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集中论述了战争活动中“虚”、“实”关系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这一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揭示了军事上“避实击虚”的一般原则，并提出了在作战中如何掌握虚实，如何转化虚实，如何运用虚实的基本要领。孙子强调要通过对“虚”、“实”关系的全面认识和辩证把握，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即“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做到这一点，其关键在于如何争取优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此，孙子提出了著名的作战指导原则——“避实而击虚”。而这一原则在作战行动中的具体化，就是要做到：（1）示形于敌，迷惑和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弱点，然后予以打击。（2）集中优势兵力猛烈果断地打击敌人，即所谓的“以十击一”。（3）因敌变化而取胜，在作战过程中不机械、不呆板，根据敌情变化，随时调整部署，始终保持主动。（4）察知战场地理，了解战场天候，“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并采取策、作、形、角等方法，全面掌握敌情。（5）正确选择主攻方向，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出其所不趋”，“攻其所必救”。孙子认为，只要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作战措施，那么，战争的胜利不但“可知”，而且也是完全“可为”的了。
《孙子兵法》十三篇，篇篇围绕作战指导这个核心问题而立论，而《虚实篇》则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唐太宗李世民的意见可以作证，他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虚实篇》对军事活动中“虚”、“实”对立统一关系作了精辟分析，全面论述了作战指挥中争取主动权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世民是何等人物，作为雄才大略、用兵如神的旷世大帝，能有几个古人入他的法眼。可在孙子面前，他变得相当虚心，说了大实话，给《虚实篇》以一个崇高但又准确的定位。而细读本篇，我们可以发现它也的确当得起李世民的称颂；孙子对“虚”、“实”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毫无疑义已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既讲清楚了“虚实”的核心，又说明白了运用“虚实”的手段，还解释透了转化“虚实”的条件，可谓是包举无遗，剔精抉微。
所谓“虚实”，是一个重要的兵学范畴。它的含义十分广泛，一般而言，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虚”指的是兵力分散而薄弱，“实”指的是兵力集中而强大。表现在具体军情上，大凡怯、饥、乱、劳、寡、不虞、羸弱为“虚”，勇、饱、治、逸、众、有备、强盛为“实”。总之凡是构成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各种因素，譬如兵力的大小、优劣、众寡、强弱、分合，部队的劳逸、饥饱、治乱、懈备，部署上的疏密、坚瑕，兵势上的锐钝，士气上的高低，心理上的勇怯，行迹上的真伪，处境上的安危，地形上的险易，等等，统统属于“虚实”的范畴。掌握得是否得当，运用得是否高明，转化得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显而易见，避实击虚是作战指导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孙子对它如此重视，要用专篇来阐发这个问题。
“虚实”的核心宗旨，就是积极夺取作战的主动权，创造条件，争取优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众所周知，主动权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在战场上，谁失去行动自由，让对手束缚住了手脚，进退不得，攻守无措，谁也就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可见，主动权即军队命脉之所系。孙子对这层道理早有深刻的领会，并用简洁深刻的一句话，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动权的不朽命题：“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子强调，这既是理解“虚实”关系的钥匙，也是正确运用“虚实”、转化“虚实”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一原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灵魂。无怪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要这么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知道“虚实”，目的是为了转化和运用“虚实”，而转化和运用“虚实”，在于要找到走得通的途径，拥有管用的手段。孙子认为，这手段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万变不离其宗，一句话“避实而击虚”。要打赢仗，窍门是让自己处于“实”而让对手据于“虚”。正如《管子·兵法篇》所讲的，善于指挥打仗的统帅，总能让对手处于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就像双脚踩在虚空当中，全身上下使不出一点劲；就像同影子搏斗，忙活半天全是白费力气。然而构成“虚实”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指挥员去发现，去创造，去把握，而实现这一步骤的有效途径，则是在军事行动中努力做到“避实击虚”，完成敌我虚实态势的转变。如此，“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意图便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克敌制胜就有了充分的保证。
