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发端的中国国学研究，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梁启超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肇始者，其学术生涯与国学研究的前半期相始终，在许多方面不能不与日本发生联系和影响。不过，仔细考察，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学术界交往繁密的情形相比，梁启超与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疏离，而且前后更显示出由合而分的过程趋势，以至当其生命终结之时，日本东西两京的中国学界几乎毫无反应。由此不仅可以探讨梁启超学术中外来成分的渊源，更能进而验证其利弊得失。因为对于他的学术贡献与局限，见仁见智，其在世之日即分别甚大，身后评价更加判若云泥。此案于理解近代中国学术发展至关重要，梳理清楚，适以鉴今人而昭来者。
§§§第一节 肇始与先驱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严格说来是从流亡日本后才正式发端，且一开始就与国学结缘。其生平一般大别为戊戌、辛亥、民初、晚年四期，始终摇摆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而各有侧重。距政治越远，即与学术越近。其政治活动又分为政论与政务，政务越多，则学术越少；反之，纯粹政论时，学术比重相应上升。原因很简单，虽然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思想“好依傍”的旧习，由经史中寻求经世之道，毕竟是那时人们的立论基础，例外则为无根。万木草堂时期，梁启超已开始听康有为与陈千秋等人论学，但程度尚浅，“有听受，无问难”（《三十自述》，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16。）。掌教时务学堂之际，思想鼓动大于学术研讨，“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专集》，第6册，62页。），几乎是康有为万木草堂言论的翻版。众门生事迹显著者，多在从政一面。至于论学，则后来成名的杨树达虽然师事甚谨，所宗反而倾向与之对立的叶德辉。（参见《积微翁回忆录》；《郋园学行记》，载《斯文》，第9编第9、10号（1927年9、10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离开权力中枢，避祸东瀛，主持政论之外，便欲开始深入一步的学术研究。
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致函黄遵宪，提出创办《国学报》，由他本人和黄遵宪、马鸣三人分任其事，其意在于“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遵宪虽然称赞“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但表示两点异议：其一，“《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建议先作一国学史；其二，认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主张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待数年后新学盛行，再倡国学。此事议而未成，却是近代国学概念的重要肇始。（参见拙文《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载《历史研究》，1996（5）。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使用，前人虽指出源自日本，但时间笼统指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媒介则有称留学生者。据目前所见，当始于1902年，主要是赴日游历者（如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的国学概念移指本国的既有学问。）
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动因之一，当为针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主张。戊戌后，师徒二人一度政见分歧明显。1902年初，梁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与康的宗旨公开冲突。其欲磨洗光大旧学，显然有从经史正途中寻找不尊孔的依据之意。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学界最光明的时代莫过于战国，原因在于思想自由，“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保教尊孔，则精神相反。在答复康有为的指责时，他接受了黄遵宪暂不宣传旧学的意见，以鼓吹新学说改变国人思想为救国急务，但仍坚持连黄遵宪也不以为然的批孔。动因之二，欲以保国粹养成国民，则是受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且引日本为依据。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卷即揭出由学术思想求一国之精神的主旨，并特意对青年声言：“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所以黄遵宪婉转反驳道：“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后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时引申其意，称日本明治初年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而开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275～293页。）。此外，喜好佛学的梁启超曾与日本僧人讨论过佛教救国之事。这一段反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游归来转向东方主义埋下伏线，表明他虽然趋时擅变，毕竟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根源。
19世纪20世纪之交，正值日本国粹主义盛行之际，这一大语境无疑促使梁启超萌生保存国粹之念，但具体到创造性使用国学概念，还有因人而异的殊遇。其要有二：
一为交友。梁启超到东后，与“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数十”（《汗漫录》，载《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此为1899年底以前的情况。）。其中直接影响其国学概念者有二人，即陆实和古城贞吉。前者号称日本反对欧化，主张国粹，倡导日本主义的中流砥柱，以所办《日本》报为轴心，聚集了不少汉学者和国文学者。（参见《对支回顾录》下卷，918页；《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23～37页。）他曾对梁启超批评日本当局一味模仿德国主义办教育，表面文明，内容腐败，“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载《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虽然梁启超由此领悟的是以自由反对服从，陆实的所谓独立自重，则应以国粹为本。
古城贞吉与梁启超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戊戌前《时务报》刊行之时，古城贞吉就是该报聘任的东文翻译，与主笔于此的梁启超算是同事。这位从与日本汉学关系极深的济济黉中学出身者，1897年便出版了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学史》。这一阅历势必影响其译事。1897年4月，他翻译了《东华杂志》所刊《汉学再兴论》，登载于《时务报》第22册。该文描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汉学的兴衰起伏及其与西学、日本国学的关系道：“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古城贞吉在中国游学及担任新闻特派员数年，归国后任东洋协会殖民专门学校（后改名拓殖大学）讲师。（参见《先学を语る：古城贞吉先生》，载《东方学》，第71辑（1986年1月）。1896年古城贞吉任《时务报》翻译之初，尚在日本，年底来华。）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贞吉曾明确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吴汝纶：《东游日记》壬寅六月三十日（1902年8月3日），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796页。）。可见国学一词，源自日本，本意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日本人士在向中国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时，不能称汉学，而以国学为替代。中国遂借指本国学术。因而东亚三国，各有其国学。
