评论》，1927年5月号；丁来东：《中国文学的特征》，载《学灯》，第22号（1937年）；吴南基译，胡适著：《孙文学说之科学的批判》，载《新朝鲜》，1935年12月号；金刚秀译，李季著：《胡适著哲学史孔子论批评》（选译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6章“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载《新兴》，第8号（1936年）。）1925年1月，他应邀为《朝鲜日报》撰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界》，该报按语称胡适为“思想界之泰斗，青年界之头领”（译文载《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1931年，柳根昌在《新生》杂志10月号载文《扭转新中国命运的人物》，其中称胡适具有“英国人的沉着，美国人的创意，德国人的探究心”，是中国学界的代表。而梁建植除继续翻译有关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论文作品，介绍“文学革命首倡者中国的胡适不仅是哲学者，还是诗人”外（梁建植在这方面的贡献有《吴虞氏的儒教破坏论》（翻译青木正儿文），《王昭君》、《棠棣花》（译郭沫若剧作），《反新文学出版物流行》，载《开辟》，第23、39、44、58号；《学问·艺术》，《画家与模特》（译熊佛西剧作），载《新生》，1929年第1号，1932年第1、9号；《中国的新诗·望月》（智珠女史作），《忏悔》（巴金作），《新诗谈》（译胡适《尝试集》序），《草儿》（康白情诗），载《东明》，第2卷第6号（1922年12月10日），第2卷第14（1923年4月1日）、20（1923年5月13日）、21—23号（1923年5—6月）。），还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介绍。他先后翻译了戏曲《西厢记》、《琵琶记》、《东厢记》、《四弦秋》、《桃花扇传奇》、《马嵬驿》和小说《水浒传》，发表了《水浒传》、《五字嫖经》、《〈红楼梦〉是非：中国的问题小说》、《元曲概论》、《从艺术上看〈西厢记〉及其作者》等论文，介绍评论中国、日本有关研究和翻译的得失，其中关于《水浒传》、《红楼梦》各文重点评介了胡适的版本考订与观点论据。此外，他还撰写了《现代思想的源泉：老子学说大意》，叙述老子的生平学说，评介欧洲、日本的研究进展和趋势；翻译了章炳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主张借他山之石看中国固有学问。（以上文章载《东光》、《新民》、《新生》、《文艺时代》、《如是》、《文艺公论》、《东明》、《东亚日报》等报刊。）
当时朝鲜的思想状况，据1918年到汉城的蒋梦麟描述：“如果说朝鲜青年对日本的态度是仇恨，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就是鄙夷。年老的一代惋叹充满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蒋梦麟：《西潮》，181～18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梁建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评论，既批评旧礼教的过度压抑阻碍人性正常发展，又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称赞《西厢记》等作品是人性从礼教下解放的凯旋曲、纪念碑，与胡适主张的中国新文化及整理国故运动较为合拍。20世纪30年代初，梁是非海外文学派的主要成员（参见［韩］金允植：《韩国近代文艺批评史研究》，156页，汉城，一志社，1976。），但后来事迹竟不显于韩国，只有闵斗基教授关于胡适的近著有所论及。
胡适与朝鲜学者的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他曾有意访问韩国，因故未成行。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翻版《胡适文存》及其留学日记，胡适赠送一套给延世大学图书馆，并亲笔题写了赠词。
§§§第六节 彼岸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