“避实击虚”，主要指在用兵打仗时，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却又是性命攸关的部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敌人欲守不得，欲战不能，进退失据，在劫难逃。这一点很重要，即“虚”不是单纯的虚弱，如果只是单纯的虚弱，而与战略全局不发生关系，那么即便攻击成功，也不能对敌人真正有所伤害，对战略全局产生不了实际的影响，只有打击敌人虚弱但又是要害的地方，方才是打蛇打七寸，真正置敌人于死地。就像乌巢之粮草，袁绍军队的守御并不严密，使曹军有机可乘，这是袁绍方面军情上的虚弱之点；然而，军无粮，兵自乱，袁绍一旦丧失了这个后勤资源，那么全军便会陷于彻底的被动，只有失败的前景在等着他，所以乌巢之粮草的有无对袁绍来说又具有致命的意义。既是弱点所在又是要害所在，曹操出其不意一把大火烧了乌巢粮草，就完全掌控了战局，为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这才是“避实击虚”原则的高明理解和巧妙运用。
可见孙子所说的通过“避实击虚”来争取作战主动权，重点表现为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力求从根本上调动对手，制服敌人。所以他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在他看来，只要在作战目标以及方向选择上贯彻了“避实而击虚”的方针，那么就等于有了主动权，就可以达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的目的了。
孙子“避实击虚”以争取主动的原则，还表现为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避免同正处于士气高涨、斗志旺盛阶段的敌人作正面的交锋，而要通过各种手段瓦解敌人的士气，消磨敌人的斗志，使得之失去锐气，显现虚弱之象，尔后乘虚蹈隙，实施突然而凌厉的打击，夺取战争的胜利，即所谓“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察知战场地利，了解战场天候。并采取“策”、“作”、“形”、“角”等手段，全面掌握敌情。孙子认为，要贯彻“避实而击虚”作战方针，争取“致人而不致于人”，就需要掌握各种情况，从中分析利弊，制订正确的对策，这样就可以“千里而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了。
孙子指出，军事指挥员所应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概略言之有两大类，一是天时地利，即“知战之地，知战之日”；二是敌情。一般情况下，第二类情况比较难以了解。为此，孙子着重论述了了解和掌握敌情的方法，“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应该说，这是非常具体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它能够保证我方及时、全面掌握敌人的作战计划、活动规律、作战部署、强弱环节，为我方定下作战决心、制订作战计划、“避实击虚”提供客观根据，从而保障在作战中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
因敌变化而取胜。孙子强调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说，高明的作战指挥者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要切忌僵化保守，拘泥成法，而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调整兵力部署，改变作战方式，始终保持主动：“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在孙子的观念中，唯有“因敌而制胜”，方可排除干扰，顺利实施“避实而击虚”的作战指导，真正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驾驭“虚实”、运用“虚实”、转化“虚实”，由用兵的“必然王国”进入用兵的“自由王国”。
要“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各个歼灭敌人，乃是不可忽略的环节。
俗话说“双拳不敌四手”，在体力、功夫等其他条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一个壮汉同时与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壮汉开打，往往要吃亏，不免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一般的常识。
用兵打仗的道理当然要比拳脚相加的打斗深奥复杂得多，不过在有些方面两者之间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人多练众”，作战双方谁拥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能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乃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大体而言，两军对阵交锋，凡兵力薄弱、指挥笨拙的一方，一般情况下，总是比较被动，总是玩不过人家。所以，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众寡分合”的著名命题。所谓“众寡”，就是兵力的对比问题；所谓“分合”，就是指兵力的部署使用问题。两者的核心所在，就是要集中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优势，分一为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敌人。
孙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并系统阐述“众寡分合”作战原则的兵学大师。在《谋攻篇》中，他明确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把这看成是“知胜有五”的一项重要因素。这里的“众寡”，当然是指兵力的多少，而“用”则是指兵力的运用，也即《军争篇》中所说的“分合为变”。孙子认为，要确保掌握主动权，使胜利的天平朝着自己一方倾斜，就必须按照“避实击虚”的原则，在战场交锋时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他在本篇中反复阐发了集中兵力对于达到“避实击虚”效果的重要性，此外还在其他篇章中一再提出怎样集中优势兵力的种种主张：“并力”、“我专为一”，从而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