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主流学者，与梁启超也有所接触。1899年5月，经姉崎正治介绍，梁启超出席了日本哲学会的春季例会，并发表《论支那宗教改革》的论文，与会长加藤弘之、汉学家重野安绎、佛学家井上圆了、东洋史家三宅米吉等有一面之识。不久，《清议报》两度刊载井上哲次郎的文章。后来成为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戊戌后曾一度与梁启超会晤，并载文对梁刊于《日本人》杂志的《论中国政变》发表读后感，后又在上海与张元济谈及梁启超。他开始对梁期望甚高，以后则渐有保留（参见J.A.Fogel，“Politicsand Sinology：The Caseof Naito Konan”，in Council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pp.90100；［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关する基础研究》，平成六年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8、15页。），对当时日本“支那通”与亡命的康、梁频繁来往的情形不以为然，闭门自修（参见《续对支回顾录》下卷，759页。亦有资料说1904年内藤虎次郎曾与梁启超见面。）。在此期间，内藤虎次郎与同样避祸日本的文廷式交往而回避康、梁，政治原因当在其次，学术方面主要是出身学海堂的文氏与康、梁渊源迥异，而与自己服膺张之洞的好恶相近。
要因之二为读书。梁启超流亡日本，稍学日文，即“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汗漫录》，载《清议报》，第35册；《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第10册（1899年4月）。）。所读不仅为日本翻译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西书，也有日本学者按照西学新法撰写的中国文史论著。他写于1902年的《东籍月旦》，在第二章“历史”第二节“东洋史”中，列举评点了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木寺柳次郎、泷川龟太郎、田口卯吉、白河次郎、中西牛郎等人关于东洋史和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囊括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述。
其时影响近代日本中国研究至深且远的京都学派尚未出世，东京的东洋学派仍在草创之中（参见［日］三宅米吉述：《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见《那珂通世遗书》，25～33页。），而梁启超目光如炬，反应敏锐，所评多能中的。他知道东洋史学为新创，“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现行东洋史之最良者”。又指最晚出的桑原骘藏著《中等东洋史》，“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条理颇整，繁简得宜，论断有识”。儿岛献吉郎是出道新手，市村瓒次郎则为东京帝国大学名家，但后者所著《东洋史要》仅有中国，忽略其他，并非完璧。而以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为最佳本。对于日人所著中国史，梁启超的评价较低，虽也指出其注意民间和不避讳等优点，总体认为或体例过旧，或内容太略。他较重视中西比较的史论，从中受到的启发较多。可以说，梁启超对此时日本中国研究的版本目录学（包括中译本的优劣）相当熟悉，尽管其立论角度不免偏重于思想性。他的基本看法是：“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上，教育，79～82页，上海，广智书局，1908。）了解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术史，应是他写作《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并有意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学术准备。
《东籍月旦》在近代中国人的日本中国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显示转折意义。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学者交往不断，开始主要与旧式汉学名家，如竹添进一郎、冈千仞、岛田瀚等，以后逐渐转移到新进的东洋学者和中国学者。但这时中国能用近代眼光看待日本学术变化的尚乏其人，不要说与日本汉学者有所交往而未曾东渡的晚清诸大儒如俞樾、王闿运、张裕钊、叶德辉等，就连到过甚至久住日本，并与新旧学者均有联系的杨守敬、文廷式、陈毅、吴汝纶等人，也无此眼界。曾经论及日本学术的杨守敬，只能指出旧式汉学多宗明代学术的粗疏。而章炳麟鄙视东瀛汉学，罗振玉尚未致力于学问，王国维则仍在求学之际。梁启超在毫无凭借的情况下，仅靠半解半猜地阅读日文书籍，便能够划清汉学研究的新旧派分，足以显示其用功之勤与悟性之高。可惜当时中国尚无人致力于此，否则不失为入门捷径。
不过，梁启超虽然极力鼓吹学习日文，所用“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第10册。）的和文汉读法，却于了解日本学术文化只能浅尝，难以深究。而梁氏仅看懂大略，即任意敷衍发挥。其在报刊上所撰时论杂文，多有源自德富苏峰等人的著作而不注明者，因此留学生斥其剿袭剽窃。学术著作方面，也往往类此。据说所著《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均本于日本学者的著作。（参见彬彬（徐彬）：《梁启超》，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1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就观念架构而言，日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这方面情形较为复杂，因为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时常依据中国学者的著述，而梁启超也可以读到原著，行文又极少注明出处，分清源流，甚为不易。1921年武内义雄撰文论述中国古代南北学术的异同，引俞樾《九九销夏录》和黄以周《子游子夏文学说》作为学分南北始于南北朝或始于周末的依据，与梁启超写于20年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关章节的旨趣引征颇多重合。（参见［日］武内义雄：《南北学术の异同に就きて》，载《支那学》，第1卷第10号（1921年6月）；梁启超文从1902年3月的《新民丛报》第3号开始连载。）如果梁著本于日本书，则武内义雄并未提及，当为失察；否则两人均直接依据俞、黄旧著，而梁书尚在前面甚远。日本学者虽然很少引据梁启超的著述，实际上却颇为关注，只是梁书无注，行文又往往凭借日常读书印象，作为学术论著难以征引。
§§§第二节 “耳痛”的书评
梁启超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出色表演只是昙花一现，其注意力很快转向政论与政务，民国以后，更长期从政，直到1917年退出政坛。而且此后虽声言专注于学术文化，毕竟不能不时时分心于腐恶不堪的政治。但10年之间，他挟昔日文笔风行海内的余威，写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又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成为享盛名于时的“大师”级学者。
在此期间，日本东西两京学派并立之势早已形成，人才辈出，著述不断，尤其是京都的中国学研究，在中国学者如王国维、陈垣、胡适、陈寅恪等人看来，成为巴黎之外国际汉学界的又一中心。由于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倡导按照中国当代学者同样的观念方法治中国学，京都学派与中国新旧各派学者的联系交往十分广泛，尤其看重旧学功底深厚，又能把握近代新法，创获极多的王国维。而较早关注近代日本中国研究的梁启超，在治学领域相互接近的情况下，与日本学者的关系反倒呈现日益疏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