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文化有着人文地理与文化人类学上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这块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易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华之魂的写照，也是燃照今天的火炬。在这一讲中，想着重谈谈这一话题。
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根源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依赖天时地利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对的敌人也是空前强大的。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先民们生活的这一带天气变化无常，洪涝旱灾时常发生，它无情地侵袭着人们，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猛禽野兽袭击人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耑民，鸷鸟攫老弱。”这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洪荒年代，地震频发，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兽与恶禽扑食人类，人类是多么哀哀无告，然而又是多么艰难地与自然界作斗争，以争取生存呵。这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的性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中华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乐天知命，生生不息。前一阵，我从四川都江堰市出差回来，深深感受到当地人民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后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情绪与重建家园的坚毅刚健。作为人文学术的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具有替代宗教、彰显现实人文关怀的意义与功能。
在远古洪荒时代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中，先民们依托氏族血缘关系，筑成集体堡垒，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与外族的凌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对于集体生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言必称“和谐社会”，其实导源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中。孔门弟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先王之道”与其说是个别圣人的说教，毋宁说是远古生民的共识。中华文化之魂就是由这种血亲形态与观念建构而成的。当时的人被牢固的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一切活动都和氏族分不开的。氏族首领由会议民主选举而产生。他们没有什么特权。传说神农亲耕，妻亲织，与其他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氏族的民主精神也反映在集会方面。氏族成员都有权力参与这种会议。一切重大的事情，如氏族首领的选择和更换、物质的分配、血族复仇的决定，都在这种会议上解决。生存的艰难，反而铸成了民风的淳朴、人际的和谐。《庄子》一书中屡屡出现的对氏族社会风俗之美的赞叹，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和，是中国人的最早的生存意识与道德。我曾经很早写过一本书《和：审美理想之维》，其中就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探索中华文化之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趋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顶洞人时期，我国的古人类就已经萌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这种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为普遍的观念。仰韶文化遗址中的死者墓葬的头颅方向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同德，死后也魂归一处，决不分离。战国时著名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的哀辞，《楚辞·九歌》中的终曲是《礼魂》，表达对于魂灵的礼赞。看过香港著名导演鲍方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品的电影《屈原》的人，都会叹赏电影中《礼魂》的舞蹈。“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些美丽的歌词折射出远古人们敬畏魂灵的观念，反映出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对当时人们生死观念的约束，同时也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对自身命运归宿的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图腾观念的发达。墓葬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归宿的关注，图腾则说明人们重视自己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开始探寻本氏族的来源，说明原始人已开始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几千年来备受华夏族的尊崇并成为帝王标志的龙，考其渊源，也是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图腾观念以及后来出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识，正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慎重对待亡灵，追寻远祖，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厚重。孔门的这些经典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近年来，每到清明节，我们本着珍爱生命的观念，悼念身边死去的亲人，追思那些亡故的同胞，怀念先辈，同时，尽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阳光，感怀不已！这几年国家也将清明在内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就是对于我们先祖的追怀与祭祀，它既是对于传统的回归，也是对于明天的进步，古人说：“事死如事生。”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敬重祖先与传统的民族能够创新与发展。现在人们言必称创新，但是创新如果没有传统的人文情怀，则很可能变成乱来！
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神农架林区采集药材，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作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清华大学的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我认为，张先生的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国学既要研究《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也要研究鲜活的文化人类学与现实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说，国学虽然是一种学术文化，但它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结晶。至于国学的精髓，当然还得从经典文化谈起，经典文化是国学的主流形态。不过，经典也是历史地变迁着的，过去只有四书五经能称作经典，诸子学说不能称作经，现在则不然。因为国学是一种新的视野与角度。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分，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构成主要由儒家的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组成，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仅仅将国学精神归纳为某一种学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