兵力的大小与兵力的集中分散，并不是同一回事情。在总体上说，兵力对比虽然占优势，但是在具体作战过程中也极有可能因兵力部署的分散而丧失优势；反之，尽管兵力在总体上占劣势，但也有希望通过相对集中而形成局部上的优势。这说明，集中兵力是有一定条件的，从主观上说，敌我双方谁也不傻，都力求集中兵力，千方百计追求战场上的优势。然而能不能实现这个初衷，则取决于指挥员主观能动性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叫做“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换言之，必须通过高明的指挥，使我方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才是集中兵力的症结关键。
孙子不愧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在“众寡之用”问题上，他既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以十击一”；又积极探讨如何在战争活动中，通过对“分合为变”等手段的运用，来达到集中兵力、掌握主动的目的。
孙子认为集中兵力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从战术上讲，就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人暴露真情而我军不露任何痕迹，即敌人在明处作靶子，我方在暗处施算计。他进而论说道，这样一来，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通过调动敌人，来使我方的兵力集中在一处，而让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于是，集中兵力的意图即得以实现，我方便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了，从而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而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之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出现“吾所与战者寡”的局面，使得敌人原先的“四手”变成“双拳”，使得自己原先的“双拳”变成“四手”。基于这样的想法，孙子非常乐观地表示了必胜的信心，“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是孙子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所以，他在肯定集中兵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分散兵力的危害性，给所有的战争指挥者敲了警钟。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如果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单纯企求“无所不备”，那到头来势必形成“无所不寡”，不能实现“我专而敌分”的意图，也就失去了“避实击虚”主动地位的物质基础。据此，孙子一再语重心长地提醒战争指挥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这一类分散兵力的错误，因为那样做是彻头彻尾的“败之道”，到头来一定会覆军杀将，自取其辱，想哭都来不及了！
“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孙子集中兵力，以镒称铢的作战指导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集中兵力的军事学术价值，如《淮南子》的作者就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五个手指头轮番敲打，不如握紧拳头狠命一击；一万个人逐个轮番冲锋，不如一百个人一拥而上。（参见《淮南子·兵略训》。）而《百战奇法》则更明确指出“以众击寡，无有不胜”。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度重视运用“分合为变”的手段，来达到避实击虚、集中兵力的目的，“设虚形以分其势”，造成“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的有利态势，牢牢掌控住作战的主动权。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战争指挥者遵循孙子“众寡之用”的原则，善于集中兵力、以镒称铢、避实击虚、化弱为强而打胜仗的情况不胜枚举。后金开创者努尔哈赤勇破明军的萨尔浒之战，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例。
明朝后期，女真人在白山黑水之间悄悄兴起，他们在自己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初建政权、发展实力，渐渐成了气候，开始对明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明王朝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就想通过武力手段将后金这个地方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于是纠集部队，把战争提上议事日程。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二十万大军（明军人数有多种说法，这仅是较为通行的一种），兵分四路，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向后金政权的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合围而来，企图一举荡平后金势力。当时努尔哈赤麾下的后金八旗兵马才区区六万之众，与来犯的明军相比，众寡悬殊自不待言，处境危急一目了然。然而，努尔哈赤却临危不惧，从容镇定，掷地有声说出一句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决心用高度集中兵力的策略，避实击虚，快速机动，各个击破来犯明军。
三月初一，努尔哈赤设伏于萨尔浒山谷，首先一举歼灭了突出冒进的杜松所率明主力西路军。接着，连夜转移兵力，于第二天早晨将进抵萨尔浒山西北的明北路马林军分割包围，痛加聚歼。尔后，努尔哈赤迅速移兵南下，采取诱敌轻进、设伏伺击的打法，对推进至北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明南路刘军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并逼降了协同明南路军作战的朝鲜李氏王朝的部队。明军总指挥杨镐眼睁睁看着北、西、南三路丧师折将，顿足捶胸，欲哭无泪，哀叹大势尽去，赶紧下令行动迟缓的明西南路军李如柏部掉转马头，火速撤退，这才幸免于全军覆没。这场关系到辽东地区归属和后金政权生死存亡的大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努尔哈赤赢得可圈可点，明朝军队输得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