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大都偏于温故不能知新与不温故而求知新（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52页。），或舍己从人，或抱残守缺。如何超越保与弃的两极，调适发扬，成为一大难题。清末以来的国学研究，在承继清代朴学基础上佐以欧洲汉学新法，创获不少，弊亦随之。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因为西洋学者受过各种史学辅助学科的专门训练，“是以他们对于中国民间故事、语言、礼制生活及历史的特殊现象，比较中国本国的学者容易明白认识，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人类学、佛教及中国周围民族的语言各方面处处可见”（［美］恒慕义著，郑德坤译：《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载《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而批评者或持义理，或标通儒，责人虽中时弊，自己却不免墨守与粗疏。结果，“哗众取宠之士”蔽于今和浅，而“老师宿儒”又不免蔽于古与博。（参见缪钺：《与学衡编者书》，载《学衡》，第59期（1926年11月）。）在京都学派看来，“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日］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原载《艺文》，第18年第8号（1927年8月），转见《追忆王国维》，345页。）。无本可据、无所适从的中国学人日益失去学术自信，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中国本土研究之势。
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表现一是“发见”多于发明。今人所见史料，超过近代学者，而读懂史料的能力则远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其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的字未识完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近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而成的东西愈是自为系统，就愈是肢解真实系统。中国学者方法上不能跟上几经转手的欧美中国学变化的频率幅度，而以后来外在观念断章取义文献，则有过之无不及。二是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识小？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结果，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被人为肢解，精华难以充分展示。这势必导致贬低其发展程度。葛兰言的理论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类学和神话学范围内产生影响，然后再反作用于汉学，原因在于其方法适用于前者，而与后者不相凿枘。当年松本信广为葛兰言辩护的依据，是认为葛氏的中国研究与涂尔干派的社会学者对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结果一致，批评前者必须批评后者，反之，承认后者就必须承认前者。这正是将中国文化与所谓未开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现。（参见［日］松本信广：《佛兰西に於ける支那研究》，见《支那研究》，388页。）欲救其弊，不仅视野应从四裔转向内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须与对象吻合。
§§§第五节 了解之同情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学术，本守中道，清中叶汉宋之争大起，虽有统治者人为作祟，根源还在方法本身。历史以人为中心，其发展包括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欧洲学术因此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派，相互竞进，却将本来统一的两面割裂。汉宋之争类此，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则琐碎。但历史本身是两位一体。清代考据正统，与欧西近代科学主义暗合，反而偏离中国学术传统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调和汉宋。自欧化思潮风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而考据再兴。1921年梁启超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于史料的收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专集》，第1册，167～168页。梁启超认为史学家喜欢补残钩沉是受科学的影响，欧洲因大题目已做完，故可以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而中国如一味行此捷径，则史学永无发展。）。后作补编，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人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钱穆致李埏函，转自《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此函写于抗日战争期间，其见解却早有表露。1933年2月，钱应邀为罗根泽编著的《古史辨》第4册作序，表面替考据辩护，其实“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颇有慨于现今大思想家的缺乏”，因而有评论称“这在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之中尤其是对症发药的文字”。朱自清说，“盖钱意调和汉宋，其志甚伟。”（《朱自清日记》，1933年5月19日，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指责整理国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皮毛，吐弃故籍”，“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载《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重提调和汉宋，主张通专并重，以专求通。与此前章炳麟、张尔田等人不同，他们吸取西学的研究和表述新法，与宋儒及清初学者的观念方法融合，实际写出作品。不过，具通识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与不通，分别不在对象而在见识，加上变通经致用为通史致用，形通而实疏，则仍为蔽而不通，因而所获承认有限。梁启超的粗浅博杂，自认不讳。渐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对成就较著的钱穆的著述主张也白眼相加。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有意无意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其治宗教史的严密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主张用一时代之新材料治一时代之学问以预流的陈寅恪，则宣称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内。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参见王育伊、王锺翰所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评，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